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一
《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述评》
摘要: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开展。本文根据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将其分为起步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以对进一步研究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文化关系;研究述评
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当时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发展备受各界人士的瞩目。此外,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促进了此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及新世纪以后呈现出了新态势和新特点。总的说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成熟,探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颇有意义。我根据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出一些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一、起步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阐述,是在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初见端倪的。1980年,潘懋元在为一机部所属高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讲学时,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指:“从整个社会来说,教育跟政治经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教育所摆的位置和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1]这里的“其他社会现象”还未提及文化的因素。1983年,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对教育内外部规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把外部关系规律修正为:“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2]明确提出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1988年,潘懋元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论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3]认为教育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两种制约因素又需要文化传统这个制约因素的折光反射出来。以上所述都是由一般教育层面来论述的,并未涉及高等教育层面,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掀起一股“文化热”,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开始受到高等教育界的关注。1989年,潘懋元、邬大光合作发表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第一次从理论上明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他们首先分析了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和传递文化的载体与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光反射出来。”[4]如前所述,潘懋元在1988年论述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提及教育受文化传统制约,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来阐述的,而这篇论文将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具体化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来。1990年,潘懋元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文化传统也是制约教育的重要因素。”[5]并论述了高等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是保存、传递、改造和创新文化。储皖中则对专门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作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分别为:一是传递文化,二是促进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三是助于对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和改造,四是创造文化。[6]
在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一部分研究只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简要探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散见于几本著作之中。尽管如此,起步时期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在:首先,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与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其次,明确高等教育面对文化传统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取舍原则。
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才在高教理论界得到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潘懋元、张应强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朱国仁、何云坤、刘海峰、黄福涛、吴岩、侯定凯和薛彦华等人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归纳如下:
(一)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潘懋元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概括为两种关系(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重作用(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和两大功能(传承和创新)[7],为此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线索。一些学者对上述关系、作用与功能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较为集中,朱国仁、薛彦华、张应强和何云坤等对文化的选择、创造、批判、整合等功能专门撰文阐述。黄福涛则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8]此外,开始明确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意义。张应强提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摆脱苏联教育学模式,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解;推动和深化人们对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认识;还可能促使“高等教育文化学”的产生。[9]正如潘懋元为张应强的著作《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作序时谈道:“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瞻望高等教育的未来,都不能只看到经济、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而不对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对许多高等教育现象迷惑不解,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思考不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见简单化;从而对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也难以提出周详准确的对策。因此,从文化的视野研究高等教育很有必要。”[10]
