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原离骚的研究综述论文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之一，该篇诗作长达375句、近2500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早最长的抒情诗，堪称中国历史第一抒情长诗。离的字意有：分开、分别，离别、离开;割取;相并、成排;陈列;经历;八卦之一，象征火;明;罹，遭受;缡，女子出嫁的佩巾;丽，依附;螭的古字，《广雅·释天》“山神谓之离”。骚的字意有：动乱、骚扰，骚乱、躁动;忧愁;狐臭味;扫。离骚一词，司马迁解释为离忧，王逸解释为别愁，班固解释为遭遇忧愁，近人又有解释为牢骚、劳商的，劳商即楚国流行歌曲名《劳商》。从离骚的字词本身来说，上述解释都有道理，也都能成立。但是，如果从屈原写作这首诗篇的时间、内容及其所欲达成的目的来分析，他是在遭受小人谗陷，被楚怀王冷淡、疏远之际撰写的(公元前313年左右)，是要写给楚怀王听的，意思是“我经历着思想波动，不得重用，便回去干老本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屈原用“离骚”作为篇名，取意为“陈述自己躁动不安的心情”。《离骚》全诗，从内容上可分为三大段落。第一段落，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岂余心之可惩”，共130句，内容分为5小节。小节1 、屈原在《离骚》开篇第一句就自述自己的出身高贵“帝高阳之苗裔兮”，这里的高阳指太昊、少昊。我们知道，屈原出身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巴族的祖先为太昊、少昊;与楚王、楚人、楚国贵族的祖先颛顼相比，少昊曾孺帝颛顼，事见《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因此，屈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楚王和楚国的贵族，你们不要瞧不起我，我的祖先比你们的祖先更高贵。接下来，屈原再述自己出生在虎年虎月虎日的大吉日子(巴人崇尚虎)，天赋聪慧、重视自身修养、志向高远，以及只争朝夕、变法图强、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抱负“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小节2 、讲述自己辅佐楚怀王进行立法改革，欲使楚国实现尧舜禹三代盛世。但是，却遭到小人谗陷，楚王毁约，被疏远、排除在楚国政坛之外。在这里，屈原指天为正，表达自己对祖国对君王的赤诚忠心，并痛惜灵修(楚王)毁约和反复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伤灵修之数化。”所谓楚王毁约，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说法，普通臣僚是不会这样说的。屈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从政，代表着楚国少数民族巴族抗秦的意愿，而且是与楚怀王达成约定的。公元前318年楚怀王被推举为合纵长，领导诸国共同抗秦，屈原正是在这时进入楚国决策层的，而楚怀王看中的则是巴人尚武精神所具有的战斗力。但是，楚怀王在外交问题上反复多变，而且既不精明又没有原则，时而抗秦，时而亲秦，以致失信于天下，失信于国人。屈原在《离骚》中多次用“灵修”代指楚王，例如“夫唯灵修之故也”、“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那么，屈原为何称楚王为“灵修”?显然，这不是楚国贵族、臣僚通用的称呼楚王的方式，而是屈原的独创。这是因为，屈原出身巴族巫师，本名灵均(灵即巫)，因此他有理由认为楚王是大巫师或巫师首领。修字意为美好、高、大，古人以身材高大为美;所谓灵修，即高大的巫师，亦即巫师之首。小节3 、描述自己在任职期间做了大量有益于国家的工作，但是却无法改变众小人钩心斗角奔走钻营的社会现状。自己深切感到时间在虚度，长此下去恐怕到老也实现不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彭咸指巫彭、巫咸，古代著名的巫师;屈原出身祭司，法名灵均，所谓向彭咸学习，就是干自己的老本行。小节4 、描述自己早晨在朝廷上受到指责，傍晚就被罢免了官职，以致情绪非常低落和困惑，心情极为痛苦。尽管如此，自己仍然不肯同流合污，对美好事物的选择也不后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其中特别提及“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所谓“众女嫉余”云云，表明屈原眉毛弯如月，身材修美，风流倜傥，再加上他那特立独行的举止，曾一度强烈吸引了王公贵族及其嫔妃女眷的注意和爱慕，并由此而遭到嫉妒，一时谣言四起。小节5 、描述自己复杂的心情和艰难的选择“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意思是，既然从政而获罪，不如修复自己原来的服装(巴人巫师的民族服装)，去重新做自己的老本行。在保持民族习俗的问题上，屈原的态度是坚决的“民生各有所好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 诗人屈原简介 (约前304-前278年)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之一。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沈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主要著作： 《天问》，《哀郢》，《离骚》 《九歌》：九歌·大司命，九歌·东皇太一，九歌·东君，九歌·国殇，九歌·河伯，九歌·礼魂，九歌·山鬼，九歌·少司命，九歌·湘夫人，九歌·湘君，九歌·云中君 离 骚 《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 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 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 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 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 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 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 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 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 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原文] 离骚（一）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离骚（二）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离骚（三）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掔木根以结茞兮，贯薜荔之落蕊。 离骚（四）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离骚（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离骚（六）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一、理论基础：美善统一 一位优秀的诗人，未必能同时成为一位自成体系的诗歌理论家——因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原本是充满感性经验、富于激情和幻想的形象思维过程；它与借助于概念和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的逻辑思维过程存在着性质的差异。但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基于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而形成某种较为自觉的诗学理念，则又是非常普遍和极为自然的。