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现实生活应用论文

嘿嘿~写的不好，将就着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摘要：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并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在长期停滞后重新实现经济增长，证明了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有利于世界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因而有着多方面的世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似的原理和诸多不同的外界因素改变着两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两国带了了不同的市场与未来。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率、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近年的亚洲经济版图，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其中的一抹亮色。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是世界人口大国，两国国情有很多共同之处，经济增长的模式上也有种种相似以及诸多不同。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样快速的增长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并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从而引发了中国与印度热。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印度崛起的原因是自然而然的和自由化的改革政策，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则得益于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一、中国与印度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国与印度所在的亚洲曾经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在1820年时，中国的GDP 比西欧及其衍生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在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以前，印度是后来成为西方殖民地国家中唯一的工业品出口国，即使到了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地统治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的工业规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殖民地的工业规模都要大。但是，随着西方对印度的殖民，以及对中国的殖民渗透，本来就已处在停滞状态的中印两国经济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大逆转。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与印度，以及这两个大国所在的亚洲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而且大部分贫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人口规模极其巨大的国家里。亚洲的复兴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但是走出亚洲经济复兴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日本。这是因为中国与印度在争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之后，选择了被事实证明是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果未能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贫困。但是，当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对欧洲的赶超，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给中国以巨大的冲击。中国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从而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经济奇迹。面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印度最终也在1992年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结果，在进行转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也发生了在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增长。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希望。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有效地减少和消灭贫困，即财富的创造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而分配至多只能解决公平问题，绝对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大致 4亿左右的贫困人口脱贫。印度在刚开始改革时，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6%，改革仅 8 年，其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就下降了八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有助于减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贫困，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它们都是 “人口年轻”国家，可以为世界带来巨大的红利；它们拥有强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可以让世界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而不通货膨胀；从长期来看，它们将为世界创造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新兴市场。二、中国和印度相似又不同的发展模式1、中国模式：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6年达到11%后，又在2007年增至12%。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改革开放后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否定计划经济的弊端为发端，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和依靠市场调节自发优化资源配置为理论根据而设计和安排的经济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地方分权为行政运作、从农村分田单干起步、公有经济民营化、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模式。从总体上说，这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它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优越性，从而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2、印度模式： 记得家人出差到印度，回来后形容对那里的“落后”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跟中国沿海城市热火朝天的市政建设比起来相形见绌。然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印度发展的潜力及其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随处可见的IT公司招牌挂满大街小巷，迅速发展的服务行业……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长率稳步上升到。2006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突破8％。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了4倍，达到亿人。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它的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非常特殊。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以高科技为先导的服务业优先，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印度采取的战略跟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并不依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而更依靠国内市场以内需为主拉动消费，他们重消费而非投资，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的经济运作。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韧劲。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小。而且，30%至4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3、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印度经济增长率（图）4、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来说最有可比性的话，那就是印度，因为两个国家的很多禀赋都比较相似。由于制度环境和初始条件不同，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也不同，这表现在市场化路径、开放模式和增长道路的差异。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不同，由于中国与印度的国情不同，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而印度在其改革开放以前所实行的则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这种制度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必须要选择不同的改革道路。