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例子论文

西方社会学家大多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由孔德和迪尔凯姆所开创的实证主义方向，其中包括各种理论流派。尽管各派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社会学不是探讨“应该如何”，而只是客观地阐明社会“究竟是如何”,它不关注于独特的历史事件,而主要关注于社会现象的原因和规律。他们坚持认为社会研究的逻辑方法是假设演绎法，科学假说的陈述必须由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仅当它得到经验证据的完备支持时才是可接受的。获取经验证据需要采用实验、系统观察、调查、访问、文献考察等方法。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技术的运用上有其特点，但它在理论构建、证据搜集、证据分析与评判、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无本质区别。实证主义者把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把自然科学当作科学的范例，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是符合科学的逻辑的。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流派中，较极端的派别是定量主义和数理社会学派。定量主义受心理学的操作主义和生物测量学的影响，强调在任何科学中都必须使用测量和计量的方法。定量主义的倡导者、美国社会学家.伦德伯格主张，任何概念都可以测量，由于定义不明确而无法测量的概念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用处的。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托福、.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学的数量分析技术。他们严格遵循经验实证主义的原则，主张用精心设计的方法从资料中推导出理论。数理学派是50～60年代开始发展的，主张以数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公式来描述和表示社会现象，并运用数学模型或数学符号的运算来模拟真实的社会过程。认为通过数学描述和计算机模拟就能够发现社会规律并对社会发展作出预测。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布莱洛克和.科尔曼等人。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创立了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传统，早期它侧重对城市生态问题的实证研究，提出“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口号，摒弃一切哲学思考和内省方法。后期它又受心理行为主义的影响，只注重对微观社会现象的描述和统计资料的堆积，忽视对宏观现象的把握。作为20世纪中期社会学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直接继承了迪尔凯姆侧重分析社会结构及文化要素的研究传统。这一学派的创始人T.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中将社会化决定论与因果关系论作为他的基本假设，认为由社会化而得到的社会规范、道德与价值观，支配、影响着个人行为，强调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制约性。他还指出，社会学研究应侧重分析文化因素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交换论受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的影响，它借鉴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假设，将个人行为视为通过对不同利益与代价的衡量作出理性选择与决策的产物，认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是：通过经验与观察来揭示个人接受报酬与付出代价的刺激而形成的行为或互动模式。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霍曼斯与社会学现代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布劳都主张以严格的逻辑演绎建立公理形式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科学理论应是一个概括程度不断提高的命题等级系统，所有低层命题都是依据逻辑严格地从高层命题推演得到的。布劳的理论体系包括21个假设、34个主要定理和150个子定理或推论,用以考察和解释社会行动的基本模式。现代功能主义者，如德国社会学家N.卢曼，在构建理论体系时也经常使用演绎方法，即从抽象的假设出发，演绎出一套命题，再从经验世界中寻找验证。

简单的用白话说，案例分析是感性的，它是通过实际事例，分析问题、通过现象看本质，再解决问题、得到推广到其他案例上后的一般解决方法。通过特殊事例寻求共同性，来下结论。它的特点是与实际相结合，可操作性大。但逻辑上不够严谨，理论支持不足。实证研究是理性的，它是通过反复实验、论证，得到结论。它的特点是逻辑严谨。但很可能脱离实际，可操作性比着案例分析来的小。一般来说需要两种方法相结合来分析问题，这样能够通过理论框架得到理论支持，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案例分析就是通过对一个含有问题在内的具体教育情境的描述，或通过对某一教学情境的描述或录像回放，引导教师对这个特殊情境进行讨论的一种校本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是专业技术学习和业务培训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管理原理与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是促进学习和提高教学的有效方法。"实证研究" 英文对照empirical research; empirical study;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实证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根据以上原则，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性研究的产生：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孔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孔德1830到1842年《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的出版，揭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实证主义思潮。实证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实验法（1）观察法：研究者直接观察他人的行为，并把观察结果按时间顺序系统地记录下来，这种研究方法就叫观察法。（自然观察与实验室观察；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2）谈话法：是研究者通过与对象面对面的交谈，在口头信息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对象心理状态的方法。（分为有组织与无组织谈话两种。须注意：一是目标明确。二是讲究方式。三是注意利用“居家优势”。四是尽量做到言简意赅。）（3）测验法：是指通过各种标准化的心理测量量表对被试者进行测验，以评定和了解被试者心理特点的方法。（问卷测试，操作测验和投射测验）（4）个案法：对某一个体、群体或组织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了解、收集全面的资料，从而研究其心理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种方法称为个案法（个案研究）。（5）实验法：研究者在严密控制的环境条件下有目的地给被试者一定的刺激以引发其某种心理反应，并加以研究的方法称为实验法。（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两种）

