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论文范文化对比的论文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教育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一样成为构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比较教育学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美特殊教育比较研究

【摘 要】中国历来对残障个体非常关照，在公立学校也能照顾到残障儿童，中国现行的特殊教育很像1975年美国实施的残疾儿童教育条例。中国在特殊教育上的规划与美国无明显差异。本研究中，关于中美两国教师在帮助特殊儿童时能得到的支持问题上开展了一项调查，以比较两国特殊教育。

【关键词】特殊教育 专家指导 特殊教室 班额

毋庸置疑，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上强大而进取的国家。但在特殊教育方面，美国为其他各国做出了榜样。

一、中国的特殊教育

中国的特殊教育与美国先前在1975年实施的残疾儿童教育条例相似。在中国，有一些对特殊教育进展影响深远的重要法律法规。1982年，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有教育残疾人的义务，这是中国在特殊教育方面的第一个法规。

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这一基础得以巩固(Worrell & Taber，2009)，规定所有儿童都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力――6年小学教育和3年中学教育。特殊学校是为视觉、听觉和智力等方面有障碍的儿童设立的。在1990年实施的《残疾人保护法》中强调：家庭、工作单位和社区组织有关照残疾人的责任。1994年，这一法律被残疾人教育条例落实巩固，实行特殊教师资格证书体制(Deng & Harris, 2008)。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都要求为特殊个体分担教育责任。

中国正为教育残障儿童做更多努力。在中国，普通教育也接受残障儿童，但教育结果却不如人意。“普通教室学习”计划是为能够适应公立学校生活和学习的残障儿童准备的(Worrell & Taber, 2009)。目前，在普通教室中有三种残障：视力障碍、听力障碍和智力障碍。中国在这一计划上入学儿童数量显著增加，成就显著(Worrell & Taber，2009)。

二、美国的特殊教育

1975年以来，美国为所有残障学生保证了免费而相应的教育。《残疾儿童教育法案》认定13种残障，分别是：孤独症、发展迟滞、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情绪困扰、创伤性脑损伤、语言和言语障碍、盲或聋、多种障碍、肢体伤残、智力落后、其他的健康损坏和特定的学习障碍。目前为止，发生率最高的是学习障碍(disability , 2011)。

在美国学校，特殊教育一贯坚持实施。教师尝试自己的方法后，根据需要会把学习困难学生转交给“学生研究小组”，这是设立在所有初级学校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个部门，有时也称“儿童研究小组”或“学生成功小组”。它是一个多元小组，包含学校校长(或其他被校长授权的人)、针对未受到足够关注学生的咨询教师、学生家长、一名特殊教育专家、一名学校心理咨询教师、一名护士和其他必要人员，如双语翻译(如果该生是第二语言受教育)。研究小组先分析学生的课堂作业，在小组内头脑风暴一些措施来帮助该生。他们会先尝试其他方法，当没有最优方法之后，才测试该生是否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服务。如果儿童符合特殊教育的条件，将生成关于该生的教育个别化项目(IEP)报告。

IEP会提供给学生上学需要的所有支持，包括为学生量身设计的目标、不受环境限制的教育安排、咨询、辅助性技术、食宿、行为支持、转学、交通等服务。学生的IEP报告有效期一年。IEP会至少每年1次复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改变儿童的教育规划。在一学年里家长会收到几个进步报告单，详述儿童在特殊教育目标上的进步。每3年，学生会被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仍需特殊教育服务，由学校心理教师和特殊教育专家完成该测试。

在美国，针对学习困难儿童的特殊教育是艰辛的实践，为与已有的法律和规范适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在国家范围内，已确保了特殊教育服务的一致性。

三、中美特殊教育对比

特殊教育在美国执行良好，这归功于2004年《残疾儿童教育法案》，它是美国规范特殊教育的法案。不管儿童在哪入学、学校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是中产阶级还是贫民，所有的服务都完全一样。而中国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执行不够坚持，因为现行中国学校的不同环境和服务与美国不同，对两国系统的对比不好进行。一些中国学校也有IEP，在一些普通学校也有残障儿童，但中国的确认过程还未标准化。

1.方法。

中美特殊教育背景虽不同，但可对比中美教师帮助学困学生过程中得到的支持。感谢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支持，让作者有幸到石家庄市两所公立小学参观并与其教师座谈。为了研究中美特殊教育的差异，在这两所学校和美国的三所学校开展了调查，研究对象为自愿参与调查研究的五年级教师，调查内容是如下问题：①您班上有多少学生?②是否有过专家到您的班上指导学习困难儿童?③是否有过学习困难儿童去特殊教室接受指导?