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要的任务便是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对于印度来说，其通向市场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就可以了。但不管中国和印度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在有一点上却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两国都谨慎地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从而避免了那种发生在前苏联和中东欧计划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乱，以及因为社会动乱而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的模式不同，这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别。就中国而言，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而印度的对外开放则采取了对外投资与自由贸易的方式。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道路不同，中国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而印度则部分地采取后一种经济增长的道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上。三、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未来和所需面对的挑战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挑战。两国共同的问题是坚持通过创造财富来消灭贫困而不要搞平均主义。中国还需要深化以农民土地所有权、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为重点的产权改革，印度则需要改革其限制社会流动、压抑经济活力和削弱人力资本投资的种姓制度。印度与我国相比在经济增长中的优势：开放程度比中国高得多，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关系较好，外部压力较小，精英教育已见成效，印度社会精英阶层整体素质比中国高得多。而印度的劣势是：宗教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动荡，恐怖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外国投资，由于市场过度开放，对本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有些领域经济命脉把持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很差，已经严重束缚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说：“只要政策对症下药，经济成就是会持续下去的，从而相应提高亚洲区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即代表着全球近半的人口，生活素质得到改善。”辛格还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仍是在如何复苏这个问题上。即使亚洲国家并没有受不良证券的拖累，但区内国家多倚靠全球贸易支撑经济，经济变差，需求大减，波及出口贸易。“对中国、印度、印尼这些着重内需的国家来说，外来经济环境不景气，对其冲击不会很大，但对于倚赖出口的经济体来说，影响却甚大。”但辛格补充说：“如今，亚太区经济陆续转佳，截至去年年底，亚洲多数国家的出口更已重回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当中还包括曾遭受最严重打击的国家。”依据2010年一季度的增长率来看，短期内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走向还是会加速前进的。

略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变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就是指政府在调节和控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特定关系。主要包括政府经济职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和政府宏观调控关系三个方面。三者内在逻辑关系是：政府经济职能是基础，它决定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也就是说，政府管什么，决定了它采取什么性质的措施(施用什么性质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又最终决定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性质，即不同性质的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导致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建立的关系类型不同；不向类型(性质)的政府宏观调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和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程度。这样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二个动态的宏观调控模式。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深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转变；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转变。本文试图从这三方面对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变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解决它将对“什么”发挥作用，即宏观调控的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计划经济时以对微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转变为以对宏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这种转变具有以下特点：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不是原来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完全抛弃市场的作用，政府垄断性的调控，而是市场和政府职责合理分工，二者职能互补。市场和政府都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凡是市场配置资源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竞争力、活力等市场都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凡是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充分行使其职能，主要表现为：(1)市场机制既无法控制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又无法控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通货膨胀等同题。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2)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成本高、效益低等特点，这使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这样，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二；(3)经济活动产生的“消极外部性”，即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将部分成本强加于他人而无需支付代价，如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吸引企业自觉控制污染，消除消极的外部性。政府应责无旁贷承担排除经济外部性的职能，这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三：(4)人所共知，虽然市场机制能有效解决效率问题，但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调节社会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四。(5)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在于法律规范的保障。因此，建立法律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五。这五项基本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与市场相互配合、协调互补的产物，表明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 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人们遵循其规律就会成功。否则，就会遭到惩罚。掌握经济规律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我们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一味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无所不包，其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我们逐步突破计划经济的樊篱，实行市场经济，转换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二者协调作用，使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瞩目。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初期，一些国家接受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把政府仅仅置于“守夜人”的地位，弱化政府经济职能，完全让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其结果造成了20世纪 30年代“最深刻、最持久、最广泛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于是，各国纷纷抛弃自由放任思想，而接受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思想，政府由“守夜人”转变为积极“干预者”，强化政府职能，经济活动由政府来调节，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其结果再一次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滞胀”。为此，各国纷纷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采取了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协调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综上所述，中外政府在探求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即合理确定政府经济职能时，都因没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关系而产生失误，这充分证明了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