(二)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注重阐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和传播,并与现代化、国际化接轨。刘海峰用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深刻关系,传统文化对近现代高等教育有相当的影响,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中西教育模式经历了冲击、汇聚和融合的过程。[11]别敦荣提出我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的、强烈的民族特性,必须认清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特性,而不能一味地“国际化”或“某国化”。[12]张应强总结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分别是高度的综合性、广泛的弥漫性、显著的民族差异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等四个方面,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13]吴岩则提出“新生中国本土化文化”这一概念,新生本土化文化是西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在这个群体中经过比较、冲突、碰撞、融合、提炼而形成的新型文化。[14]此外,潘懋元和张应强在合作的两篇文章分别谈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现代价值。[15]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90年代研究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学者,兴趣转移,并未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以高等教育的微观领域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走向多元。总结如下。
(一)联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背景。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国际化、大众化、民营化、地方化和终身化。在近十年来,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从国际化和大众化出发。从国际化出发的有郭继超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双向互动》,宋彩萍的《全球化・民族文化・高等教育》,张红霞的《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文化思考――兼谈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戚务念和何齐宗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取向》,白杰瑞和赵振洲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链接》等文章。从大众化出发的有洪芳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李雯和欧阳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解读》,薛天祥的《大众化是一种文化精神――兼评〈大众高等教育论〉一书》。此外,还有学者将多元文化格局作为大背景,如张云洁的《试论多元文化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
(二)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此而引发的教育发展问题,体现在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农村教育和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等。比如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承担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16]
(三)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丰富。除了涉及高校内部的微观领域外,还涉及社会的宏观领域。除了用本学科的知识进行阐述外,还运用了跨学科的视角。在高校微观领域方面,比如以“大学文化”或高校“校园文化”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比较丰富。在社会宏观领域方面,比如黄琦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7]在跨学科视角方面,如张万红和彭勃合作的文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类及文化资源的培植》有所体现。在研究方法方面,一些研究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探讨。陈昌贵和王璐从美国传统文化出发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18]高桂娟和李敏则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考察对象,分析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因为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中国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照。[19]
(四)出版了几本专著。继1999年张应强的专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后,2000年,顾冠华和沈广斌合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一书,全书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本质特征及相互关系出发,分别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特点与优劣,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以及两者间内在的互动功效。2001年,潘懋元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里面有专门一章以文化的视野来看高等教育。可见,专门论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专著并不多,但文化的研究见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或教育哲学的书籍之中。在承认已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发展的余地。
四、结语
