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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尽带黄金甲》，一部上映于2006年的古装动作片，这部影片自上映以来，评价便是两级严重分化，豆瓣评分，成绩平平。以下是我收集整理了分析《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色彩运用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 要： 电影作为多模态语篇的表现形式之一，色彩符号是其表意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多模态隐喻理论为基础，对张艺谋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颜色隐喻特点进行解读，分析电影的色彩选择以及色彩要素在构建多模态语篇的概念意义时所起的作用，导演如何借助色彩这一视觉范畴的概念通过跨域映射构建情感、社会范畴的概念，并在此过程中阐释意义、传递信息以及表达情感。

关键词： 《满城尽带黄金甲》;多模态语篇;色彩隐喻;张艺谋

20世纪80年代，Lakoff等人提出了概念隐喻的理论之后，学者对众多的语言现象从概念隐喻的角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普遍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语言只是隐喻的外在表现。(Lakoff & Johnson，1980)既然如此，语言符号作为隐喻的外在表现，不应该是惟一的，其他的媒介、符号和手段，如音乐、色彩、图案等都可以作为隐喻的表现形式。基于此，以Charles Forceville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隐喻研究可以并应该基于多模态的研究视角，关注除语言符号之外的声像音画等符号的概念意义传达，关注各个模态的相互作用、互动关系和意义构建过程，而这个意义构建过程应该是动态的、变化的。所以，对照单模态隐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喻的语言体现，Forceville提出了多模态隐喻的定义，多模态隐喻是一种类型隐喻，其目标域和源域用不同的模态体现出来。这些模态可以包括图像或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嗅觉模态等人类用来感知世界的全部通道，这些通道都可以接受信息，构建意义。

电影作为多模态语篇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光影、图像以及声音等一系列模态形式动态地构建意义、传递信息。同时其图像或视觉模态的隐喻通过跨域映射实现表意功能，其中，颜色作为视觉模态的主要元素之一承担了重要的意义构建任务。当然该功能的实现有时需借助声音和音乐等载体共同协作，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做综合分析。但同时需指出，电影中颜色隐喻的意义构建和人的认知水平、观察经验和文化基础等密切相关。本文将以张艺谋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为例介绍张艺谋电影中的颜色隐喻的功能和作用。

张艺谋电影的颜色隐喻

如上所述，同语言无异，各种表意符号在构建意义时同样具备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本文重点考察色彩隐喻在构建概念意义上的作用。色彩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大量应用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几乎张艺谋所有的电影都利用色彩要素传递信息，在增强视觉冲击的同时，更注重其表意功能的实现和感情的传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如此，下面将对该片的颜色隐喻做如下分析。

(一)黄色的隐喻

通过对张艺谋电影的色彩分析，笔者认为色彩三要素：明度、色相和色彩饱和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信息值。(1)色彩明度：明度高的颜色为重要信息，明度低的颜色为次要信息。(2)色相：波长的色彩，如红色，传达重要信息。(3)色彩饱和度：饱和度越高的颜色，传达的信息越重要。这也为张艺谋电影大量使用红色和黄色提供了认知理据，同时也成为颜色隐喻的经验基础。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颜色成为无声的语言，流淌着故事情节，述说着故事矛盾冲突。金黄色作为该影片的重要色彩符号，在影片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色相环中由于黄色的明度高，它的鲜亮纯度也是最高的，具有凸显性，是皇权的象征。金黄色的具体表意功能如下：影片中，大王和杰王子在天福官驿会面中，大王身着金黄色铠甲，杰王子身着黑色铠甲，金黄色和深灰色的色彩明度不同，传达的信息不同，金黄色有更强的显著性。这样两种颜色与交际意义之间形成了隐喻映射：明亮(明)—主体(皇权)—统治者;暗淡(深灰)—从属(臣民)—被统治者。这也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规律，人的视觉系统首先处理明亮的刺激，明度高的色彩具有凸显性。