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在其辞赋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学精神，虽未上升到完备的理论形态，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细致深入的研究探索。 自上古时代以来，基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南方荆楚一带就形成了迥异于北方中原一带的文化类型。关于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史书中多有记载，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由此可以看出其民间巫风之盛行。而北方中原一带，由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的文化传统，明显地富于“实用理性”精神。这是南北文化性质差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终究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会的过程。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在社会心理（或大众文化）的层次上，南北之间的差异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意识形态（或精英文化）的层次上，两者却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而达于基本一致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战国时代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2]如果能将“史官文化”、“巫官文化”的概念，加以确切的厘定，即注明前者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层次，后者更侧重于社会心理的层次，那么范氏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而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屈原诗学精神，也就在南北文化合流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建立起来。 美善统一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上古时代，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凡是从某个观点看来是美的东西，从这同一观点看来也就是善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他们都强调艺术审美方面的“美”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善”应该具有统一的关系。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段文字，何晏在注中引述了孔安国的解释：《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显然，在孔子看来，尽管“善”属于伦理道德的领域，“美”属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两者各有不同的特性，但艺术的最高境界还应该是“尽善尽美”，亦即达到美善统一的理想状态。由于南北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孔子的这一主张，后来对楚国的屈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诗学精神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位正直而富有教养的贵族诗人，屈原很自然地认同和接受了孔子继承西周以来统治思想而形成的儒家意识形态，他不仅是“善”的坚定守卫者和“美”的执着追求者，而且也是美善统一审美主张的热忱响应者。屈原在《九章·抽思》中，提出了“善不由外来”的观念，认为只有努力加强道德自律，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才能达到“善”的高尚境界。同时，在他的诗歌作品中，“美”字也是一个使用次数颇多的语词。根据语境的不同，这些“美”字的实际含义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与“善”字意思相同，可以互训。如《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选》五臣注：“内美，谓忠贞。”）又云：“既莫足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注：“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于共行美德、施善政者。”）如此等等，多指人的内在品质的高尚纯洁，与“善”相通，所以才会出现“美，一作善”的合乎情理的异文。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作出“美与善同意”的解释。他通过文字学的辨析，也同样印证了美善统一观念的悠久历史渊源。另一类则是指能给人带来感官愉快的形体、容貌等外在之“美”，这已经向着真正审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屈原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美人”一词，如《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与余兮目成。”《招魂》：“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均是在此含义上使用的。其他如“美好”、“厥美”等词，也属此类。这类外在之“美”，意义相对独立，有时甚至会出现与内在之“善”相分离的情况，如《离骚》在描绘宓妃时写道：“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既坦率地承认其妩媚动人之容貌，也不因此而忽视或掩饰其骄傲无礼的品格。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孔子的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3]外在容貌之“美”与内在品质之“善”之间的分离现象，实际上乃是由于人类审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致使两者逐渐分化独立而形成的自然趋势。孔子、屈原均未忽视其间的复杂关系，显示出他们的思维触角的敏锐性；但他们对失去“善”之依傍的外在“美”，认为“不足观也矣”，表示要“违弃而改求”，说明他们在主张美善统一、注重和强调社会“政治—伦理”功利性的方面，也同样是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有以“善”反“美”者，但居于主流地位的，毕竟还是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美善统一的思想观念。屈原作为一位正直的贵族大夫，既然其整体思想富于浓厚的儒家色彩，那么他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其诗学精神，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二、思想核心：发愤抒情 尽管屈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的、正统的因素，历史的巨变还是给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它在吸收儒家学说、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更带有鲜明的、时代的、地域的、个人的特征。 具体说来，屈原心目中的“善”，实际上包含着“美政”社会理想和高尚人格理想两个方面。其社会理想以楚国的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指归，其人格理想则以诗人的耿介正直、高尚纯洁为依据。当他以这种被赋予着明确“政治—伦理”内涵的“善”为标准，来观照当时的楚国社会现实，来审视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却发现到处充斥着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政治窳败和品质堕落。