本文梳理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概况和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此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对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研究,我提出一些见解。
(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思辨的方法。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从宏观走向微观,是发展的必然,也必然要求运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亦值得我们借鉴。
(二)要考虑高等教育如何为建设新文化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对文化具有创造功能。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化的适应和创造上,就显然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对文化应该有引领的作用,从而实现从适应―创造―引领的功能的转变。
(三)要注意新兴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作用。目前,进入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高等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吸取有益的成分为高等教育服务,亦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4.原引自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湖南大学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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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懋元.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19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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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懋元.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J].厦门大学学报,199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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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应强.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1996,(3):6-12.
[14]吴岩.新生本土化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上海高教研究,1997,(3):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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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健.高等教育应担负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来自西部农村的几则田野调查及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6,(8):19-22.
[17]黄琦.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9(7):104-106.
[18]陈昌贵,王璐.从文化视角透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J].江苏高教,2002,(2):117-121.
[19]高桂娟,李敏.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文化力量[J].江苏高教,2008,(6):146-148.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二
《浅谈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摘要: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本文在分析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从而深刻揭示了教育与文化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教育的文化本性和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育;文化;关系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教育”与“文化”词源上的同义性,反映了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密切性。在汉语中,“文化”一词由“人文化成”简化而来,按照其字面意义来解释就是“文而化之”,其基本含义是通过文治教化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的过程,即“教化”的意思。由此可见,“文化”与“教育”在词源上都是有直接联系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教育即文化,文化即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教育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1.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它包括人类通过后人的学习所掌握的各种思想和技巧,以及用这种思想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文化人类学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借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不仅仅依赖于遗传,而且还依赖于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深受我们生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
就教育而言,可分为两个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两者实际上分属文化的不同层面。教育活动隶属文化的制度层面,而教育理论则隶属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化教育”的代名词,其“制度”色彩自不待言,就是非正规、非正式教育也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零散的,“制度化”的成分在其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讲,教育又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它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它所形成的价值规范是人类价值判断体系的一分子;它所需要的技能、技巧是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它于文化的精神层面,实是生于斯,长于斯,又丰富于斯。
2.文化的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