凭借于此，张艺谋通过颜色隐喻凸显或弱化某种关系，如权利关系、君臣关系、等级区分等，在读者认知经验的共同作用下，使颜色发挥了语言的作用，即告知观众王就是王。

在影片中，本片中夺目的金黄色宫廷服装、神圣的宫殿，黄的菊花成为贯穿全片的重要线索，给人以华丽隆重的视觉感受的同时，也透露着伤感，而这种伤感在一定程度上是黄菊花的表意体现，菊花的黄色和具象的菊花共同构建了悲伤的气氛。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中丧事的黄色调不无关联。当人们看到黄色的菊花，在大多数人的认识范畴内，会映射出葬礼的画面。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没有明确提出黄菊花的表征意义，但不能否定的是，满眼的黄菊花在观众的心里构建了一个悲剧的符号，预示着片中不伦的恋情、政治反叛以及扭曲的亲情终将走向悲剧的葬礼。黄菊花作为一个符号，通过跨域映射投射到影片的场景中预示着失败和死亡。而与菊花黄饱和度不同的金黄则体现了另外的意义。金黄色对皇权的表达绝无异议，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社会中，皇权是不可挑战、不可撼动、不可置疑的，任何对皇权的质疑和反对都将是灭顶之灾。色彩饱和度隐喻的意义差别如下：色彩高饱和度(金黄)——皇权——不可战胜;色彩低饱和度(菊花黄)——死亡——终将失败。在影片的结尾，王后、太子元祥、二王子元杰、小王子元成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只有大王还在，在血腥中凸显出金黄色，因为在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中肯定的是皇权不可战胜的思想。

(二)红色的隐喻

影片中，除了铺天盖地的黄，红色也是张艺谋导演钟爱的颜色，在众多的影片中，红色都成功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实现了导演传递信息和传达感情的目的。从《红高粱》中红色映射的生命之美到《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红色表达的.压抑和欲望，再到《菊豆》的红色展示的涌动和释放以及最后的《山楂树之恋》中红色的凄美，红色在以视觉模态为主要形式的电影语篇中，其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红高粱、红盖头、红色的天空、血红的太阳、红灯笼、血红的染缸、红色的布匹以及红辣椒等一系列的色彩符号向人们传达着不同的信息和意义，和观众原有的文化领悟以及经验基础相关联，在每个观众心里形成既相同又不同的认知体验，也就是张艺谋的电影在每个观众心里的个性化版本，而这一点恰恰是基于观众的认知经验对色彩隐喻的个体化处理。

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一改对红色的独钟，大面积使用黄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偏爱的红色失去了其地位和功能。影片中，在重阳登高时，大王一家围坐桌旁，红蓝相间的地毯以及朱红色的桌子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大王逼王后服药，王后不从，众王子跪求母后服药，唯有杰王子恳求父亲顺母亲的意愿。大王的阴险、太子的猥琐、成王子的单纯、杰王子的正义、王后的不幸都围绕在红色的桌子周围。红色以其较高的色彩饱和度，给观众以迫近感，使观众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王室成员箭在弦上的紧张关系，爱情和亲情荡然无存。用源域(红色)来构建目标域(争斗)的原因是争斗会导致带来紧张甚至血腥。

影片中，王后的形象是扭曲压抑的，在绝望和失望中饱受煎熬，王后的服饰也以金黄色为主，金黄色虽属暖色，但给人以高高在上不易接近的距离感。但是在王后正式通知杰王子要发动政变逼王退位而立杰为王的时候，观众会发现王后一改之前的金黄装扮，身着红袍。政变的计划是王后心中希望的火花，王后将对未来的希望，甚至生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次政变的成功。政变给王后带来的期盼和希望通过红色的服装得以体现，让观众感受到王后内心的欢喜与希冀，同时在红色的衬托下，王后与杰王子的亲情对话，也使王后的温暖的母性也得到了体现。源域(红色)成功构建了目的域(希望和温暖)，和大多数观众的认知经验中暖色的红象征温暖和希望不无关系。

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片末是金黄色的海洋，金甲武士，穿戴金黄袍的王室成员。但是，观众不难发现，杰王子带领的每一个金甲武士都佩戴红色蒙面巾，在满眼的金黄中，一点点的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杰王子率领的大军为了捍卫母亲，推翻邪恶的父亲，起而反之，武士佩戴的红色恰恰代表了这种正义的力量。源域(红色)成功投射到目的域(正义)，这也吻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认知体验：红色是正义的象征。

