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策略研究论文

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我专门编辑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一、前言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这种制度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上升到了1995年的（Arzaghi and Henderson，2005）。 与此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非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强调，为探讨政府制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成为近期经济增长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根据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分权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激励，因为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响应地方选民的偏好，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Tiebout，1956）。近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种功能的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竞争性和替代性，有利于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钱颖一和罗兰（Qian&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从而使基础设施的支出份额增加，地方公共产品支出减少。Heine（2006）认为，流动性强的个体会以自己所拥有的退出选择为谈判筹码，不惜损害流动性差的个体的利益，要求政府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提供。 相对于理论上众多的文献，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都是关注分权对于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傅勇和张晏（2007）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类支出不足。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会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会对政府的支出结构产生扭曲。 二、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财政分权之所以能引起地方支出结构的改变，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拥有了自主安排支出的权力。因此，现有的文献在探讨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无不将重点集中在支出分权的作用上。而对于这种作用方式，现有的分析思路无非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支出分权使得财政的决策者由全国选民转为地方选民，因此，可以认为财政分权下的支出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反映不同区域选民的不同偏好；二是从地方政府入手，认为中央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财政的决策者更接近于居民，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偏好的信息，与集权体制相比，会使地方的财政支出发生改变。这两种分析思路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落脚点其实是一致的，无非都是强调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发生了改变，或得到了更好反映。这种分析思路既表明了财政分权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同时，居民偏好的不同也形成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特征。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中涉及了各方面的因素，有体制上的也有地方官员本身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结果，即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重视基础建设投资，轻视科教文卫支出；重视生产性投资，轻视社会福利支出；重视政绩建设支出，轻视居民生活投资；重视行政管理支出，轻视民生投资。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2008年官方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以科教文卫事业为例，其4项支出的总和只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而仅仅一项工业商业事务就占到了。中央的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预算时可能会参考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可以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而忽视科教文卫事业是有其根源的。而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在减少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同时，却将财政支出的压力转嫁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因此为了保证科教文卫事业的总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比例，这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紧张。为了缓解这种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以获得高额回报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原因 （一）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过分强调GDP 在我国，地方政府最大的激励可能来源于中央所制定的晋升机制，而晋升的标准，据Li and Zhou（2005）的统计分析，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标准，使得在分权的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呈现商业性的趋向。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企业家的角色，或者是将精力投向经营盈利企业（黄佩华，2004），或者是努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张卫国，2005）。这意味着作为官僚机构的地方政府只对取得生产率和效率等市场目标负责，而不管是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并赋予它更大的支出自主权，却缺乏合理完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的政策，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这是导致教育事业投入比例低的根本原因。 （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 地方政府普遍患有“投资饥渴症”，即地方政府部门几乎普遍都有无边无际的投资冲动，甚至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就象一个企业，一切以投资问题为中心，而对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问题很少关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加大了居民的财政负担，这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过度的投资不仅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是对地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出发点来讲，投资与招商引资的努力是积极的，问题是政府为何总喜欢自己亲自上阵？反过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上项目？显然是因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能在其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这么做，同时，不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想要治疗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必须在确立市场化取向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改革，这是解决“近忧”和“远虑”的根本途径。 （三）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建设 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为了名声与晋升的需求，地方官员在任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政绩建设，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后，分税的比例使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财政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财政 拮 据，一些领导干部要出政绩、搞建设，不是紧着手中这点钱办事，而是要用这点钱办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事，因此政府拖欠也是必然的。