中西方生死观差异论文写作模板

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西方哲学里的这个生死问题，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古罗马，死亡是一种诧异。 西方先人，怀着惊异的眼光来面对这世上的一切，这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样形成？死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人会死亡，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诧异。 第二个阶段呢，是对死亡的渴望阶段。 中世纪死亡哲学的一个表现，为什么中世纪会有对死亡的一个渴望呢？ 这就要跟中世纪的哲学发展的背景联系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哲学成为了神学的婢女，也就是说哲学完全是为神学来服务的。 为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都是在宗教背景下产生的哲学家，他们认为死亡并不是说人的一个终点，而是说死亡是人走向天堂，所以他们强调死亡是一个更好的更永恒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早一点到天堂。所以我们说这阶段有一种对于死亡的渴望，这是一种很强大的意识形态。 到第三阶段，对死亡的蔑视，甚至是不再思考死亡，更多的是一种逃避。 人们从宗教的迷雾当中惊醒了，就开始有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不再思考死亡。 所以就进入到了近代西方哲学里对于死亡的一个漠视，从前面到死亡的一个渴望，到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人的一个觉醒，那我们就不谈死亡。 第四个 阶段 就是，是镇定理性地思考，勇敢的面对。 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开始，人就开始有了非常镇定地理性地思考。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死亡意味着什么？ 所以，本文也沿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从这四个角度，来探讨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生死观念。 在古希腊罗马的阶段，从总体上来讲这时候对于死亡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 用自然的眼光来审视。也就是从自然的这个角度和死亡的本性去观察，这时候人还会考虑这类问题，人有没有灵魂，人死之后灵魂到底是不是毁灭的，有没有来世，人生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问题。 当然，从自然角度来思考这些终极性的问题，几乎是初民最自然的思维方式。 第一个呢，是赫拉克利特。 这个哲学家是古希腊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列宁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因为他是唯物主义的鼻祖，他首先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赫拉克利特是古代辩证法的创始人。 赫拉克利特的生死观就是物质的生灭来解决。他摒弃了用非自然，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人的死亡，坚持从人的本身物质属性来解释死亡。他认为死亡并不神秘，用自然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其实是和老庄的思想是近似的，但是他对生死问题是非常辩证的。 赫拉克利特用自然变化的角度来理解生死，它有一个循环论，他就觉得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的循环，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很朴素，很科学的观点，也是大多物唯物主义所持的观点。 后来苏格拉底出现了，他是西方第一个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当中，来评估人生的价值。 苏格拉底的观点，就类似于中国的孔子，儒家对生死的看法，苏格拉底把生死问题，同真善美是联系在一起的。 苏格拉底是西方最伟大最崇高的智者，他用他的生命，给西方甚至是全世界照耀了一条充满理性，真理，而又光明的道路。 这是第一个阶段，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死亡的。我主要谈到了两个人，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 中世纪，这个阶段宗教神学占统治地位，因为有神光的照耀，和宗教的影响，对普通人来讲可能都是求生求死的欲望强烈。 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古罗马的奥古斯丁。这个人年轻的时候纵情于声色，到了30多岁才幡然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比忏悔，并写出了《忏悔录》这本世界名著，于是皈依了基督教。 中世纪的生死观，就是对死亡的一个渴望，这个从人之常情来讲是违背常理的。但中世纪整个环境下，当一个基督教这种神学作为整个主流思想的时候，那么死亡被作为了一个跳板进入天国的一个跳板。生和死之间的有效转化是通过死亡来实现。 到了西方近代哲学，生死问题有了一个转向。 对死亡的蔑视，甚至是不再思考死亡。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灵魂不死。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生死观，就是灵魂不死。 灵魂不死，是无法通过逻辑证明的，第一人是否有灵魂，第二即使有灵魂，灵魂何以不死？ 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有所论述，三大批判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那么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也就是说从逻辑的角度来讲是没有上帝的。 但是，他发现人还是需要有一个上帝。于是，康德又把人的认识能力分成了三种，“感性”，“知性”，“理性”。 我们从感性的角度，还从知性的角度都没有获得灵魂和上帝的认识，因为感性的角度来说，虽然有的人说他能够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但那只是一个人感情的体验。 上帝更多的是一种人生体验。一个不信仰宗教的人，他不会相信上帝存在；但对一个宗教人士，他又是非常虔诚的信仰着上帝。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上帝他不可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在时间和空间当中体现不出来，我们可以通过感性认识各种知识，声音，色彩，气味，但我们没办法运用这些知识来获得关于灵魂、上帝相关的领域。科学知识可以通过规律性逻辑证明，来加以证实，但对于灵魂上帝是没办法的。 关于灵魂不死，康德认为。灵魂不死是没有逻辑的确定的，我是没办法从逻辑的角度来证明的，但是可以从道德角度说明，灵魂也是确定的。 上帝存在我没办法证明，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是存在。