文化并非只是静态地固守其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屡有变迁,教育也随之嬗变更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知识的构成形态具有原始性,是以直接经验为主,并以感性的、现实的形态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的。这种原始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用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传至下一代。在这里,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方式与文化积累之间并不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传授知识,要求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付出更多的劳动,进行更多的专门训练,因而不能仅仅通过生产和生活中运用简单的示范和模仿,必须要创新专门的传授工具、专门的传授场所以及专门的途径,当然更需要专门的施教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逐步成为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成了专门施教的场所。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付诸于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文化现代化,建构新的文化观――这一现代化中或许是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正在深入人心。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也扬起了风帆,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正在使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适应其具体的要求,使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整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不断加强教育活动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
3.教育可以传播文化,蕴育和创造文化,促进文化变迁
传播在文化变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的流动现象。文化传播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教育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一,教育可以对传播内容加以选择整理;第二,教育过程中可随时接受反馈,修正传播内容、渠道,避免所传文化的失真;第三,传播者大多是“闻道在先”的,值得信赖,易于为受传者接受;第四,传者与受传者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可建立起稳定、亲密的联系;第五,可利用远距离教育、班级授课等组织形式,大范围地进行文化传播。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另一重要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过程就是创造文化的过程。教育在传递、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复制文化,它或因社会变革、受教育者不同的身心状况以及教育者自身价值观的差异,赋予已有文化以新的文化意义;或因融合、汇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使原有文化发生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化要素。这些新的文化意义或文化要素往往会成为文化创造和革新的萌芽。
二、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
教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新时期的教育必然会对文化的变迁有所应对,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文化对教育的调适
教育对新时期文化的适应性调整不仅是教育中人的主观意欲而且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新时期教育变革的大势所趋。教育受文化所趋而进行的调适在教育的各个层级都应有所体现,但鉴于任何文化首先是一种价值之源,则文化对教育的调适最应该在教育价值的提升上有所反映。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便具有了价值属性。“所谓教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认识、评价、界定或描述就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价值理念。教育价值理念作用于人们的教育行为是以意识为中介的,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必然来源于意识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这一点在当前文化形态下表现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把教育当作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作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在新时期的文化形态下,教育价值要凸显文化中的主流因素即现代性文化的精华,就不应只是有利于实现技术的现代性文化而更要追求解放的现代性文化。亦即,教育价值不应只是迅速发展的社会所需求的有利于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这种价值如同技术的现代性文化一样,虽然是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发展正需要的,但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价值而非教育的永恒价值。教育价值对新时期文化的调适还应该表现在教育对人性的合理自由与相对理性以及对社会民主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此,教育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递者,理应承担起创新文化的使命。
2.教育对文化的创新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探讨教育对文化进行创新的可能。
一方面,我国传统型文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中心主义,这种道德中心主义重伦理规范、人伦关系,对维系社会及家庭的和谐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极端的道德中心主义又确实钳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民主意识,一直以来的教育活动也是以社会道德及伦理规范为蓝本来塑造受教育者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在这种保守的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导引下,教育之于社会生产力及人自身意义上的生存发展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彰显。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教育应该培养具有独立理性、科学精神、民主观念等现代文化精神及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缺乏自主判断和个人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臣民或顺民。唯此,教育方能通过对人的影响反作用于文化,进一步推进当前文化的现代创新,步入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核心精神如自由、理性、科学、民主等意识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无疑应该在新时期深深地植根到我们的教育价值中。那么,我们的教育应辩证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就应该更多地弘扬人文精神,突出受教育者的个人生活空同的建构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养成。亦即,当前文化形态下的教育理念在输入西方现代文化中那些我们所缺乏的诸如科学民主意识和自由理性精神等优秀元素的同时,不应舍弃传统型文化中仍具有现代意义并且经过适度改造后将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元素。在新时期,教育负载着现代理性文化启蒙的时代重任,同时也应承担起传统人文精神升华的历史使命。
