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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纪传体的史书，是历朝“正史”的第一部；同时，《史记》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著作之一，是我国写人文学的开创者，是我国传记文学与文言小说的始祖；此外《史记》集先秦与西汉文化之大成，还具有某种古代百科全书的性质，因此要想探讨任何一种文化、一门学问的历史渊源，往往就要通过《史记》这个门径、这个台阶，由此入手可以事半功倍。《史记》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贡献首先是司马迁对先秦的历史资料广泛地进行了收集、汇总，并将其谱列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科学、系统、完整的古代历史书。司马迁依据《尚书》《逸周书》《国语》等整理了远古“五帝”的传说，整理了夏、商、西周古代历史的轮廓；他依据《春秋》《左传》《战国策》等比较细致地整理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尤其是有关春秋时期的历史相当清晰。《史记》写战国时期的历史错乱较多，这是由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史书，都被秦始皇烧了，司马迁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理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么一个线索，给后来人研究战国史提供了方便，对的让大家吸收，不对的让大家纠正、补充。总之，这是司马迁研究古代历史所做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其次是司马迁整理、谱写了秦朝统一以来，以及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和刘邦建国以后的西汉王朝前期的历史。这一部分完全出于司马迁的独创。当代人写当代专制王朝的历史麻烦很多，如果你一概歌功颂德，那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你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揭露它的黑暗面，那恐怕就要倒霉了。但司马迁居然也能够把秦朝统一、秦朝末年以来一直到汉武帝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写成了今天《史记》中的这种面貌，就像班固说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把汉武帝的功劳写了，把他认为汉武帝该受批判的种种问题也都写了，这可不容易。唐朝的刘知几曾说，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家要有“史学”“史才”“史识”；到了清朝章学诚又提出一项“史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家，要有杰出历史家的品格，要能够实事求是，要能坚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后代。人们认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确是高标独树，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像司马迁这样的很少很少。《史记》的文学性与抒情性《史记》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的写法类似今天的小说，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荆轲列传》《淮阴侯列传》等等，它们都是详细地叙述故事、生动地描写情节场面、绘声绘色地为作品人物设计个性化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尤其是司马迁的主观情感有时又偏偏不在胜利者的一方，如楚汉战争的胜利者是刘邦，但司马迁的同情却在失败的项羽一方；又如汉武帝的伐匈奴，真正为汉王朝建立丰功伟业的是卫青与霍去病，而司马迁感情所凝注的却是从来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的李广。胜利者的业绩自然是伟大的，而“失败者”的表现也决不渺小。我们细读一下项羽失败后的东城之战与垓下自刎；读读李广失败被俘后的匹马逃回，凭着这些细节，我们称项羽为“战神”，称李广为“飞将军”，谁能说不合适？这就是司马迁如椽大笔的描写工夫，是《史记》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功。《史记》文章充满抒情性，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几乎通篇就像一首抒情诗。又如《李将军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外戚世家》等那种夹叙夹议，那种或悲悼、或愤激、或迷惘的悠游唱叹，何等动人。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真是一点也不错。《史记》中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滑稽列传》等等，其“人物”“故事”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似乎难以考查。范淑《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有所谓“说部可怜谁敢伍，庄骚左史同千古”；刘鹗《〈老残游记〉序》有所谓“《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庄子》十之八九是寓言，《史记》中的一部分人物故事也恰恰就是寓言。在这里我们要思考、要体会的是它的说理是否深刻，而不必去穿凿它所使用的“人物”与“故事”是否属实。《史记》对我国后代写人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吴曰法说：“小说家之神品得力于《史记》者为多。”（《小说家言》）丘炜爰说：“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客云庐小说话》）由于《史记》是传记体的史书，又由于《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于是研究传记文学的人们很自然地就把《史记》称作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过去西方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但普鲁塔克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在今天的思想意义其一是表现了进步的民族观，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这种观点大体是起源于战国时期，是司马迁的《史记》全面表述出来的。