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形象研究的论文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应该如何分析？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哪些作用？靳迪编导艺考公开课为您解答。

摘要：《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其书主要记载了东汉到东晋社会名士的言行，该书主要分为三十六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隐、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而本文旨在选取贤媛部分的女子做简要的女性形象分析。 关键词：世说新语、贤媛、女性形象 正文：此书有大量的篇幅来写当时的魏晋名士的风度和气象，像嵇康、阮籍、王羲之、谢安（及其谢氏家族）等人在《世说新语》当中就曾多次出现。对于其魏晋风骨，在我看来可以一言以蔽之——“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尽管男士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女性形象的出彩。正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说：“妇女有（文）集行世，则六朝最多。”在魏晋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同时又有门阀等级制度制约着人们，这对于男性来说是一种束缚同样对于女性来说也未必轻松，但是在当时却涌现了很多的才女，如：谢道韫、蔡文姬、左棻、薛涛。 一、道韫之咏絮才男子难及 这些才女之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谢道韫，在《世说新语》（中华书局·沈海波译注）之中提及谢道韫的有两处。其一《言语·七一》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其二《贤媛·二六》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就从这两则故事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集才情和孤傲于一身的女子形象。她出生于名门世家，在与叔父和和哥哥讲论文义时仍旧能够对答如流，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将兄长的“撒盐空中差可拟”比了下去，其兄之言少了的不只是动态之美更是少了一种神韵。因此谢道韫被称赞有“咏絮之才”，可见谢道韫确实是个才女，以男子的才气相比之她也是毫不逊色的。但是谢道韫也是孤傲的，从《贤媛·二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但是她对于王凝之是十分看不上的，认为他及不上谢家兄弟的半分，并且感叹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可见在谢道韫的心中对于自己的丈夫并不是十分满意的，谢安安慰她说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人又不恶，哪里会使你如此的遗憾呢？谢道韫就反驳说谢家的子弟是何等的光辉，而他凝之是万万不及的。 由此可见，即使是谢道韫这样的才女在婚姻上也是没有自主权的，她嫁给了王凝之但是对于王凝之她并不满意。她要的不是一个比不过自己周围的兄弟男人，她要的是一个丰神俊朗、风流倜傥、才气、才情都胜过自己的人。但是谢道韫这样的才女有多少男子是能够比得过的呢？在《晋书》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幛自遮，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可见在“辩论会”上谢道韫也是丝毫不输于男子的，她的才气确实是远胜过很多平常男子的。这样的女子其实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异类”，太过于聪慧，超过了男子，这才让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留下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特位置。 但是谢道韫这样的女子毕竟是少数，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历代对于女子的教育都是不重视的，除了家学渊源以外，女子可以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很有限的。在《周礼》中有提到“妇学之法”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但是刘义庆却给了这样“异类”的才女一片空，由此可见谢道韫这个女性形象确实是独特而又另类的。 二、许允之妻容貌虽丑四德兼备 在魏晋南北朝那个“看脸”的是时代，长得好看的男子备受推崇，潘郎出行一次“掷果盈车”满载而归，左思这样相貌丑陋之人出行一次便被满街的女子吐唾沫，最后颓丧而归。（《世说新语·容止·七》）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还不止一次，卫玠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人们都争相想见他的容貌，一睹他的风采。在卫玠从豫章郡来京城时围观的人多的像一堵墙，因为他体弱多病，体力不支最后病重而死，时人谓之“看杀卫玠”。 可见在当时人们对于人容貌之美、体态之形的追求。魏晋时期的男子还要像女子一样涂抹脂粉，让自己看起来面色如玉，对自己的个人形象非常注意。对于容貌之美的追求不仅仅表现在男子身上，对于女子也一样。如晋朝许允的妻子阮氏就是一个是个相貌极丑之人，但是她却用自己智慧赢得了丈夫的尊重。《世说新语·贤媛·六》就有记载如下：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且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白行，君有几？”许曰：“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为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人公阮氏因为貌丑而不得丈夫的待见，但是她并没有独自在房内哭泣而是想要丈夫来见自己一面，尽管长得不是很讨喜但是因为自己机智化解了丈夫对自己提出的貌丑的难题。女子在当时被三从四德（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品德、言语、仪容、女工）所束缚，但是阮氏确实利用自己具备三从四德来化解自己貌丑的尴尬。尽管貌丑但是智慧却显露了出来，这样的自信是现代女性也比较缺少的，对于容貌的丑陋她以智慧和德行来稍弥补之。从这番对话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阮氏本人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她先是以丈夫是否具备士人的所有品格来发问，接着再以丈夫好色并非具备士人所有的全部品德来反驳。可见其肯定受过相当良好的家庭教育，在丈夫嫌弃自己貌丑之时她并没有哭哭啼啼，吵吵闹闹，而是积极的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点机会，让丈夫见自己一面，对自己的印象有所改观。 这样的奇女子是少见的，对于她的外貌刘义庆并未过多的描摹，短短的“奇丑”二字就可见其容貌是何等的丑陋。但是容貌的丑陋却丝毫不影响她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面对丈夫的“好色”她循循善诱，使丈夫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无法窥知当时阮氏的心境但是可以隐约的察觉到这又是一场不令人满意的婚姻，与谢道韫的“女方嫌弃男方”不同这次是“男方嫌弃女方”。