此外,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尽管其语义含混、内涵不明,但其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反基础主义等理论特征,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等文化特征,以及分裂、偶然、不确定、非连续、不可表达、不可设定等思维和心理特征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教育过程中则应更多地给人以自由思维的空间,给人的个性以充分发展的可能。但是,“后现代性从现代性而来,只有吸纳了现代性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后现代性潜质才能转化成同现代性相辅相成的活力。”因此,新时期的教育对文化的创新关键,仍在于从传统型向现代性文化嬗变过程中对道德中心主义的扬弃及对工具或价值理性的审度。
结语
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与教育的确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教育。如果抽去了文化,教育就不仅失却其内容,而且会失却其作用,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抛却了教育,文化就成了不可思议之物,无由存在和发展。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互相部分包含,互相作用,并互为目的与手段的交融关系。
参考文献
[1]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摘要: 基于对思辨与实证研究范式的分析, 探讨文献综述的特点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指出研究方法应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独特性, 所谓“文献法”不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而研究整合法是基于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方法, 它强调系统地收集、检索与筛选文献。元分析是研究整合法中最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 旨在通过统计分析技术量化地整合相关研究主题的已有文献研究结果。研究整合法对撰写更为客观严谨的文献综述, 提升教育研究论文质量和促进教育研究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 研究整合法; 元分析; 对于教育学发展而言, 研究方法是决定教育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 它意味着教育学的科学性质。 当前, 在教育研究文献中, 比如, 调研报告、学位论文等, 经常看到有研究者在研究方法部分强调使用了“ 文献法 ” (也称为“文献综述法”或“文献研究法”) 。这种所谓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在撰写文献综述时, 对收集和整理的一些以往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传统意义上描述性地分析与概括, 并以此作为提出研究问题的基础。对此, 有些教育研究者提出异议, 有人指出“文献法”不是研究方法, 而有人则强调它是研究方法, 甚至有时两种观点发生激烈的争论。 从研究方法的视角来看, 这种“文献法”能称之为研究方法吗?对于这个问题的澄清, 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研究方法的性质和完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 也有助于提升教育研究质量。 一、研究方法的范式之争 要明确“文献法”是否为一种研究方法, 有必要先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加以梳理, 了解此问题背后的研究范式之争。教育研究范式是基于相应的方法论而形成的研究规范或模式, 它指导着科学研究采用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当前科学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式可以简单概括为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 这也是教育研究的基本范式。其中, 思辨研究关注解决应然问题, 强调建构概念、理论和观点, 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概念的、规范的问题, 而实证研究关注解决实然问题, 强调基于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信息来推论研究结果。 具体而言, 教育研究的思辨与实证范式有着不同哲学基础和研究取向。思辨研究强调研究者运用辩证法等哲学方法, 通过对事物或现象进行逻辑分析, 阐述思想或理论。有观点认为, 思辨研究方法有着独特的本体论价值和突出的认识论价值, 这决定了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实证研究则注重直接经验的作用, 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或调查, 对收集的数据或信息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和解释, 以事实为证据探讨事物的本质属性或规律。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中, 思辨研究范式长期占有主导地位, 不过, 近年来实证研究不断受到关注。事实上, 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不冲突对立, 实证研究往往需要思辨为依托, 思辨研究也需要实证来验证。 当前, 西方教育研究方法体系强烈地表现出实证研究的特征, 其背后以实证论作为哲学理念支撑, 认为所有知识都源自于感官经验, 进而生成新的知识。西方教育研究方法在传统上倾向于使用量化研究, 随后质性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受到重视, 目前更倾向于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混合研究方法。量化、质性研究以及混合研究等实证方法已经成为西方教育研究方法的主流。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 也有人强调科学研究规范的核心是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 在实证研究者看来, 撰写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综述而采用的所谓“文献法”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方法, 不具有实证研究的特征, 缺少系统规范的、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1.关于文献综述 针对一个研究主题, 人们往往从不同研究视角或基于不同理论加以探讨, 这也促使相关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丰富的知识体系。因此, 每一位研究者在针对一个研究主题开展一项新的研究时, 往往需要收集、整理大量以往研究文献, 并分析、综合与新研究相关的信息, 据此为提出新研究问题做准备。文献综述往往体现着以往众多研究者的努力和成果。 