这种投资体制再不改、干部考核机制再不变，这种现象将无法根除。 （四）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不合理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两个比例”，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比例的提高，在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第二个比例的提高，却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支付超过收入能力的责任，地方政府自然要选择首先完成考核的“硬指标”，比如GDP增长，至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软指标的被忽略，比如说教育质量。  可以说，地方财政过于追求投资性建设也是为了缓解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事权的下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足，如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比重就分别为和。为了确保这一部分的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高回报性的投资必然成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事权和财权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完善财政分权、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民生建设，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比例 我国对于GDP过于执着，可以说是在刻意追求GDP的增长。虽然GDP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有许多的缺陷，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对于地区环境的影响，而且存在无效的GDP与消失的GDP，也无法反映居民的幸福程度。所以，经济增长应该采用更为综合的指标进行衡量。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居民的幸福指数，打造好民生建设与公共基础事业建设。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合理规划和指导，根据各省的经济 发展状况作出合理的安排，下达相应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倾斜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的结构。 （二）制定全面的官员考核制度 在我国，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科教文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与居民的福利息息相关的科教文卫支出随着分权程度的加深，则会更加降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投入的支出上，也是最明显的，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科教文卫。因此，要纠正我国地方财政这种支出结构的偏向，显然，在分权体制下，必须要改变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在对地方所制定的晋升机制中，转变GDP的考核方式，以居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作为 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标准。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对官员的考察指标也要有所不同，应该按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标准，不能一刀切。

对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观点综述近期，许多研究机构和专家对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进行了判断，笔者经过收集整理，也相应提出了一些观点。关于2011年通货膨胀的判断对2011年通货膨胀形势，主要研究机构和专家普遍认为，2011年通货膨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一是对2011年居民消费指数（CPI）的预测值。主要研究机构在2010年11月份之前预测值都在4%以下，但自12月初纷纷大幅上调了原有预测值，目前对CPI的预测已经均在4%以上，最高预测达到。主要有：王志浩（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预计CPI为；陆挺（美银美林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预计为；中金公司和高盛的预测均为；中国人民银行通货膨胀监测分析小组、曹远征（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预测均为。二是关于2011年CPI走势。主流观点均认为CPI呈前高后低的走势，月度涨幅的高点出现在上半年。主要原因是：本轮通胀率加速上升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的，这决定了2011年上半年翘尾因素比较大。三是对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许多专家认为，除农产品价格上涨等推升2010年CPI的因素将持续存在外，2011年需要更加关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对于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分析主要有：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估计，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形成的坏账损失大约是资产泡沫高峰时价值的10%，美国资产泡沫只要破掉5%就是大约30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不得不购买这些不良资产，前两轮的货币增发量仍远远不够，预计可能仍会实施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刘明康（中国银监会主席）认为，目前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金融市场上约有50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投资资金，它们配置在新兴市场的资产比例约为3%～7%，未来该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4850亿美元的新增资金流入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严峻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哈继铭（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估计，2011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攀升，油价将涨至105美元/桶，铜价涨至11000美元/吨，黄金涨至1700美元/盎司。对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分析；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认为，中国经济到了一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稀缺，食品价格上涨会推升工资水平；鲁政委（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趋势正在形成。笔者基本同意上述专家的看法，认为2011年CPI仍然主要由食品价格决定，而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已经从“市场投机”因素开始向“生产成本”等中长期因素扩散，预示着通货膨胀压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根据我国物价上涨历史规律计算，2011年CPI上涨的均值约在4%～之间，但考虑到在较强通胀预期和通胀压力的大环境下，天气、疫病、减产等不确定因素都会触发食品价格上涨，可以判断CPI高点将出现在一季度，主要理由是：第一，从CPI翘尾因素看，在2011年一季度为最高，将达到，全年为（2007年和2009年12月份的CPI环比涨幅均为1%，2008年受危机影响为，所以的估计是相对保守的。）；第二，从新涨价因素看，再考虑到从二季度开始，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大量上市，农副产品价格将季节性回落。关于2011年世界经济的走势主要研究机构和专家的观点基本一致，均认为2011年世界经济总体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0年12月份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源于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脆弱的金融系统、主权债务压力，以及主要国际货币兑换汇率的大幅波动，预测2011年经济增长更加缓慢，世界生产总值增长从2010年的下滑到2011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也认为，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纷纷削减预算，全球经济增长步伐将大幅放缓。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12月发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认为，全球总需求低迷、金融部门仍然脆弱、公共债务问题、美欧宏观政策空间缩小等因素将导致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并不乐观，全年增长率约3%，比2010年下降个百分点。