在影片最后，大片的黄菊花中流淌着鲜血，最终被鲜血覆盖。这里的红色凸显了它的隐喻意义：即便是王权不可撼动、不可战胜，但是捍卫王权需要付出的是血的代价、骨肉残杀、众叛亲离。在这一环节上，满目黄色中流淌的鲜血使源域(红色)成功映射到目的域(代价)，意味着为权利和虚荣付出的巨大代价。

(三)黑色的隐喻

《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影片中宫廷间的有形的无形的争斗，通过黄色与红色的交替使用得到了揭示，但是令观众同样不能忘记的还有黑绿色的汤药。张艺谋在处理王后喝汤药时，使用了特写，从倒汤药到喝汤药到放下药碗，观众尽收眼底。如此细致的描写，旨在告诉观众在大王的精心设计下，王后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黑绿色的汤药，给观众以神秘感和不幸的预兆。此外，大王一直对元祥生母念念不忘，设堂纪念，但当大王得知元祥生母还活着，即刻决定杀其全家以灭口，派出杀手黑色装束，蒋太医惨死。黑色作为色明度最低的颜色，传递着冰冷、无情和恐怖，象征着大王丧失了最基本的感情，为了虚伪的尊严和权利，不惜放弃心中惟一的寄托。源域(黑色)成功映射到目的域(不幸和冰冷)，与我们的文化中对黑色的解读和体验相吻合。

结 语

电影作为以图像和声音为主要呈现方式的多模态语篇，电影导演通过对多模态符号的选择、改造和组合利用来实现特定的语篇目的和表达需要。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利用黄色、红色、黑色等一系列多模态色彩符号，通过色相的选择，色彩明度的选择，色彩饱和度的选择，凸显和弱化某些信息、构建不同的概念意义、激发观众不同的情感体验，从而实现了对观众的引导和操控。这其中，导演个人的情感、价值观、人生观和艺术判断都贯穿和体现在电影创作和色彩符号的运用中。作为视觉艺术的主要体现形式，电影语言中色彩的作用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虽然有些批评家认为，张艺谋的电影形式大于内容，情节简单、人物空洞，但是大家公认的是若干年后，具体的情节不再为人们熟知，但夺目的色彩和色彩代表的意义却永远留在脑海里。

参考文献：

[1] Forceville C，E Metaphor[M].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9.

[2] Forceville Linguistics and Multimodal Metaphor[A].K ：Zwischen Reflection and Anwendung[C].Cologne： Von Halem，2005：264-284.

[3] Lakoff G，M We Live B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王炳社.电影隐喻略论[J].电影文学，2010(08).

[5] 赵秀凤.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J].外语研究， 2011(01).