具体而言, 文献综述是一种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文献进行的“再研究”, 属于“元研究”即“研究之研究”的范畴。对与研究主题有关的以往研究文献进行综合概括, 有助于研究者充分了解以往研究的进展与不足, 在新旧研究之间建立起联系。良好的文献综述通过广泛研究文献的探讨, 聚焦到研究者想探讨的研究问题上, 讨论和发现新的研究问题, 说明为什么要进行新的研究, 为明确一个新研究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提供依据。 可见, 文献综述在教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是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文献综述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献法”。 2.研究方法的特征 文献综述的撰写要服从于研究的主题和方法论。虽然从思辨研究的视角来看, “文献法”具有思辨研究的性质, 但是, 它是否能称之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值得商榷。 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包含一套程序或标准, 这套程序或标准表明研究结果是怎样获得的, 而且可以为同行重复采用, 这套程序或标准就是“科学方法”。宏观而言, 研究方法指的是研究方法的体系, 包括方法论、研究范式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等。微观而言, 研究方法指具体的研究方法, 是研究者为了揭示事物的特点或规律, 而采用的系统的、规范的、可重复的研究程序。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研究目的的实现, 往往表现为直接服务于研究目的而采用的研究工具或技术。 概括而言, 在微观层面上, 教育研究方法一般要具有三个特性: 一是科学性。 科学的进步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发展,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强调研究依据相关理论或观察事实, 提出研究问题, 设计研究方案, 收集分析资料, 验证研究问题, 以认识和探讨事物真相。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导, 这也影响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从实证研究的视角看来, 仅仅凭借思辨方式进行研究, 其科学性很容易受到质疑。不过, 对于“科学”本身的辨析, 基于不同的哲学观, 思辨研究者仍然有理由坚称思辨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具有其科学性, 对此实证研究者似乎并不能从哲学观及认识论本质上彻底予以批判。 二是系统性。 研究方法应具有系统的、规范的程序或策略, 并且人们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规范应达成共识。当前, 一些教育研究报告或论文的文献综述, 采用所谓的“文献法”并不具有系统性:一方面, 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检索和收集缺乏系统性;另一方面, 对以往研究文献的分析缺乏系统性。一些文献综述并没有制定文献分析的标准和程序, 缺乏对以往文献的数据或信息进行严谨分析的技术和工具。 三是独特性。 不同性质的研究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具有不同于其他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服务于特定的研究目的, 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研究领域中, 几乎所有的研究报告或学位论文都要撰写文献综述, 都涉及对以往文献的分析讨论和综合概括,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即使“文献法”强调具有思辨研究的性质, 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具有特殊性, 不是一种特定的研究工具, 也不能称之为研究方法。而一些受到广泛认可的具体研究方法, 比如问卷法、访谈法等, 之所以能称之为研究方法, 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具有特殊性, 服务于其适用的特定研究目的。 3.“文献法”不是研究方法 通过研究方法的特征分析可见, 对于教育研究而言, 撰写文献综述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文献综述是为一个研究使用相应的研究方法做准备或铺垫, 它是一个研究的重要环节或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传统意义上描述性的文献综述缺乏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它本身并不属于具体研究方法的范畴。 即便思辨研究者认为撰写文献综述就是使用了“文献法”, 这种判断本身存在着思辨的逻辑误区, 即“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之间建立起来的逻辑关系仍然缺乏充分依据。文献综述是一篇教育研究报告或论文研究框架的基本内容之一, 它本身并不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并没有必然联系, 如果一篇研究报告中有“文献综述”部分, 就称之为“文献法”, 这种逻辑关系显然存在不合理性。 因此, 不论从思辨研究的视角, 还是实证研究的视角, “文献法”的说法都很难成立, 而且这种说法过于模糊, 不够科学严谨, 没有表明具体的研究方法。况且, 对于大多数教育研究报告或论文而言, 不论研究者扛着实证研究的大旗, 还是走思辨研究的道路, 其研究目的往往并不是为了撰写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的质量并不决定研究目的的实现, 而研究方法则决定是否能实现研究目的, 因此, 也不能仅凭撰写了文献综述就强调研究使用了所谓的“文献法”。 当然, 撰写文献综述并不排斥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一篇研究报告采用科学、系统、独特的方法来撰写文献综述, 那么这种方法就可以称为研究方法。比如, 在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 “文献研究”作为独立的研究方式主要是利用二手资料进行分析, 文献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内容分析法、二次分析法 (元分析法) 、统计资料分析方法等。在教育研究领域, 有针对以往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性的研究方法, 它探讨以往研究文献的特点和规律, 对研究文献进行科学、系统、独特地分析综合与归纳概括, 并服务于研究目的。不过, 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不称之为所谓的“文献法”, 而被称为“研究整合法”。元分析法是研究整合法中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 三、研究整合法: 一种文献综述的方法 1.关于研究整合法 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 人们提倡一种更为科学严谨地综述已有研究文献的方法, 即研究整合法(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研究整合法是一种基于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方法, 对以往的研究报告进行系统分析, 以生成新的知识或解释, 它包括拟订研究问题, 检索相关文献, 评价、分析、综合数据资料, 并解释研究结果等。研究整合法不同于所谓的“文献法”, 它强调研究要有系统的、明确的文献收集、检索与筛选的方法, 这意味着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收集、组织与管理。 研究整合法对分析已有研究文献具有重要作用, 它不仅有助于全面整体地、更为完善地认识已有研究文献, 以建立新旧科学知识的联系, 而且也有助于人们提升对已有研究的认识, 并拓展已有研究的范围。此外, 研究整合法之所以重要, 还因为其有助于人们认识已有研究的共识和冲突, 尤其针对相同的研究主题, 使用类似的研究设计而出现矛盾的研究结果时, 研究整合法有助于分析成因。