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改革论文范文资料

给你个范文，里面地名自己改就行。 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及建议 ――横山县新农村建设调查报告 调查人：~~~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6级 调查时间：2007年7月 调查地点：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城关镇 调查背景：本人今年暑假参加了我院组织的“您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活动，在调查中对横山县城关镇的十户农户以及一处行政村领导机构进行了问卷调查，之后在横山县县委,县政府,国税局以及审计局进行了相关数据的调查。发现了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总结出了一些个人建议，如下文。 根据我所调查，横山县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横山县的干部工资只有榆林市的1/2、西安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尽管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横山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横山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负担元，较2001年下降。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横山县共减免农业税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横山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横山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万元，人均增收元。 二，2000～2004年横山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年均递增。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2001年较20001年增长，2002年较2001年增长，2003年较2002年增长，2004年较2003年增长）。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之间;工资性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横山2004年农业总产值亿元，农业增加值亿元，粮食种植面积万亩，粮食总产量万吨，出栏牲猪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体。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横山县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2001年增长，2002年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今年，我调查了1个村1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4户，占40%;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5户，占50%;年收入1000~5000元的1户，占10%。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2005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就业机会增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但是横山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吃饭”。目前，我国农业风险保险制度还很不健全，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况且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却一路飚升，因生产资料涨价，2004年横山县“二补一免”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生产资料涨价几乎全额抵消。 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生产资料涨价造势。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鄂州市鄂城区沙锅乡新农村，欢迎您！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补充：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 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 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 Baharaglu的 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 M. 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 践的 。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补充：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 J. 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 Ann Gustanski(1999) [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 Coupal和Any 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追问： 请问这位大哥,标题是什么?引言是哪些?

浙江省温州市龙港镇，是我们建设新农村的根据地，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应当积极开展建设，使我镇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品有所提高。结合我镇的实际情况，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我们无疑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逐步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是，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农民看作是城市帮扶的对象、工业反哺的客体。我们应从思想认识上和在工作中把农民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主体，着眼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也就是说，建设新农村伊始，我们就要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 在我们龙港镇，建设新农村一定要把农民作为主体，这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我们决不能仅仅简单地把农民作为政府关爱、扶持的对象。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建设新农村中去就是以农民为本，其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即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基本依*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农民为主体，这也是由我们建设新农村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面向未来，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建设新农村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使亿万农民认识到建设新农村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才能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 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 我们说广大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基本依*力量，决不意味着农民就不必提高自身的素质了。恰恰相反，建设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和要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迫切要求把提高亿万农民的素质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根据建设新农村的总要求，我们要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投身建设新农村的实践，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文化水平，陶冶精神情操，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和建设新农村过程中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伟大事业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这无疑对农民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多且整体文化素质低，缺乏职业技能是我们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农村还有上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是这些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水平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如果为数众多的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能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变人口压力为劳动力资源优势。因此，我们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有意识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广大农民适应建设新农村的要求，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而政府在其中起着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的，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制定了具体措施加快培养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中央政府已决定在2005-2010年安排100亿元资金，实施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建设1000所县级职教中心，形成一批能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要求，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需要的职业教育骨干基地。不少地方政府也作出决定，拨出可观的款项专门用于对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在这个问题上要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总之，建设新农村要求我们千方百计切切实实地提高农民的素质。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亿万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为此，我们要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重点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要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在龙港镇，我们应当使广大基层干部成为建设新农村的带头人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建设新农村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取决于农村基层干部对上述方针政策措施的贯彻和落实，尤其是取决于他们创造性的工作。 我们党对各级领导干部是有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准的，如德才兼备。但这些基本要求和标准体现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领导干部上，又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迫切要求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能够成为带领农民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的好带头人。 20多年来，在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已涌现出不少这样的致富带头人。但是，目前的数量远远不够。这些带头人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和难以取代的。这些农村带头人一般说来，思路开阔、文化素质较高，市场意识、捕捉信息和自主能力强。在发展农业经济中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他们起着外接广阔市场，内联千家万户的桥梁作用。 总之，农村好带头人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有利于加快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这些好带头人在建设新农村中起着榜样、示范和教育的效应。因此，不少地方的农民都有这种体会：给钱，给物，不如选个好的村干部。 在农村落实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任务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中央提出的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前瞻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是由我们所从事的全新事业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十六大以来，全面学习、终身学习已蔚然成风。建设学习型社会也取得了明显进展。涌现出一批批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乡镇等。而当前，我们要把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任务落实到农村。这是与建设新农村的根本要求相适应的。建设新农村关键在人。只有让农民了解建设新农村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他们认识到建设新农村是关系到他们当前切身利益和未来美好生活的事业，才能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无疑需要学习；只有让农民认识到，他们的自身素质，还不能适应完成建设新农村这个重大历史任务的要求，因此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学习这个途径来提高素质，完善自己。至于要使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不负历史使命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期望，成为建设新农村的好带头人，也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即向知识和实践学习才能实现。目前中央政府已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农村，把工作重心逐步地转向农村，把掌握的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因此，把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任务落实到农村既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又具备了较好的时机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