关于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公共债务、房地产部门等当前突出的问题，部分机构做出了具体的判断，主要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0年12份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虽然美国GDP总值可望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就业全面恢复至少需要四年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11年美国失业率平均值仍将高达，而且全球房地产市场前景黯淡，低迷状态可能持续八年时间；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12月发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预计，到2015年美国赤字占GDP的比重要达到110%，意大利将达到125%，日本达到249%，其中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仍然很突出，继希腊、爱尔兰之后，西班牙的债务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而且西班牙经济总量更大，一旦发生债务危机，对欧元区和世界经济的冲击也更加突出。主要研究机构也认为，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仍然比较突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主要理由是：新兴经济体受危机冲击较小，家庭、企业、银行、政府等各部门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加上经济刺激政策促进内需增长，有效减缓了外部冲击，复苏力度远比发达国家强劲，两者之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在2011年仍然非常突出。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并认为制约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还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发达经济体刺激政策效应受到限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各部门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比如家庭和企业要提高储蓄水平，银行要降低不良资产率，所以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为银行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但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和需求依然比较低迷。二是各国间货币政策的不协调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泡沫。当前世界各国之间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仍将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加息，引发投机者借入低成本的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再投资到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泡沫，对全球汇率、大宗商品价格、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也都带来负面影响。三是新兴市场仍未能彻底与发达经济体脱钩。世界银行专家对过去30年世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分析，把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分为“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周期性增长”两部分，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新兴市场的“长期增长趋势”已经基本与发达国家脱钩，前者明显高于后者3～4个百分点，但“周期性增长”之间的相关程度更加增强。因此，如果主要发达国家在2011年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也有所下降。关于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于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当前存在较大分歧。有的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将明显放缓。持前一种态度的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认为，2011年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因素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仍将保持高位平稳较快增长态势，GDP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10%左右。巴曙松（微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认为经济上行压力仍大于下行压力，2011年经济增速至少在9%以上，主要理由是：中低端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存在，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会持续增加；中国内需空间较大，居民家庭的杠杆率仍较低，政府保障房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快于2010年。持后一种态度的观点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0年12月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复苏乏力的影响，可能减缓中国的增长速度，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为；世界银行在2010年11月对我国2011年经济增长预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鉴于采取对信贷增长更为严格的限制、为房地产市场降温和限制银行对房地产业贷款风险敞口等措施，以及中国政府计划在2011年实施退出策略，2011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但增幅有所放缓，预计全年增速为。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主要理由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世界经济环境低迷和国内政策环境趋向紧缩的双重压力，但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新的投资项目较多，决定了经济增速不会太低。具体来看:一是出口增速将明显下降。2010年我国出口增速超预期，一个主要原因在于2009年出口为负增长，基数太低，但如果与危机前出口规模相比，2010年出口增速只有8%左右。2011年，出口虽然在持续复苏，但增速不会太高，预计全年出口增15%左右。二是消费增速保持平稳。虽然以房地产、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放缓，但基础设施完善对中低端耐用消费品的促进作用将逐步显现，预计2011年全年消费增15%左右（从历史数据看，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推动耐用品消费，如道路、电力设施、电视信号等设施与汽车、家电消费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三是投资增速将略有回落。上一轮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加上货币信贷政策收紧、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应显现，都构成了投资增速的下滑压力，但考虑到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有很多新项目上马，保障房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同时，根据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山东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分析，2011年政府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心很大，预计2011年投资增速会比2010年略有回落，全年将保持在20%左右。关于对2011年我国宏观政策的建议大部分经济学家普遍赞同2011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在具体工具选择和幅度上存在分歧。马骏（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认为，2011年合适的货币增长应该是15%，贷款增长应该是14%，即万亿元；王志浩（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预计2011年还将4次加息，每次25个基点，银行信贷规模约在6万亿元～7万亿元，信贷增速从2010年的18%降至12%～14%；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到2011年年中会有两到三次加息的空间，不排除会出现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和汇率“三率齐动”的情形；鲁政委（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认为，2011年第一季度需要以平均每月1次的频率来上调准备金率；哈继铭（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建议更多发挥汇率工具的作用。也有的专家反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如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相比，始终应放在次要位置，且当前通胀是成本推进型的，紧缩型货币政策无益于通胀问题的解决，只会压低企业发展生产的动力，他建议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保增长，使用财政政策加大补贴对抗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