对于教育科学而言, 与人的行为相关的研究情境更为复杂, 许多干扰因素难以排除, 一些自相矛盾的教育研究结果也备受质疑。而且每个研究在时间、样本、情境方面都具有特殊性, 每个独立的研究难以帮助人们基于研究结果作出决策, 这时研究整合法就具有重要意义。在教育研究领域提倡研究整合法, 有助于对相关研究主题的各种研究结果加以整合, 并对研究结果的多样性和矛盾之处作出解释。 研究整合法强调实证研究的理念和方法, 注重以往研究者的研究事实, 而不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或观点。研究整合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 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它是有效的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 它更为客观清晰地呈现研究现状, 更能反映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表现。研究整合法的不足在于, 它需要有充足的时间和文献资源来实施这种方法, 需要长期的实证研究及后续分析的积累。此外, 一些研究整合法的具体方法 (比如元分析法) 常常被认为分析技术上过于复杂, 因此对研究报告的撰写者和阅读者都可能具有挑战性。 概括而言, 研究整合法是运用特定的研究工具或手段对以往教育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讲, 研究整合法之所以称之为研究方法, 是因为它包括一系列科学的、系统的、特殊的研究方法。研究整合法强调发挥方法上的优势, 尤其是统计方法的运用, 使用系统分析技术对文献进行整合和综述。在研究整合法的一系列具体研究方法中, 元分析法受到广泛关注。 2.关于元分析法 元分析 (Meta-analysis) 是研究整合法中最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 在教育文献研究中受到推崇。一些研究者把元分析界定为一种研究方法, 而另一些人更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研究整合法的统计分析方法和技术, 也有学者甚至把元分析作为研究整合法的同义语。有人认为元分析在变量编码等研究环节具有其独特性, 它不仅仅是一种统计技术, 也是一种研究方法, 甚至元分析可以等同于研究整合法, 旨在定量地整合相关研究主题的已有研究结果, 从而确定这个研究主题的研究现状。 元分析有一套量化的统计方法, 可以用来综合分析大量研究数据和资料。元分析并不对以往研究结果做预判, 而是追求整体地看待以往研究结果, 目的在于得出有意义的推论。元分析的主要优点在于其具有规范或标准, 在分析已有研究结果的过程中, 能够对以往研究进行整合的过程做出清晰报告, 以便于公开接受审核或重复验证;而且, 元分析能够以一种更有效、更细致的方式对大量以往研究文献进行有组织地分析与概括, 有助于发现已有研究的效用和相互关系。 元分析有着细致的研究步骤, 概括而言, 主要是界定研究问题、检索收集文献、对研究结果进行编码、确定共同的测量指标、对已有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等。 四、对教育研究报告及论文撰写的建议 1.提升文献综述的思辨研究水平 当前教育研究报告及论文中, 文献综述的撰写方式多属于思辨研究的范畴, 往往是对以往相关文献进行逻辑思辨分析, 这无可厚非。思辨与其他研究范式并不冲突, 教育研究范式应提倡多元化及各种研究范式的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思辨与实证研究基于“应然”与“实然”不同视角来考察研究主题, 一些通过思辨研究方式来探讨的问题难以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来解决, 思辨研究方法有助于全面评估实证研究, 审视研究方法、概念、理论、反思和观点, 教育研究经常需要综合使用实证与思辨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 实证和思辨两种基本方法是互相渗透的, 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观察者的解释。教育研究方法既需要基于“应然”对教育现状及其理论发展的严谨思辨, 也需要基于“实然”对教育规律及特点开展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教育研究不仅要充分关注价值判断的取向, 也要充分强调事实判断的取向。 但是, 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综述的思辨质量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 有研究针对我国部分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进行分析, 指出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文献综述, 罗列文献, 缺乏实质的综述;参考的文献数量不够充分, 文献来源单一、缺乏精心选择;缺乏对文献的深度阅读和分析, 难以对相关主题的已有研究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文献综述结构不合理, 写作不够规范。因此, 应提高撰写文献综述的思辨研究水平, 加强对已有文献的逻辑分析与概括的训练。 2.重视文献综述的实证方法 从当前教育研究论文所使用的研究范式来看, 有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教育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指出思辨研究仍然是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 量化研究比例很小, 呈现逐年略有上升趋势。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方法体系之中, 实证研究方法越发受到重视。教育研究不断强调通过客观的、可证实的、可重复的实证方法来探讨相关教育研究问题。对于文献综述而言, 传统描述性的文献综述往往很难消除读者的种种质疑, 研究者可能会在主观上为了确保研究逻辑的一致性, 突出某种研究结论, 而回避既有研究中一些重要文献, 进而丢掉科学研究的客观公正性。 因此, 基于实证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来撰写文献综述, 有助于提升文献综述的质量, 也会更令人信服。元分析等研究整合法作为基于实证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 它们对于文献综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研究者希望提升对以往研究文献分析的质量, 那么采用元分析等研究整合法有助于撰写更为客观严谨的文献综述。 当然, 教育研究是否采用元分析等研究整合法来撰写文献综述, 要依据其研究目的。事实上, 一些教育研究报告的研究主题并不是以探讨以往研究文献为目的, 文献综述是研究的基础前提, 而不是研究的目的, 不一定要采用元分析等研究整合法来撰写文献综述。一个研究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来撰写文献综述, 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方法要服务于研究目的。如果一篇研究报告或论文以“研究整合法”或“元分析法”等实证方式来进行文献分析, 有助于实现研究目的, 那么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 元分析作为一种量化的研究整合法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不断发展起来。元分析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数量和质量有一定的基本要求, 需要相关研究领域前期积累大量的研究文献, 由于我国某些教育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积累有限, 元分析等研究整合法的应用可能受到限制, 需要不断努力开展丰富的教育研究来加以突破。 从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来看, 通过研究整合法 (比如元分析法) 等实证研究方式进行文献综述, 对提升教育研究论文质量和促进教育研究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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