对于这样的婚姻还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婚姻肯定不在少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等级制度很是严格，上层阶级只能和上层阶级联姻，因此这样的爱情悲剧可能会导致男女心理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三、王济之母有先见，不肯嫁女短命郎 在《世说新语·贤媛·一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为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这样的女子很有先见之明，她的一番推论合情合理，致使儿子断了要将妹妹嫁与兵儿的念头，使妹妹免遭了丧夫之痛。母亲在帷帐之中悄悄的观察就可以推知兵儿的情形，可见其识人的功力深厚。从钟氏的言谈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远见，她不同于一般的妇女一样见识短浅而是将那目光放在了长处，虽然眼下见到的兵儿是出类拔萃但是他却不是一个长寿之人，对于女儿以后的日子钟氏则更为担心。 在这里钟氏是作为一个慈母的形象出现的，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尽心尽力，兵儿短寿不是能托付的良人因此母亲就拒绝了兵儿成为自己女婿。这样的一个慈母同时又是一个颇有远见的聪慧女子。她观察人细致入微，通过形态、动作就可以做出较准确地判断可见其非一般的常人，而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钟氏当年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就让人联想到了另一个“爱偷窥”的聪慧女子——山涛之妻韩氏，据《世说新语·贤媛·一一》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这个故事当中的妻子韩氏也颇有识人的眼光，一眼就看出自己丈夫与嵇康、阮籍的才情的差距，但是同时也看到丈夫身上所具有的气度，认为只有这样的气度才能使他与阮、嵇二人能够有所交往。 无论是王浑之妻钟氏还是山涛之妻韩氏都是能够慧眼识珠的有远见的女子形象，他们二人在作为母亲和作为妻子上都是合格的，帮助女儿选择良人帮助丈夫结交友人。这样的母亲、妻子形象在魏晋之后是很难再见到，尤其在宋代之后三纲五常是女子的地位更加低下，完全依附于男子，能够这样帮助自己的女儿挑选良婿的、帮助自己的丈夫结交友人的寥寥无几。因此这样的女子形象才更为可贵和难得。 四、王湛之妻郝氏有母仪垂范，李家之络秀愿委身为娘家 王湛之妻乃是洛阳太守郝普之女，据《世说新语·贤媛·一五》记载：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王湛虽然被其父认为有些痴傻，但是从他选择媳妇可以看出他其实并非真的是个痴人。在暗中观察之后发现郝普之女举止合乎礼节，不逾矩，因此在考虑之后就将她娶为了妻子。 在这则故事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容貌秀丽，举止规范的大家闺秀，郝氏的能够被记载在《世说新语》当中，不是因为其过人的才华，也不是因为其聪慧有远见而是因为她具有一种典范作用。她在王氏一门当总分是为人母的典范，因此这样的母仪垂范之人物在当时应该具有相当大的表率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女子形象为大家所带来的典范意义。女性该具有怎样的品格，母亲该具有怎样的仪态，这才是郝氏这一女子形象在当时带给人们的思考。 另一位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则出自《世说新语·贤媛·一八》，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络秀家中富有然而门第低微，为了家族的利益她嫁与贵族周浚做小妾。这样的女子有远谋，有深见，为了自己的娘家的门第她甘愿委身做小妾，但即便是作为小妾她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 这样的一个女子在当时为了自己的家族的利益愿意委身为小妾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尽管她是一个小妾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看低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地位据理力争，使李家在上层社会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得到了上层社会人士的尊重。 络秀为了自己的家族能够在上层社会有一席之地嫁与周浚为妾，按照李家的富足程度来说嫁女儿为妾这种事情并非十分的有面子，因而父亲和兄弟都极为反对。但是络秀却觉得这是李家可以攀上上层社会的垫脚石，通过这样的联姻可以使李家受到上层社会的尊重。就是因为络秀的远见和她在为小妾时仍旧不失尊严让李家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的门第低微变为了受到上层社会礼遇的家族，而络秀也得到了自己族人和儿子的尊重。 《世说新语》列于卷首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所谓的“孔门四科”。《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我们从这四科的排名来看就知道德行是排在首位的，不仅是男子需要德行，女子也同样需要。谢道韫才情与德行兼备，曾有人说她是最具有魏晋风骨的女子；许允之妻样貌虽丑但是仍旧具有良好的品德；王济之母、王湛之妻皆为有品有德之人。因此一本《世说新语》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魏晋风骨的名士生活状况，更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女子的生活风貌。 我们看到被记录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上层社会的女子，而那些劳动妇女被记录下来的却很少。我们看到的是上层社会的女子风貌，而下层社会的女子风貌我们是无法窥见的。位于社会上层的女子因为家学渊源大多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兄皆为有见地之人，她们有大都聪慧过人才会在史册上留下一笔。 因此我认为《世说新语》里的女子们是具有典型性的上层社会的女子的风貌，在她们的身上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上层社会的状况。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受到大众的认可的，更是受到社会的认可的，从这一方面来讲她们可能就是一些典型，为了社会的女子做出榜样的典型。女子自古以来就是附属于男子的，但是在《世说新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子也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的，如：谢道韫就曾公开的嫌弃王凝之无才。她们就是这样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的活生生的女子，她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呆板女子而是具有自己的个性，具有自己的想法的女子。 参考文献：《世说新语》（中华书局 沈海波译注）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 胡应麟《诗薮》 《论语·先进》 徐虹《从“世说新语”女性形象看魏晋女性观》 李丹《“世说新语”中女性形象研究》 甄静《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朝士人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