这个口号已经被现在中国境内、境外，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所普遍接受。这个口号的本身不一定很科学，但是作为团结炎黄子孙的一个纽带，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两千多年来，它已经形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被普遍接受，于是就变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其二是司马迁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秦国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因为它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管仲为什么能把齐国壮大起来，能使得齐桓公成为“五霸”的第一霸？就是因为齐国能够发展工商业。司马迁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片面地“重农抑商”。司马迁的这种主张被压制了两千多年，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再读《史记》，才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原来如此进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为杰出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表彰他们对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这种眼光是很难得的。其中特别写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在经商方面的才能。他说子贡建立了很多跨国公司，无论他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诸侯都得恭恭敬敬地出来招待他。他说孔子当时周游到一些国家，孔子之所以能受到这些国家诸侯的优礼相待，完全是因为有子贡，那是子贡花钱打点的结果。这虽然有点像是开玩笑，但司马迁重视发展工商业是无疑的。其三是《史记》对先秦与汉代所流行的儒家与法家两个重要学派都有所批判，也都有所继承。儒家所宣传的“禅让”，所倡导的“德治”“仁政”与“大公无私”“身体力行”等等，都被司马迁所接受，并在《史记》中构成了自己所梦想的模范政治与模范人格，诸如尧、舜、禹、文王、周公等等。但司马迁又重视法制，他描写了吴起、商鞅、赵武灵王、晁错等一批勇于推行变法，甚至为推行变法而付出了生命的人物。《史记》中有《循吏列传》，特别歌颂了秉公执法的李离，由于他在执法过程中因误判而错杀了人，于是坚定地将自己判为死刑，引咎自杀；又歌颂了坚持原则的石奢，石奢出于为国执法，不得不照章判定了自己父亲有罪，而自己又从亲情上感到对不起父亲而毅然自杀了。《史记》中这些有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与实践，对后代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其四是《史记》里歌颂、赞扬了一种积极而又奋发有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史记》所歌颂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有积极上进，勇于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都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特点。这些人也可能是为了某种道德观念，或是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或扬名，对此我们不必过多追究，关键是看他们客观实践的效果。不光是司马迁喜欢的英雄，像管仲、晏婴、陈涉、项羽、李广、郭解是如此；即使是他比较讨厌的人，比如像李斯、主父偃等也有这种抓紧机会干一番事业的特点。推荐几种注本《史记》问世已经两千一百年了，生活在现代的读者要想比较准确地读懂《史记》，就得有个合适的注本。在这里我提出几种供大家参考。首先是“三家注”。所谓“三家注”是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种注本的合称。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史记》注本。这三种注本原来都是各自成书，到了北宋，开始有人将三种注本打散，统一地穿插、编排于《史记》的正文之下。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中华书局组织点校的《史记》，就是这样的一种合刻本。“三家注”对《史记》原文的校勘、对文章史实的考辨、对地理、名物的注释等等，都做了筚路蓝缕的开拓，其贡献是很大的。其二是明代后期凌稚隆编撰的《史记评林》。此书以《史记》三家注为基础，通过眉批、篇后评语等方式，对上起汉代下至明代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资料广泛地搜罗汇总外，还对《史记》原文的校勘、词意的解释、资料的来源，以及对《史记》文章写作方面的评论都广为收集。从而很有助于读者触类旁通，开心益智，对研究工作与撰写文章很有裨益。其三是今人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早而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史记》全书进行简明注释的较早的一种，1990年由三秦出版社初版，其后又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过多次。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简明，它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疏通原文语意，以及解释音、义、人物、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等等，一般不作引证，歧义只注一说。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创新，它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将《史记》原文、褚少孙补文、附记太初以后的大事均用不同字体区分排版。在行文中又用“序论”“题解”“简论”为导语，以导出编写者的个人见解、或评或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