文学走进影视，影视离不开文学，无疑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客观需要，二者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 从影视诞生至今，可以说一直都未能摆脱文学的束缚与困扰。（除实验片与纪录片外）并且就近一两年来说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原著的发行量大增，获得更多的读者。小说《菊豆》、《妻妾成群》、《万家诉讼》，改编成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后，原小说作家刘恒、苏童、陈源斌的知名度有了极大提高，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双丰收。出版界同样尝到了文学与影视联姻带给他们的甜头，总是精心策划，选择某一部可能引起轰动的电影或电视剧跟观众见面的时候，同步发行文学作品，效果颇佳。像电视剧《雍正王朝》、《笑傲江湖》、《大宅门》，电视台播出的同时，文学本也在各大城市书店、书摊显著位置销售；电影《天下无贼》放映的同时，影院里就在售卖同名小说。即使一些小说作品在拍成影视剧之前，发行业绩也不错，像《雍正王朝》、《抉择》、《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旦改编成影视剧产生巨大轰动后，销售量还会大幅度上升。就我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一、编剧可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少。具体来说，就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编剧可选择的题材越来越少，这与政策和编剧可发挥想象余地有关系。政策对影视作品的束缚，阻碍了文学对影视的促进作用。但恰恰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给许多文学作品带来了机会，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成型的作品，只需要编剧加以改编修改，这给在未投资影视前，用文学作品检验一下市场，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文学作品得改编可能要比编剧绞尽脑汁声嘶力竭的苦思冥想的原创要好得多，因为作品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市场，和读者，所以其后的影响力只会扩大不会减小（当然这要刨除拍摄水平）二、市场越来越挑剔。具体地说观众的口味越来越挑剔了，影视制作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其实归根结底的因素是市场越来越好了。提高制作水平就意味着制作公司要花大的经历投入到剧本上，并且就近两年来说，许多公司都投入到网络文学的关注上，就我所知众多公司都购买了部分作品的影视改编权，这主要的因素在于网络关注的目光多，网络点击率高，改编费用便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了文学作品的多元化，网络文学与影视的结缘等。就我看来影视与文学关系密切也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以上两点也只是浮皮潦草的分析一下，具体情况，还需要看影视的长久发展，能不能在未来找到自己的出路，所以目前来说我的看法就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以后呢……唉……以后再说吧！ 这是什么时后写的，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可见时间过得多快啊……文学走进影视，影视离不开文学，无疑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客观需要，二者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在文艺大家族中 ,电影和电视艺术诞生得最晚。可是 ,诞生之后 ,便呈现出勃勃生机 ,成为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 ,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 ,尽管有不同之处 ,但相同之点更多 ,本文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探索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特征。一、影视艺术的特征前苏联著名导演吉甘认为“电影艺术的现实主义本性”、“蒙太奇”、“综合性”是电影的基本特征 ;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最基本的特征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镜子式的反映自然”。还有人认为 ,“音响性”、“大众性”、“造型表现力”也是电影特征的组成部分。电视艺术问世之初 ,基本上是向戏剧借用手法 ,于是有人把电视剧与舞台剧等同起来 ,认为电视剧是话剧艺术的发展。当电视艺术走出演播室之后 ,开始向电影靠拢。