如果是被仅仅看作是内在的感受的对象，它不具有普遍性的这个色彩依然没有得到证明，而且，也是证明不出来的，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谈到关于“灵魂不死”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康德的生死观。 康德处理生死，他的重心是放在人怎样使人生更充实。他提出了，想的越多做得越多，你就活得越长。你就活得越长，不是说生命的长度，而是说生命的这种厚度广度。 这是康德所讲生和死的问题，他的重点是放在劳动是享受，是生命的最好方式，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 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没有痛苦，永远快乐，让日常事务都是停留在一个很快乐的情绪状态当中，而且是希望这个快乐的情绪状态，持续时间越长越好。 但是，从哲学家的角度来看，痛苦是理想的光辉，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这是一体两面。 因为人只有在痛苦的状态当中，才会想到摆脱痛苦，才会激发潜能，这是一些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 第三个就是康德对于自杀问题的这个理解。 他的答案是，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发挥自己的这样一个自觉的判断，在自觉能力判断的基础之上，来对自己生命所做出的一个选择。 康德的观点是，从逻辑性的角度来讲，灵魂是没有确定性的，但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他觉得劳动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他就说不一定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有可能是它的宽度和厚度。 我们分析了康德所考虑的，人在自觉与反省能力这个基础之上，对于生命所做出的这种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目标来进行判断。 对于生死问题，黑格尔也有很多探讨。 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他认为死亡是一种生命的扬弃，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马哲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 因为这个辩证法的思想，所以有人甚至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一种死亡哲学。 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的体系当中经过了 逻辑阶段，自然阶段，精神阶段 ，这三个发展阶段。 那么从形式上来讲逻辑阶段和精神阶段，都是绝对精神，以精神与意识的这个状态存在。 首先是先有美的概念，然后人们才能感觉到美的事物，很显然这都是两个非常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 绝对精神他是在运动变化，第一个阶段绝对精神与概念范畴的形式存在，他通过自我的一个否定力量不断地运动变化，然后就进入到了 自然阶段概念 。 但，我们从小接受唯物主义的训练，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讲，就是唯物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更接近我们日常生活。 关于桌子的这个概念，进了自然阶段是什么呢？ 那如何摆脱物质外壳对我的束缚呢，思想这个问题，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绝对精神阶段。 要摆脱物质外壳的束缚，就得重新回到概念范畴，就是回到以精神状态存在的这个阶段。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绝对精神的三个不同的阶段。 后来，唯物主义的先驱费尔巴哈从人的观点、从人本学的观点看待死亡，把死亡看作是“属人”的规定或“人的本性”。他说，“必须从人本学来理解不死的信仰”；“尽管有死，也定要充分地度过一生。” 这个阶段的西方人不再对死亡采取漠视和回避死亡的态度，而是要直面“死亡”，面对死亡去积极的思考人生和筹划人生。 第一个代表人物叔本华， 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追去生命意志 。 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尼采，尼采认为应该重估价值，成为一个创造的超人，永恒重现成就之死。 第三个是海德歌尔。海德歌尔说，人要向死而生。 第四个，是后现代主义，福柯生命最高峰的体验。 通过此文，我们了解到，西方哲学关于死亡的思考与发展，是有一定的进化性的，这些观点，也足以启发中国人，面对生死，勇敢无畏，体验人生。

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值的称赞的。 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屈原：屈原的生死观是彻底积极的。他以最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事业、对待理想,对待一切,连对死亡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与儒家、道家相比,屈原未能在日常生活中为个人提供深刻实用的生存智慧,但他建构了彻底积极的生死观。

择生与择死——屈原与司马迁作者：张曼菱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这种思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令我出入古今，给我一生的精神滋养。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 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 “生？还是死？” 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思考的典型形象。西方人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有时，中国人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 有一个“退麝投岩”的故事。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然后，投岩而亡。这是对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庄严比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扑杀我民族的精英。西南联大的诸教授们跑到了云南。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边”，他们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国耻。同时也准备好了暂不投降。这个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是课堂上的高调。 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联大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