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隋唐遗址论文文献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主词条：隋唐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区及近郊，地跨洛河两岸。南对伊阙，北依邙山，东逾瀍河，西临涧水，洛水贯穿其间。据勘查，宫城、皇城在郭城的西北隅地势高亢处，宫城在皇城之北，宫城北面有曜仪城、圆璧城前后重叠，又有东。西隔城分列左右。皇城东厢有东城，其北有含嘉仓城。郭城东北部及洛水南岸部分为里坊区。现存遗址东北至白马寺镇唐寺门，东南至李楼乡城角村，西北至邙山镇苗湾，西南至王城大道与古城路交叉口，面积约47平方公里。 南宽北窄，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址宽约15～20米。南墙长约7290米，东墙长约7312米，北墙长约6138米，西墙南端长约6776米。稍呈弧形。东西两墙下面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外郭城有8个城门，西墙无门。南墙3门，自东向西为长夏门、定鼎门（隋名建国门）、厚载门（隋名白虎门）。东墙3门，自南向北为永通门、建春门（隋名建阳门）、上东门（隋名上春门）。北墙2门，东为安喜门（隋名喜宁门），西为徽安门。勘察清楚的南墙3门和建春门等都是一门三道。城内街道横竖相交，形成棋盘式的布局。在洛河以南探出南北竖街12条，东西横街6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竖街4条，东西横街3条。其中最著名的是定鼎门大街，又称天门街、天津街或天街，是南北主干道，现存长约3公里，宽约90～121米，路土厚达米。城内街道组成里坊，据《唐六典》及《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钻探的实际情况可知，总数为109坊3市，即洛河南为81坊2市（西市、南市），洛河北为28坊1市（北市）。今已勘查出洛河南的55个坊和洛河以北的9个坊，其余各坊市为今城所压或被洛河冲毁。外郭城的城墙用夯土筑成，基址宽15-20米。东城墙长约7312米，南城墙7290米，西城墙长6776米，北城墙长6238米，东西两墙下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共设8个城门。已勘查清楚的定鼎门是一门3道，带有双阙，东西长143米。定鼎门门址宽28米，东西两门道各宽7米，中门道8米。 城内街道纵横相交，宽窄相配，形成棋盘式布局。据勘查，洛河以南南北向街道12条，东西向街道6条；洛河以北南北向街道4条，东西向街道3条。街道两旁有水沟遗迹。其中定鼎门大街是郭城中的主干大道，又称天街，现存的宽度尚有121米。城市居民的住宅区：隋称“里”，唐称“坊”。坊平面呈正方或近方形，长宽在500-580米之间。周围有坊墙，墙正中开门，坊正中设十字街“四出趋门”。据《唐六典》及《旧唐书》记载，洛阳共有103坊。已勘查出洛南55坊、洛北9坊，其余一部分为今城所占压，一部分为洛水冲刷无遗。文献记载城中设3市，北市在洛北，西市、南市在洛南。南市最大，市内有纵横街道备3条，四面各开3门。 宫城遗址位于外郭城的西北部，平面略呈长方形。北墙长1400米，西墙长1270米，南墙长1710米，东墙长1275米。城墙宽约15-20米，中为夯筑，内外砌砖。已经勘查出南墙正中的应天门（隋名则天门）、东边的明德门（隋名兴教门）、西边的长乐门（隋名光政门）和北墙的玄武门、西墙的嘉豫门。在宫城中轴线上，发现多处大片夯土殿址，西部已发掘出多处长方形基址和一处石砌圆形基址。东宫在宫城南隅，自为一城，东西330米，南北约1000米。宫城北部有陶光园，西北部有九洲池。在宫城内中轴线上，由北向南有延续不断的大片夯土基址，应是中央各殿的殿址。宫城西部也陆续发掘出一些规模较小的殿、亭遗址。在中轴线略偏西的地方还发掘出规模比较宏大而又有重叠关系的长方形殿址多处及圆形建筑遗址一处。隋唐两代为了营建宫室而专门建造的烧瓦窑群，也在应天门右侧被发现，出土大批注明宫匠或官工的印字砖瓦。应天门遗址应天门是一座由门楼、垛楼和东西阕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东西两侧有向外凸出的对称的两堵夯墙组成的巨大阙楼，相距83米，各宽米，城门东西宽120米以上，这就是文献所载的“左右连阙”。应天门遗址位于洛阳市都城博物馆和洛阳日报社之间，定鼎南路从门址中部穿过。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应天门一侧三出阙，两侧共六阙。这是古代都城宫城正门最高礼制。天子三出阙是中国古代最高礼制的都城门。是古代皇帝享用的的最高礼制。应天门内右侧发现了为营建宫室而设置的窑场，出土大批注明官、匠或官工的印字砖瓦。天堂遗址天堂遗址位于明堂遗址西北155米，处于宫城轴线区域西侧，是一处方形台基上有五重圆形承重基础的建筑基址，形制非常独特，是武则天命薛怀义主持建造的用以贮佛像的佛堂建筑。天堂遗址遗迹可分为五期，其中第一（隋至初唐）、第三（中晚唐）、第四期（唐末五代）、第五期（北宋）遗迹由东西步廊、东西向水渠和隔墙，仅第二期（武周时期）为大型建筑基址天堂遗址。天堂基址仅存台基基础，其东面与宫城西步廊相连，北面与东西向步廊房相接，西面有砖铺散水并有宽米的东西向步廊与其他建筑相连。台基略呈方形，南北宽米，东西宽米。台基中心为石砌圆形坑，其外有两周柱础石、一周夯土基础和一周碎石块建筑基础。柱础石两圈，内圈础石12个，外圈础石20个，础石为四块青石拼合而成，并为由一层夯土、一层础石层层叠加而成。夯土基础一周宽米，直接打在生土之上。碎石基础一周，为由残石块组成的圈形带状建筑基础，宽约米。水渠：呈东西走向，以砖和石块由白灰黏砌而成。在台基北侧曲折以环绕台基北部。水渠宽约2米，北折部分南北长约15米，台基北侧部分东西长约63米。明堂遗址现明堂遗址地表已无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于1986年10一12月配合洛阳市公交公司基建工程中，在中州路与定鼎路相交的东北角，发现武则天时的明堂遗址。经考古勘探得知，明堂范围为南北长400米，东西宽约396米，四周有墙，墙外有壕沟。其主体建筑遗址系圆形夯筑台基，直径达60多米，夯土厚达米。 白居易（772-846年）晚年寓居洛阳。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后，回到洛阳，买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此后又有短期的外任。拜秘书监后，在长安新昌坊稍居。大和三年（829），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由长安回归洛阳，居住履道坊本宅。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卒。子孙遵遗嘱，将其葬于龙门山琵琶峰。1992年10月至1993年5月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唐城队 ，对著名诗人白居易作了考古发掘 ，历时 6个月。发掘的遗迹有宅院、庭园、水渠、作坊、道路等等 ，出土了珍贵文物 1 0 0 0多件 ，揭示了与这位伟大诗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白居易故居位于洛阳市区东南郊 ，今属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北 1 30米的一片田野 ，东经112°30′，北纬 34°40′。这里正是唐东都洛阳城的“履道坊”；而狮子桥村 ，则位于“集贤坊” ；狮子桥村正北的军屯 ，则是位于“尊贤坊” ；狮子桥村正东的何村 ，则是位于“永通坊” ；何村南面 ，则应是“永通门”的位置。白居易故居 ，在履道坊西北隅。考古发掘判明 ，故居是一座含有前后庭院的两进式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