于是 ,有人又把电视与电影等同起来 ,称其为“小电影”。从电影美学的角度来看 ,影视艺术具有时空统一性、声画可融性、表现综合性、形象逼真性等审美特征。(一 )时空统一性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均处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恩格斯说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 ,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 ,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 > 客观现实就存在于一维的时间和三维的空间的统一之中 ,皆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影视作品也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影视的视听记录机器所提供的空间 ,就是那个纪录在胶片或磁带上的画格和声带 ,每个画格都展现出记录下来的视觉空间。但是 ,根据人的视觉感知的特点和在胶片上成像的特点 ,要在银幕上表现出运动来 ,必须用一连串闪现的静止画面。也可以说 ,影视的时间是空间化的时间 ,它物质化了 ,成为具体可闻可见的空间运动 ;影视的空间是时间化的空间 ,它有一个时间的流程。影视观众对一个时空统一的镜头的心理感受并不是纯粹用钟表来计算的 ,它还受到镜头中所包含的信息量的多少以及它的节奏的影响。信息量大 ,时间感就短 ,信息量少 ,时间感就长 ;节奏变化强烈 ,时间感就短 ,节奏变化缓慢 ,时间感就长。由于影视艺术的特殊性 ,它在时空结构上具有统一性。(二 )声画可融性传统艺术如绘画 ,用画面来塑造形象 ,但没有声音 ;音乐 ,则用声音来塑造形象 ,但缺少画面。古代人们便幻想能将绘画和音乐结合起来 ,创造出声画相融的艺术。有声电影的出现 ,使人们将幻想变成现实。现代影视编导在构思时 ,不仅要善于汲收美术、戏剧的特长 ,要考虑画面的安排 ,关注画面美 ,同时还要善于通过各种音响来构成节奏感与***美。中国电影《沙鸥》在“圆明园废墟”一场戏后 ,排球运动员沙鸥在枫树林走着 ,却响起了球场上的呐喊声和击球声 ,反映出沙鸥渴望重返球场的急切心情。声画结合 ,使形象更为真实 ,更为丰满 ,更具立体感。影视的声画相融 ,贵在有虚有实 ,有藏有露 ,有直接形象 ,也有间接形象相互映衬 ,相互补充。影视的声画可融性 ,其目的便是创造优美的意境。《林则徐》在展现林则徐与邓廷桢江头送别那场戏 ,虽然是从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和王之涣“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的诗意中脱胎而来 ,但是 ,电影艺术家通过展示邓船渐驶渐远和林则徐登高远眺 ,以及画外传来的令人荡气回肠的音乐 ,构成声画渗透、情景交融的意境。(三 )表现综合性其他艺术对生活的反映 ,基本上是“分解式的” ,从某一个方面加以表现 ,而影视艺术对生活的反映 ,则是“综合式的” ,从多方面加以揭示。影视是综合性的艺术。从默片到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宽银幕电影、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发展过程中 ,尤其在电视艺术的进程中 ,影视在创作手段、造型手段、声音手段、表演手段等方面不断汲取姊妹艺术的营养 ,从而使影视成为包含美术、音乐、文学、建筑、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的复杂的统一体。影视的综合性包括两方面 :一是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 ;影视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艺术 ,汲取了声学、光学、电子学 ,计算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多种艺术的综合。影视艺术大量地汲取绘画 (包括雕塑 )的艺术造型特征 ,绘画对光、影、色、线条、体积的独特处理 ,以及如何运用二维平面去创造三维空间的艺术本领 ,均给影视艺术的画面创造以丰富的艺术养料。音乐是长于抒情的艺术 ,它那特有的韵律美、节奏美也融入影视艺术之中。音乐那独特的听觉艺术元素 ,丰富了影视艺术的感染力。文学之溶入影视 ,主要在于文学塑造人物形象与典型的方法 ,以及故事情节的结构安排 ,细节的描写等方面 ,均被影视艺术所吸收与改造。影视从表演方面从戏剧那里汲取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表演理论 ,后来 ,又吸取了布莱希特的“表现派”的表演理论。仅仅从影视表演的角度来看 ,影视与戏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戏剧也是一种综合艺术 ,而影视与戏剧相比较 ,其综合的广度和深度是不同的。戏剧的综合是一种间接的综合 ,而影视综合是一种直接的综合 ;戏剧的综合是一种片面的综合 ,而影视的综合是一种全面的综合 ;戏剧的综合是一种外在的综合 ,而影视的综合是一种内在的综合 ,是多种艺术元素通过了融汇化合之后形成了新质的综合。影视是综合的艺术 ,但并不是拼凑的艺术 ,综合性并不是大杂烩 ,而具有***性 ,影视早已是成熟的艺术。