以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 按：本文仅以曼昆《宏观经济学原理（第三版）》（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Third Edition, N. Gregory Mankiw）中有关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和弹性系数（Elasticity）的最基本原理来为大家分析当前中国税收（广义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主要分析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商品房政策的影响。 弹性系数（Elasticity）：它是指商品的供应量或需求量根据其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改变而作出反应的程度。其数学计算公式为： 弹性系数 = 商品数量的变化百分率 / 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变化百分率 一般情况下，商品数量可分为商品供应数量和商品需求数量，而决定因素（首变因素）可以是商品价格等因素。我们都知道，商品的供应数量和商品的需求数量都是与商品价格相关的。价格升高，供应数量就相对变大，因为供应者觉得有更大的利润可图，所以加大生产量，但需求数量会越小，因为需求者觉得难以负担；价格降低，供应数量会相对减少，因为供应者认为利润比较低，减小生产规模，但需求数量会增加，因为需求者认为划算。那么供应和需求就是必须以价格为核心内容，找准一个价格平衡点，使得在这个价格点上，供应数量和需求数量相等，这样某种特定商品，其社会所生产量正好等于社会消耗量，就达到了供需平衡。这也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最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起的作用。那么根据以上这个公式，我们又引申出来两个概念： 1、供应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供应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需求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如果，某种商品的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大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会导致大额的供应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的叫做弹性供应。如果小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小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即使比较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导致小额的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叫做非弹性供应。 同理，我们可以根据商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敏感，则为弹性需求。如果小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则为非弹性需求。 那么，哪些商品是弹性供应或非弹性供应呢？哪些商品是弹性需求或非弹性需求呢？ 一般而言，奢侈品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因为奢侈品（如2万美圆的天价手机、钻石戒指、劳斯来斯的汽车等）利润比较高，而且奢侈品的供应商不容易转型，所以奢侈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供应数量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但奢侈品对需求者而言，不是生活必需的，是可有可无的，并且很容易找到替代品。比如当劳斯来斯的汽车猛涨价的时候，其消费者很可能就不买劳斯来斯，转而去买奔驰或宝马。钻石戒指猛涨价了，可能消费者就转而去买红宝石的戒指了。故奢侈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需求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弹性系数大于1。 而生活必须品与奢侈品相反，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因为生活必须品（大米、衣服、房子等）是人人都需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都需要）。如果生活必须品的有价格上的变化，供应数量会有更大的变化，比如农民是大米的供应者，如果大米的价格跌了，那么农民会认为卖掉自己辛苦种出来的大米不划算，再加上大米对他自己也是必须的，那么他很可能把大米全部留在自己家里供自己吃，这样供应量就急剧减少了；而如果大米涨价，农民认为赚的钱多，那么很可能他连自己的口粮也要卖掉一部分。这样来说，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供应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但生活必需品确是非弹性需求的，因为人人都要吃饭、穿衣、住房，没有这些人就会饿死冻死，所以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需求数量变化，即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 弄清了弹性系数（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和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以及那些商品是弹性供应而非弹性需求，哪些商品是非弹性供应而弹性需求之后，我们再回顾一下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的基本原理。 曼昆认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就是，政府行为能够改变市场收益。税收显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在本文中，我指的税收都是广义的税收（把社会保险费、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都算进税收范畴）。那么税收最终是由谁来负担呢？ 我们举一个卖冰淇淋的例子。现假设有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由若干个冰淇淋的供应者和冰淇淋的消费者组成。如果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这样就达到了供需平衡。但是突然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生产税，由供应者完税。那么供应者为了保证相同的利润，不得不把冰淇淋的价格由原来的10元抬高到11元（其中1元是完税的，实际销售额还是10元一个，保证了与原来相同的利润。）这样在相同的利润刺激下，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需求者却因此而为每个冰淇淋多支付1元，所以需求数量会减少，由原来的1000个需求数量降低为800个了。这样供需就失去了平衡，生产出来1000个冰淇淋只卖出去800个，冰淇淋剩余了。显然，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而受损失。 为了避免损失，供应者和需求者都会想办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供需重新达到平衡。于是供应者将冰淇淋的价格又由11元降低到元（注意，根据政府的税法，其中1元要完税，供应者的实际销售额是元一个，利润与原来10元一个相比较降低了元），那么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对需求者而言，元的价格，比最开始的10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1000个）要多一点，但毕竟比11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800个）要少一点，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元，我们就假设在元的价格点上，需求量也是900个吧。这样供应量与需求量相等，冰淇淋又重新达到了供需平衡。 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当供需再次在元这个价格点上达到平衡的时候，供应者和需求者还是双方都受到了损失，只不过这种损失要比11元价格点上的损失小一些。在元价格点上，供应者的利润比原来降低了元，而需求者的负担比原来又多出元。那么双方的损失之合，即1元，就被政府以税收的名义征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政府是面向供应者征收的生产税，但经过市场调节，最终税收归属却同时落在供应者和需求者头上。 如果政府征收的不是生产税，而是消费税，情况会如何呢？再来看看吧： 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可以再举例，还是当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达到供需平衡。这时政府出政策了，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消费税，由需求者完税。那么对需求者而言，10元买一个冰淇淋，还要再完税1元，相当于冰淇淋的实际价格涨成了11元。11元的价格点上，供应量不变（因为供应者卖出的实际价格还是10元，利润不变），但需求量降低到了800个，供需不平衡，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实际上是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而受损失。 于是供应者不得不被迫将价格由10元降低为元。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需求者除了每个冰淇淋要负担元之外，还要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所以实际消费价格为元，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元，，需求量由1000个变为900个。