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湖北有一户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爱,而且他们从个个聪明机敏。但他们从不自持聪明,打小便勤奋好学,对人便是彬彬有礼,深受乡里喜爱。教书先生们都觉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学兼优的可造之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们。 得到老师们的厚爱,兄弟三人变锝更加刻苦,对老师越发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负了老师们的苦心。老师们瞧在眼里,乐在心里。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兄弟三人都长成了大人,各自学有所成。先生们觉得:再没什么可教他们了。这一天,先生们把三兄弟叫到面前,点着头逐个看了一番,有点恋恋不舍的说:“是时候了,凭你们现在的学识,考进士应该不是太难的事。老师虽然舍不得你们,但不能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读十多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然而这时,三兄弟不由锝想起那些和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三兄弟心里酸酸的,恋恋不舍,一拜再拜,很久才缓缓的离去。 很快喜讯就传回乡里,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进士。袁家一收到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沸腾了,决定设盛宴庆贺。一切就绪,只等三兄弟回来,但左等右等总不见人,终于,兄弟们都回来了,连老师们也来了。原来,三兄弟约好直接赶到老师们家中,接老师们回来庆贺。酒席上,三兄弟对老师们一拜再拜,老师们满面红光,高兴锝合不拢嘴,拉着三兄弟连说:“懦子可教,懦子可教啊~~~" 但此时,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闷气呢,他叫刘福锦,是老三的启蒙老师,由于时间太久,所以袁家对他印象不深,这次宴请,竟将他忘掉了。刘福锦见袁家请客没有请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借机挖苦他,他实在忍不住,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了“高塔入云有一层”这句话,意思是提醒老三,有了今天的成绩可别忘记了老师。老三打开一看,恍然大悟,连说:“失礼了,失礼了。”又急忙去找两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专门请刘福锦先生一次,并重邀所有的师长、长辈作陪。 在送给刘福锦先生的请贴上,老三就刘老师的原话作了一首诗:“高塔入云有一层,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为师终生父,谨请先生谅晚生。”委蜿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着轿子,去刘福锦先生家接他,刘先生假装还生气,不肯上轿。老大和老二在家的锝知此事,连忙步行赶到刘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请。这一来刘福锦先生大为感动,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轿前去赴宴。酒席间,师生们共叙往事,开怀畅饮,高兴锝不得了。 后来,兄弟三人都成了中国杰出的大学问家。他们就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称“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袁宏道(1568~1610)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唯识时之士,……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 ..袁宗道(1560-1600) 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授编修。官至右庶子。他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与弟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袁中道1570-1623) 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人。万历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长愈豪迈。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绩稍逊于宏道。反对复古拟古,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写性灵。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各有特色。游记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袁小修日记》)20卷。袁中道与其兄宗道、宏道被称为公安派。在"三袁"中,他的成绩仅次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较两兄晚殁,后来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不瑕诗序》)。这是他与两兄稍异之处。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多有精粹文笔,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诗歌亦疏朗清新,偶有关心民瘼之作。但他的诗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应答、感时伤怀为内容,思想平泛,艺术上也创新不多,与其文学主张不能相称。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20卷 明代后期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并称。《明史·文苑·袁宏道传》:"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他们深受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反对伪道学对人性的束缚。在文学主张上,激烈反对复古、拟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使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持续百余年的复古思潮因而衰退。他们还推崇民歌,高度赞赏通俗文学,冲破士大夫独尊传统文体的偏见。创作上大量写清灵通脱、新颖别致的小品文,进一步解放文体。三袁中,袁宗道最早反对复古和道学文风,开创了公安派。袁宏道名声最著,长于论诗,为公安派提出了较系统的文学主张;诗文则感愤国家,关怀民生,率直自然,活脱鲜隽。袁中道于宏道卒后,进一步阐发修正其诗论;作品直抒胸臆,文笔优美。但"三袁"过于宗信"信口"、宽容艺术上的粗糙化,有些作品给人浮薄浅陋之感,缺乏深切感人的力量,给文坛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