(四 )形象逼真性所有的艺术都要讲究真实 ,但影视的形象更为逼真。1895年 12月 2 8日 ,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第一次公映的影片 ,实际上是现实生活场景的实录 ,是放映时间、物理时间和镜头时间的完整统一 ,可以说影片的内容就是生活本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2 0年代末产生了有声电影 ,到了 5 0年代 ,宽银幕电影问世 ,后来又出现了嗅觉电影 ,全息电影、球幕电影等等 ,使得电影中的形象更加贴近生活。为了拍摄《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围歼战” ,电影工作者选择了一块近 3平方公里有起有伏的开阔地 ,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在工兵营的协助下 ,在场地上布置了 6千个炸点 ,安排了 5百辆汽车 ,30多门火炮 ,2 0多辆坦克 ,10 0多匹战马 ,还有汽油桶、骡马车等等。为了表现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的宏大场面 ,他们动用了 1万 6千多人扮演敌我双方的军队 ,动用了 5台摄影机 ,从而一气呵成 ,重现炮火连天、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辽沈战役》还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从技术手段的还原性和视知觉满足的角度来看 ,影视比其他艺术更具有逼真感。克拉考尔说 :“电影按其本质来说 ,是照相的一次外延 ,因而也同照相手段一样 ,跟我们周围的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亲近感。”又说 :“电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擅于恢复物质实现的原貌的手段。”<2 >电视也与电影一样 ,用镜头真实地纪录生活。电视连续剧《渴望》便如同生活中的一首歌 ,使观众置身其中 ,感同身受。二、影视文学的特征影视文学是为制作电影电视使用的 ,是摄制影片和电视的文学基础和文学蓝图。因此 ,影视文学的作者必须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进行编写。(一 )银屏意识电影、电视与戏剧三类艺术样式 ,它们都要给人以视觉形象。但由于展现形象的方法与场面不同 ,所以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戏剧演出 ,观众与舞台保持一定距离和不变的艺术视角。而影视艺术则不同 ,它可用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这些不同的景别来展现镜头 ;又可用前后、左右、俯仰、上下等不同的角度来塑造形象。时间上也可相对地延伸。因此 ,用作影视艺术之本的影视文学 ,要具有自己的时空观和银屏意识 ,为银屏提供鲜明的可视形象 ,适合影视镜头再现。银屏意识 ,是影视剧本的重要内容。劳逊说过 :“电影剧本时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很长的文学活动过程。购买下来的素材可能是一年舞台剧本或一个短篇小说 ,也可能是一个大纲式的原始电影故事。这种原始材料 ,为了便于电影化 ,通常是先改写成一个‘分场便概’或‘分场大纲’ ,这仍是叙述性的散文 ,可能短到两千字 ,也可能长到五万字 ,目的是发掘把故事拍摄成电影的可能性 ,并作为将来写电影剧本时的基础。”<3 > 由此可知 ,一般的舞台剧本或小说的文学特性 ,还不适应影视剧本的特殊要求 ,因为它还没有体现出影视艺术的特点 ,所以 ,必须将文学性和银屏意识结合起来 ,才能成为优秀的影视剧本。(二 )鲜明的动作性戏剧要求矛盾冲突。影视作品除需要矛盾冲突外 ,还需要活动的画卷。这两种艺术都需要动作性。但是戏剧由于舞台的局限 ,为了清楚地表达 ,有时在动作之外还需加些台词。如演员已作擦泪动作 ,但旁边的角色还补上一句 :“怎么 ,你哭了 ?”影视可从不同的方位和层面反映对象 ,克服了舞台的局限性 ,所以它比话剧更能发挥行动的美感作用。有时无声无息 ,反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另外 ,影视艺术的时空大为拓展 ,给人物提供了广阔的动作天地。因此它的动作比戏剧要更为丰富多彩。戏曲里的动作 ,如果写进影视剧本中 ,必然要显得夸张而缺乏真实性。比如在电影中 ,描写祥林嫂寻死觅活不肯嫁贺家老六的第二天早晨 ,因被贺老六的诚朴所感动而心回意转时 ,只用了一个祥林嫂慢慢接过贺老六倒给她的一碗水的动作 ,就完成了。如果将此动作放在舞台上 ,其力量将大大缩减 ,因为没有近景和特写的表现手段 ,祥林嫂的眼神、表情 ,以及与贺老六之间感情的交流 ,作为台下的观众 ,是很难看到的 ,自然也就难以了解人物的心情。影视剧本必须有动作转化提示 ,方能搬上银屏。(三 )独有的结构方法影视艺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表现 ,所以在结构上可以用较多的倒叙、插叙、想象、幻想、梦境手法 ,使内容更为拓展 ,情节更跌宕起伏 ,而结构更为紧凑、严密。和戏剧、小说相比较 ,影视文学更近于小说 ,但又与小说有不同的地方。即使是根据小说改编出的影视剧本 ,在结构上 ,它

