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基础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就业增加.但一定的经济增长在不同经济体和不同历史时期所带来的就业效应会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很大,这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及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以及结构调整加速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只能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宏观经济环境对就业具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在1979-1989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经济增长大致呈现一个不规则变动的周期波动,与此同时,就业增长也与之相随呈现周期波动趋势.其中,1984年GDP增长最快,高达%,而当年就业增长将近%,也处于最高水平,说明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1990-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再度大致呈现一个不规则变动的周期波动,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就业增长率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轨迹没有关联性,经济变动呈现倒“U”型,而就业变动总体上几乎维持一条水平线.例如,1992-1995年经济高位运行,GDP增长率超过10%,但就业增长率没有显著变化,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效应变得微弱;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再度显示增长加快的迹象,但进入新一轮增长的最近4年里,较高的GDP增长不仅没有显示就业增长回升的苗头,反而伴随着失业率不断攀升.这些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很大的非一致性.奥肯定律描述了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该定律表明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即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经济的高增长率伴随着低失业率,低增长率伴随着高失业率.经济学家奥肯依据对美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当经济增长率高于%时,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率低于%时,经济增长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半个百分点.而失业率与其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损失)之比率是1:,即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左右.这一经验性规则揭示了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尽管各国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同向变动、与失业反向变动的关系,已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证实.[2]7 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遵循“奥肯定律”所揭示的一般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10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就业不足的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新一轮高增长伴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例如,1986-1990年,全国GDP年均增长约%,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而1996-2000年,全国GDP年均增长约%,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为%.显然,GDP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差1倍之上.2000-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595、681、770、和8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和%,而同期全国GDP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8%和%.2004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980万人,达到7705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虽然较2003年同比下降个百分点,但与当年%的经济高增长率相比较,其对就业的增长效应极其微弱.也使无业却没登记的失业人员无法涵盖进来;而失业登记的年龄界限为男16—50岁、女16—45岁,与职工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的规定自相矛盾;此外,改革深化过程中,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大批下岗职工也没有纳入失业统计范围.这些都缩减了失业统计范围;国际上一般把7%的失业率定为警戒线,而按照我国的公开失业率,似乎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并不算高,例如,2002年欧盟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美国为%,加拿大为%,转型国家为%,当年我国的公布失业率仅为%.这说明公开失业率可能远远低于真实失业率水平.例如,2000年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而当年进行的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取得相关数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1996年以来对福州、上海、沈阳、西安和武汉五城市连续的调查资料显示失业率一直在8%以上,2002年甚至超过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