2.调查结果。

与中国相比，美国班额明显要小，中、美班额平均数分别为、。美国研究中有的实施专家指导，然而在中国的研究却没有。美国研究中有送孩子去特殊教室，但在中国的研究却没有。所有的美国特殊教育都得益于专家指导和送往特殊教室的保障，但中国的研究中却没有。

四、讨论

调查结果中描述的小班教学是美国典型的教室模式(OECD，2009)，美国有法律限制班额，1～5年级班额很少超过30。一些州禁止1～3年级班额超过20。中国的班额大可能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致，但班额过大使教学个性化的实现受限。

在调查中，美国特殊教育的一贯坚持与中国的不够坚持可能是由于以下因素：美国要求其学校提供一个“统一地点”用于常规教育和特殊教育。此外，所有学校都至少有一名特殊教育专家和一名学校心理咨询教师。

尽管中国实行的“普通教室学习”计划和美国的专家指导有相似性，但仍有诸多不同。美国的政策是基于机会均等、自由政治系统和多元文化，但中国长久以来有层级管理制度，平等和地方自治程度有待提高。中国小学教育目标是让大多数儿童有机会上学(即行使受教育权)。美国的专家指导和送往特殊教室的目的是让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中国很多有严重障碍或多种障碍的儿童，甚至中度残障的儿童都没有学上。中国特殊教育系统仍简单而缺乏系统性，个性化教育项目、不受环境限制的教育和家长参与教育在中国还不太普遍(Deng, Poon-McBrayer & Farnsworth, 2001)。而且，“普通教室学习”计划并不是专家指导的反映，而恰恰是反映了师资的缺乏和受地域限制。

五、结论

美国残障儿童接受特殊教育的均等性确保了所有儿童能够受到得当教育，美国在这方面为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中国应该在特殊教育方面做出一些努力。首先，各学校准备“统一地点”用于特殊教育教室。其次，为有残障儿童的大班额班级教师配备协助人力。再次，教师培训也很重要，大学应扩大特殊教育专业规模，增加师资。普通教育中的教师也应接受美国专家指导式培训。最后，应制定法律法规限制班额，减轻教师负担。

中外创业教育比较研究

[摘要]创业教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本文通过研究创业教育在国外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结合中国创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分析目前中国创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以及不足，并通过国内外创业教育比较，给当前中国发展创业教育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创业 创业教育 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选择自主创业的毕业生的人数逐渐增多，“创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各个学校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给创业教育下定义的：“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是指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它对于拿薪水的人同样重要，因为用人机构或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正在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神，创业和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管理技能。”

创业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它对于提高国家创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职业学校学生的知识转化、加强学生与外部世界的合作、解决学生就业问题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创业教育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实施和加强创业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选择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的创业教育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因为这三个国家的创业教育体系已相对比较成熟与完备。而我国目前的创业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尚未形成统一的模式，目前主要集中在课堂理论传授的层面，因此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在创业教育上的先进理念与教育方法能够为我国高校提供宝贵的借鉴作用。

一、国外创业教育的研究现状

国外的创业教育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创业教育”一词最早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

(一)美国

国外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始于20世纪早期，而美国是最早开设创业课程的国家之一，于1919年就开始在大学设立创业教育类课程，而近期这20年是美国创业教育研究发展最为活跃、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美国的创业教育已经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直到研究生的正规教育都涉及到了创业教育。到2005年年初，美国已有160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创业教育的课程。所以现今在美国的创业热潮中，大学生的创业活动格外引人关注。

(二)英国

关于英国的创业教育目前主要有两种课程，一是“为创业”课程，二是“关于创业”课程。这两种课程的主要区别在于配备的教师是不同的，另外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也有一定区别。开展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师有兼职教师，大部分有过实业管理经验，并且曾经创立过自己的企业。