他在《离骚》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对屈原而言，真正的悲剧，不仅在于“善”的理想与“恶”的现实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而且在于，前者注定要在后者的暴虐压迫之下趋于毁灭，并且只有经过毁灭才能达到永恒。义无返顾地高举起“善”的标帜，即使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的实际可能，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能不给屈原带来人生命运的深刻悲剧；而人生的悲剧和由此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也成就了屈原诗歌创作的伟大和辉煌，并促使他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发愤抒情”的思想核心，即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学精神。 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都无疑是人类主观情感的抒发。在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宗法社会政治和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人们更为自觉强调的，却是怨愤之情的表达。《诗经》大、小《雅》中所载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代）一批正直贵族的作品，已经开创了这一抒情传统的源头，在其影响深远的怨刺诗中，诗人们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xiōng＠①。”《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可见，他们怨刺的锋芒，不仅指向贵族阶级中反复无常（“反侧”）的奸佞小人，而且指向最高统治者周王的罪过（“王xiōng＠①”）；与此同时，他们也抒发出自己内心悲哀愤懑的感情（“告哀”）。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富于民族特色的怨刺传统，孔子曾经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升华。他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功能，而兼及其艺术审美特性，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关于“可以怨”，孔安国注云：“刺上政。”当然，“怨”的内容决不限于“刺上政”，但结合孔子所据以阐发其诗学思想的《诗经》文本来看，揭露奸邪势力，抨击黑暗政治，亦即所谓“怨”，的确是“怨”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宣扬怨愤之情的合理性，强调怨愤之情的必要性，也就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 显而易见，屈原在直接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诗歌创作倾向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直接继承了孔子所标举的“（诗）可以怨”的诗学理论观点。他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关于后句，王逸《楚辞章句》注释为“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讽谏君也”；朱熹《楚辞集注》注释为“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其情”，二者之说基本一致，也比较恰当。但关于前句，王逸以“贪”释“惜”，朱熹认为“惜者，爱而有忍之意”，都显得非常牵强，不合文意。后世学者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金开诚先生参考前人之说，解释为“哀痛地陈诉以表达心中的忧伤”，可谓深得诗人之旨。其实，屈原所谓“惜诵”，与《诗·小雅·节南山》中的“家父作诵”，意思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两句诗，属于并列的语法关系和对仗的修辞方法，简而言之，即是“发愤抒情”，虽然原本只是对《惜诵》篇意的说明，却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所以堪称是屈原诗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准确表达，具有思想核心的性质。 所谓“发愤抒情”，具体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抒情”，这是艺术的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是诗歌的最具生命力的审美本质。在中国诗歌创作的传统中，抒情的方式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在中国诗学理论的传统中，对于抒情方式的强调和论证，也从来都是最引人注意的核心问题之一。由周代史官编撰、春秋时人补订而成的重要文献《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代的《诗大序》进一步阐发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言志”即是“抒情”。近代学者朱自清先生曾把“诗言志”称为中国诗学理论的“开山的纲领”，正是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精辟中肯地揭示了中国诗歌重视主观抒情的根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屈原提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显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早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是“发愤”，这是在“抒情”的前提下，针对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现象，格外突出地强调诗人的哀怨愤懑之情的抒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怨愤之情既然是人类情感中力度最强的趋向之一，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诗歌艺术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彼岸性的宗教意识极为薄弱、人伦性的宗法政治统辖一切的中国上古时代，情况更是如此。如果说，西周末年那种“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的动乱现实，直接引发了《诗·雅》所载大批政治怨刺诗的出现，那么，战国后期楚国那种“蝉翼为重，千斤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5]的黑暗政治，也同样直接激发了屈原的《离骚》、《九章》等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抒情名篇的创作。一般而言，人们的诗学理论，主要是从既往的诗歌创作倾向中总结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孔子所谓“（诗）可以怨”，就是对《诗·雅》政治怨刺诗的总结和阐发，而屈原以“发愤”作为“抒情”之核心的诗学精神，则从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两方面，对《诗·雅》作品与孔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弘扬，它强调对社会黑暗的深刻批判，并从这深刻的批判中，很自然地显现出理想的强烈光芒。未完,查看连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