在《自杀论》的序中，涂尔干提到：“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名副其实的规律，这些规律比任何辩证的论据更能证明社会学是切实可行的。人们将会看到我们希望已经证明的规律。当然，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地弄错，在我们的归纳中超越观察到的事实。但是，至少每一种假设都附有证据，而且我们力求使证据尽可能多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每次将仔细地把推理和解释同被解释的事实明确地区分开来。因此，读者能够评价向他所作的这些解释的根据而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我们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完全基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各种社会现象应被当作事物，即外在于个人的现实来研究。”于是，《自杀论》中遵循的研究程序就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我被其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震撼、启发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梳理不清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模糊抽象的所谓的社会规律可以被条分缕析，可以被归纳总结，甚至从中得出了一条一条真理般的理论。一本著作是需要说服力的；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更是如此。如果仅仅以个人经验或者“某些既广泛又仓促的概括”为依据来解释说明某些社会现象，我想这不仅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而且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因为这种轻率的态度和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科学”，建立在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已经筑起了自己辉煌而牢固的理论大厦，我们今天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简直是完全拜其所赐。但在当时，社会学还停留在那个可悲的猜测和臆断的阶段，就算前人已经把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社会研究领域，但是社会研究方法还等待着后人的探索和建设。涂尔干承担了这个角色，完成了这个使命，并把这种研究方法的程序精准又完整地在《自杀论》中铺开，贯穿始终。在《自杀论》中，涂尔干从自杀现象的定义开始，继而驳斥了以往关于自杀原因的种种解释，接着确定自杀类型，最后由这种分类法发展出有关自杀原因的种种解释。他所依据的一切都是客观的统计资料和已经被证明的自然科学的理论，运用的是“共变法”的实验方法（间接科学实验法“比较法”和控制变量法），这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坚信并坚持了“科学”。因此，“科学”就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体”，没有这个“体”，正如不是由金而是其他材料制成的金壶不称之为金壶一样，那么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就无法名副其实了。在确定了研究方法的原则之后，研究方法的程序如何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如何保证研究程序不打着虚伪的科学旗号，应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相”的问题。有了黄金，要把黄金做成壶而不是盆啊桶啊之类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严格确定和塑造它的“相”。涂尔干在《自杀论》中的研究程序是：首先给所要研究的现象下定义。“那种产生通俗术语的肤浅考察是不可能有把握地弄清事物的这些正常关系的；因此，学者不能把那些符合日常用语的既成事实作为他研究的对象。他倒是应该由他自己来确定他要研究的那些事实，以便使这些事实具有能被科学地探讨所必需的同质性和特异性。……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应该是，确定我们打算在自杀的名称下进行研究的事实的范畴。”类比于自然科学中的分类与定义，涂尔干不厌其烦地把众多干扰确切定义的因素排除在外，最终为自杀下了一个操作定义： “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死亡叫做自杀。”由于操作定义所具有的功能——使一些陈述变量间关系的假说获得验证的机会，这就为后来作者展开对自杀原因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如果不事先设定这样一个前提定义，那么所有的研究、证据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第二步是根据定义收集资料并依据收集到的资料对既有的有关现象的各种假设、解释进行分析批驳。这些资料主要是官方统计出版物，如《奥地利统计资料》（《卫生事业统计资料》）、《比利时统计年鉴》、《普鲁士统计资料》等等。另外还有刊载在各种学术杂志上的文章和其他人的学术著作、论文集等。如在第一编第一章《自杀与心理变态》中，涂尔干利用表格《不同宗教信仰中的精神错乱倾向》看出：“犹太教徒中的精神错乱病人要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因此有理由认为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在犹太教徒中也同样多。然而，恰恰相反的是，犹太教徒中自杀倾向却很微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变化正好和心理变态成反比，而决不是心理变态的后果。”于是由此涂尔干批驳了“自杀是由心理变态引起的”这一观点。最后，对所要研究的对象作一番真正的社会学解释。涂尔干在书中大量使用了“比较法”和“控制变量法”。前者我不熟悉；后者却早有“接触”。