(三)日本

日本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上把创业教育放进必修课的地位，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学习创业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创业选择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和态度，另外还为学生将来的创业生活所必备的基本技能和交际能力打下基础。

二、国内创业教育的研究现状

我国的创业教育研究相对要晚一些，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8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创业研究中心，于是开始了我国创业教育的研究及推广工作。与国外的创业教育研究相比而言，我国的创业教育研究依然还处于初始状态。截止到今天，也只有很少的试点学校有创业教育课程，而且还没有统一或权威的教材。除此之外，我国的创业教育及其研究在研究队伍、平台、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均呈现出了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事创业教育的专门研究队伍缺乏;第二，创业教育研究的平台没有很好地搭建;第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创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在内容、方法、氛围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改善。

三、国内外创业教育的比较

国内外关于创业教育研究的起点不一样，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凸显出许多各自鲜明的特点，下面主要就国内外创业教育的现状做出比较。

(一)国内外创业教育理念的比较

国外创业教育的教育理念具有很明显的特色，主张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学的重点在于对受教育者个人潜能的挖掘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以单一专业或技能的传授为目的。采用大量的案例启发学生，学生通过分析研究，引发创业兴趣，建立创业思想，进行自我创业设计。由于我国学校从事创业教育的时间比较短，从2002年开始，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开展试点工作，因此到今天不仅没有形成鲜明的创业教育理念，就连对创业教育的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二)国内外创业教育研究的比较

美国大学对创业教育研究十分重视，致使凡有条件的学校都必须设立专门的创业教育研究室、创业中心和创业研究会。而我国目前的创业教育大部分都是表面层次的工作，真正静下来认真思考过创业教育、潜心研究创业教育的很少。我国的创业教育之所以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很大程度上也受理论研究落后的制约。

(三)国内外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比较

国外的学校多数会鼓励和选派教师从事创业和创业实践体验，例如很多学校担任创业教育课程的老师有创业的经历，并担任过或仍然在担任一些企业的董事，这就使得他们对创业领域的实践、发展趋势及创业教育社会需求变化有良好的洞察力。可是我国还没有一所学校有自己单独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现有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原先从事企业管理学科教学的教师和学生就业工作指导教师。这些教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其自身缺乏创业经历，在为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培训的时候，纯知识的理论传授多于实践经验传授。

四、国外创业教育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历经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起来，并且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其在实施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可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导致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照用，况且有一些经验也不是我们可以学习过来的，所以应该结合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本文认为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转变创业教育理念，形成普及教育

众所周知，创业教育的理念决定着创业教育的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去除以往落后的观念，必须逐渐改变把创业结果作为评价创业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最后把开展创业的终极目标，确定为培养全社会的创业文化，最终将创业教育理念渗透到民族精神中去，建立一个富有朝气的创业型社会，放眼于整个民族的创新与创业意识的培养。

(二)优化创业教育的外部支持环境

创业教育的开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外部环境是影响创业教育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必须通过国家、社会、学校三方的共同努力，来提升创业教育的外部环境。具体做法主要是政府对创业教育加强领导和引导。另外，作为学校方面，也要积极营造好的氛围，只有具备好的氛围，创业教育才能够顺利开展下去。

(三)完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完善的教师队伍建设是创业教育的关键所在，因此我国各大学校都必须重视创业教育，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仅仅从事以往的纯理论教学，要求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要具备创业理论以及创业实践经验，可是现如今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创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所以当今最主要的是率先组建一支创业教育团队，并且能够做到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创业教育师资培训。

(四)设置适合中国实际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开展创业教育，首先要从课程入手，必须先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而课程是各大学校创业教育的核心载体，是创业教育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只有通过开设与创业教育相关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训课程，才有可能推动创业教育的深入开展。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国外的各种创业教育政策及方法都是针对具体国情制定的，我国在开展创业教育时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这样的现状下，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当前创业教育的经验，并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内容及方式，建立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创业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应该让创业的观念深入到学生群体中去，将创业教育理念融入学校教育的整个课程体系当中，进而为社会培养出具有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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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飞，邱苑华.中美两国创业教育比较研究[J].北京航空大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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