这样供需又平衡了 来看看吧：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第一次政府征收1元的生产税，是由供应者负担，结果最后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了元。第二次政府不征收生产税了，征收1元的消费税，是由需求者负担，结果最后还是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元。这就是税收的真正归属问题，即不论政府是向供方还是向需方征税，最终税收必定会由双方承担，谁也讨不了好！（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在天涯经济论坛上发的帖子《谁在为增值税买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你可以用公式推导出来增值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但根据本贴所论述，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三方共同承担了，只不过承担的比例不一样而已。） 那么我已经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帮助大家复习了一下弹性系数和税收归属的基本定义和原理，下面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了。 第一、有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我们把这些看成广义的税收）： 目前国家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必须办理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仅城镇户口）、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仅城镇户口）和生育保险（男女都交）五种。全国各地的缴费比例不一样，一般而言，劳动者个人缴费比例是其工资的11%左右，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该劳动者工资的30%左右（有地区差异）。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国家的政策这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为单位缴费是个人缴费的3倍左右。同样，住房公积金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但最终都存如劳动者的帐户。所以又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也是国家政策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个人占了单位的便宜。但根据我们已经论证过的，税收不论是向用人单位征集的还是向劳动者征集的，最终都会由双方承担。在自由市场中，哪一方也占不到便宜。而且根据我下文的论述，你会发现，问题简直会更加糟糕。因为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占了便宜，而劳动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 把劳动关系看成一个商品市场，我们有两条思路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思路是在这个商品市场中，认为劳动者是供应者，用人单位是需求者，那么很显然，商品就是劳动力（即劳动者提供的智力、体力方面的劳动），货币就是单位提供的工资加福利。劳动力这种商品，对用人单位而言，其实不是必需品，而是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奢侈品有哪些性质？我们再回顾一下，奢侈品的供应者不容易转型，在本例中就表现为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的质量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生改变，比如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短期内可能只能提供法律方面的劳动，你让他提供IT方面的劳动，他得经过长期转型（培训或上研究生）才行，而一般的工人，只能提供力气活的，你让他成为技术蓝领，他也要经过长期培训。奢侈品还有对需求者而言还有一个性质就是可有可无，并且有替代品，我们看看劳动力对用人单位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如果雇工人成本（工资、保险、公积金等）太高，工厂完全可以不雇佣工人，它可以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请几个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反之，如果雇工人成本低，低于全自动化的生产线，那么工厂也许就会实施密集型劳动力的发展路子。这也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在这个思路中，商品市场上的商品——劳动力，是奢侈品，也就符合我们讨论过的奢侈品的性质，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当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保险、公积金等）有一定变化的时候，其供应量变化不大，但其需求量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国家政策是强制用人单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相当于国家强制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这样在市场上，求职的劳动者数量不会有太大变化，但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大幅度地减少。劳动力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于是乎就通过社会平均工资大额降低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价格（工资只是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因为劳动力价格还包括广义的税收，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社会平均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也相应降低，劳动力供应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但用人单位读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于是就形成当今这种“人人有口饭吃，但工资都不高”的局面。更有甚者，工资过低、劳动力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形成民工荒的局面。 所以从第一个思路分析来看，广义的税收（社会保险、公积金）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负担的，而且劳动者负担的份额更多！劳动者丝毫没占到用人单位的便宜，用人单位也丝毫没为劳动者多付出工资外的福利，反而承担了美名！ 我们也可以用第二种思路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认为这个市场中，用人单位是供应者，劳动者是需求者，商品是工资和福利，货币是劳动力。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商品就成了生活必须品。生活必须品的性质是我们讨论过，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同样得出劳动者负担广义税收份额更多的结论！（具体分析不再赘述了，原理和方法与第一种思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时，我们以劳动力市场来做分析，通过两种不同的思路（其实是以两种相反方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都是：不论向谁征收，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而且劳动者承担得更多！ 二、商品房政策（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 同样，商品房市场上，如果把商品房看成商品，把人民币看成货币，那么对供应者（政府、开发商、炒房者）和需求者（普通老百姓）而言，房子是生活必须品，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那么针对房子的一切广义税收，大部分是由需求者（普通老百姓）承担。如果用另一种思路，把人民币看成商品，把房子看成货币，那么普通老百姓就成了供应者，政府、开发商和炒房者就成了需求者。这时的商品——人民币符合奢侈品的特征，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因此，中央银行两次提高住房贷款利息，各地政府出台政策对炒房者征收高额的过户费等措施，表面上看好象是限制房价，实际上经过我们的分析，最终而言还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了大头！ 通过以上两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房市场的分析），我们都得出老百姓承担税收大头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推导出一条普遍的原理：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承担了政府税收，但非弹性的一方承担得更多！这从原理上也很好解释清楚，因为非弹性的一方就意味着数量对价格的变化不敏感，所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弹性的一方意味着数量对价格变化敏感，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因此非弹性的弱势地位者吃亏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从这些经济学原理里边，大家也看清楚了，不论国家政策表面上是如何偏向普通老百姓，其实质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更大胆地下结论，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企业所得税等企业应负担的税收，本来是企业的成本，实际上最终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而且由于劳动者的非弹性特点，大部分都落在了劳动者的头上。 顺便再说说我在文中一笔带过的增值税问题。根据我们的结论，表面上增值税是由消费者承担了，但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者三方承担的。把生产房与流通方的供需看成一个市场，再把流通方与消费者的供需看成另一个市场，就能分析出三方承担的结论了。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愤怒，认为增值税完全是由我们普通老百姓承担；但大家也更不要有什么欣慰，因为对非弹性特点的消费者而言，承担的是增值税的大头。 把我上一段话中的“增值税”三个字换成任何一种国内的税收、福利、保险、社会公共利益等，这句话都可以成立，哪怕是表面上与老百姓完全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