那是在我初中学习物理的时候，当时研究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曾经假定了三种情形，分别使物体的表面材质、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和物体的重量保持不变，然后在考察一种物体在另一种物体表面滑行距离的远近，借此来判断摩擦力的大小。当然这样的实验不免简陋粗糙，但实验所采用的方法却是其中最需要初中生们掌握的重点——控制变量法。在《自杀论》中，随处可见控制变量法的应用。比如通过从统计资料中分析相同年龄段中不同性别与自杀率的关系；相同性别中不同婚姻状况与自杀率的关系；相同婚姻状况中不同年龄与自杀率的关系等等，可以得出几个变量与自杀率的关系而不受到众多原因的干扰，也就有助于把因果关系和非因果关系区分开。研究程序是如此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步步为营，由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看上去严密确凿，我相信涂尔干已经大体上塑造出研究方法的模型即“相”。很多符合事实的规律也已经通过这些程序浮出水面。金壶是用来盛水的；但是不管是金壶还是铜壶、不管是金壶还是金盆，都是用来盛水的，有什么区别？就像在社会学还未摆脱个人经验和形而上思想的控制之时，那些学者也是在解释着社会现象。只不过在将体、相限定之后，涂尔干《自杀论》中的实证主义方法的独特之处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用”。“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A.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涂尔干丰富、精深的社会学思想，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在网站上看到的一段话，说明了涂尔干的学术贡献。这是比较宏观的说法。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只是被他精妙的论证和论述折服了，进而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产生了无限的崇敬之情。我们往往对于一些毫无依据的理论嗤之以鼻，尽管在书店中这些书籍汗牛充栋，让人生出“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但是我们除了能够甄别一些这样错误百出的理论之外，一些论据不充分的著述亦能遮蔽我们的视线，迷惑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何获得真知灼见？如何能够把握规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只是需要我们有格物致知的信心和方法，就如涂尔干所做的那样，一定能够把已知事实的范围从自己的脚底下铺设开，不再受到或者少受到各种错误观念和伪科学方法的干扰。这就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用”。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古人有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至于世事，洞若观火。在《自杀论》中，要把自杀的真正原因从那么多不确定的、貌似理所当然的各类猜测中抽离出来，也真是难为涂尔干。但既然他被称为伟大的社会学家，那么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涂尔干借助的正是这庞杂的社会现象。他的著作堪称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能照出角落里隐藏的骚动和不安，并且能在这些现象中准确地击中社会的软肋，令人不得不服——“如果这种约束只是靠习惯和压力来保持，那么和平与和谐就只能在表面上继续存在；身心的不安和不满是潜在的；表面上得到克制的欲望随时会爆发出来。”“因此，当我们说把某种权威强加给个人是必要的，我们的意思绝不是说暴力是建立这种秩序的唯一手段。”这面镜子还照出了自杀者那些或忧郁或激昂或冷漠的脸庞。那么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自杀者在生活中的个人经历消磨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愿望？由于他们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只是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青萍之末，单是这些我们根本无法抓住任何能够实实在在握在手中的东西，就像鲍勃·迪伦所唱的——“那答案在风中飘荡 ”。涂尔干说，“每一个自杀者都给他的行为打上个人的印记，这种个人的印记表示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特定环境，因此不能用这种现象的一般社会原因来解释。但是这些社会原因也必然给它们引起的自杀打上一种特殊的标记，一种表示这些原因的特殊标志。我们所要找的正是这种共同的标志。”在考察了宗教、婚姻、军队、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具体情况之后，他的答案已经由这一阵社会中暗涌的大风带来了。19世纪的欧洲正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法国的大革命的余息从上个世纪延续下来姑且不论，1848年革命横扫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每一块土地都被打上了烙印。之后德意志、意大利轰轰烈烈的统一的王国战争也足够让人们深受震动。在此背景下，在这么剧烈而频繁的变革和颠覆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呢？就算有，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吧。可是自杀率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这就更能显示出那一个不变的因素是多么强大而有力——在这样的时代中居然还能不发生明显的波动，难道不让人产生疑问和兴趣吗？涂尔干如果在一个一成不变而导致停滞不前的社会里依据自杀率的稳定来侃侃而谈自杀的社会原因及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恐怕说服力也会有所削弱吧，因为社会和其他非社会因素本来就是不怎么变动的，自杀率比较稳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没有运动就没有静止、没有骚乱就没有稳定。“有一种完全自由自在的集体生活；各种潮流四处来回流动，以无数不同的方式互相交叉和混合，而且正因为这些潮流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所以不会以某种客观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在相对稳定的自杀率的内部，不同类型的自杀的比例、不同性别的自杀的比例等等发生波动的迹象也会被涂尔干牢牢抓住，然后毫无厌倦地再去追求这些波动的原因，把它们和社会上的某一个事件联系起来。于不变中寻变，于变中寻不变，就是这般辩证的哲学思维。起于青萍之末的大风吹动了天地间的一切，涂尔干却能站在其中，岿然不动。他张开双臂迎接这阵狂风，只因他有能力洞察和捕捉风中飘动的答案。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清醒的捕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