明星配置－商业电影的一种营销策略电影可以提供多种可能的快感，其中之一就是观看带来的快感。我们说看电影，除了看它的影像、故事，重要的看点就是演员了，尤其是明星演员。在我们看电影的历史中，也许记住的影片片名并不多，却能长久记住一些明星演员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这门艺术也就是演员乃至明星的艺术，正是因为他们，将一个个虚拟的情感故事、光彩照人的人物、人生的梦想，以直观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联接了观众的直接认同与体验。因此演员很容易成为人们寄托内心愿望和期待的对象。很多时候，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慕名而去，欣赏某位明星的新作和风采，而电影广告也是从领衔主演的明星来吸引观众，还有报纸、杂志、影视评论，也多以明星的各种新闻和噱头来招揽读者。电影明星在各个文化层次的观众中备受青睐，正是大众对明星几近疯狂的推崇和欢迎，造就了明星在电影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星的魅力深刻的影响着电影的娱乐发展方向。电影史学家雅各布斯在1939年这样写道：“美国电影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查理·卓别林那样，成为全世界这样珍爱的人物······当他笑的时候，许多民族和国家都跟着一道哈哈大笑；当他悲伤的时候，全世界都回响起悲伤的哭泣。”[1]卓别林由于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全世界影迷们疯狂的追逐与崇拜。之后还有玛丽莲·梦露、赫本、英格丽·褒曼、克拉克·盖博、费雯丽等一串光彩照人的名字。他们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会引起公众对他们狂热的追捧、欢呼、和迷恋，人们期待着再一次看见他们，期待着他们新的电影作品。电影业只是顺从了观众这种对明星的渴望，建立了明星制。所以，《美国电影业史》的作者本杰明·汉普顿认为：“电影界的明星制实际上是观众建立的，在其整个建立过程中，观众是完完全全的、不容置疑的主宰。”[2]当明星制刚刚在好莱坞确立的时候，很多学者就对它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代代璀璨夺目的好莱坞明星奠定了好莱坞作为全球影业霸主的地位。好莱坞不仅向全世界推销跨文化的通俗故事，而且推销隐藏在电影叙事中的偶像明星，明星作为再生产的保障，担负着将世界观众牢牢稳固在好莱坞电影产品上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逐渐的回归于本体，开始走向市场之路。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好莱坞大片对我们的威胁更增强了一步。我们开始注重电影的品牌意识，电影品牌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纵观电影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电影业发展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它出售一种满足大众欲望的叙事和一些拥有特性（天赋、美貌、个人吸引力、大众魅力）的人物。”[3]后者就是电影明星。作为商业化生产，电影的叙事是类型化的，明星需要商业化包装，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科尔多认为：“明星制培养出一种围绕着作为商品的明星打转的特殊的消费者，即通常所谓的影迷。既然演员的身份不能在个别影片中被全部了解，观众必须养成经常看电影的习惯才能充分感知那种身份。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的观看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4]可见，明星在创造影片品牌时是多么的重要。我国在建国后，也十分重视演员的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推举全国明星演员的活动，后来又有金鸡、百花奖评选最佳演员。1993年，《电影艺术》杂志社曾经举办过“首届十大影视明星”评选，这些活动评选出来的当然都是优秀演员，但是他们大多数并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明星。其实，在中国大陆的电影业中，“明星”始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有些是在群众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被称为明星，有些是政府主管部门授予的“明星”称号，这些“明星”更多的是一种荣誉称号，离真正的明星制、靠明星品牌来吸引观众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在中国，很多人只是把明星看成是电影的符号，认为明星只不过是集体智慧的凝聚，明星本人在电影中的位置远远不及导演重要，因此我们更愿意宣传导演而不是电影明星。我们更愿意说是张艺谋塑造了巩俐，而不是巩俐成就了张艺谋。其实从电影消费和满足梦幻的角度看，明星不仅是一部电影的具体符号，而且是一个可以脱离某部电影进行不断再生产的娱乐符号，以明星为中心的娱乐制度可以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娱乐产品。因此好莱坞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明星制度对于好莱坞的娱乐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好莱坞的一大批明星不仅使好莱坞有了一个稳定的明星消费市场，而且可以通过不同明星反映不同的文化潮流，来创作不同的电影产品。比如玛丽莲·梦露代表的性感文化就为她那个时期的电影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格调。而《罗马假日》上映后，高雅、纯真、甜蜜的赫本成为女性美学的新标本，“赫本头”流行于欧美，不仅发型，赫本的服饰、帽子、太阳眼镜都风行一时，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明星不仅反映着明星的个性，反映着电影娱乐的个性，也反映着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个性。好莱坞通过明星消费，不断获得有关大众文化的消费信息，然后据此创作出更符合大众梦想的电影产品，形成一种电影－明星－电影的良性循环。香港电影在市场上一直能取得骄人的成绩，就是因为它有一批像成龙、周润发、梁朝伟、刘德华、张国荣、周星驰、黎明、张曼玉、梅艳芳等明星演员，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创造了香港辉煌的电影娱乐产业。这些明星依靠一个成功扮演的角色形象而诞生，以此为大众所熟悉，从而进入大众宣传媒体中，引起观众的兴趣和欣赏。人们谈到明星时常常习惯于把她或他与其饰演的角色、影片文本相提并论。我们常听到成龙和香港动作片联系在一起，而周星驰与香港无厘头电影有着不解之缘，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成龙或周星驰的名字去观看某一部电影的。另一方面，媒体特别是娱乐媒体的兴趣也聚焦在明星的个人生活上，向热情的影迷提供大量关于明星的秘闻，明星的服饰、家庭、生活习惯、消费水平，特别是明星的感情生活或者隐私，都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知情渴望”。这样一来，娱乐报刊、电视新闻、广播、网络作为明星的宣传工具源源不断的提供大量关于明星个人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与电影文本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同电影业和影片制作过程还是有联系的，使观众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更多关于电影的信息。明星制给电影业带来了更多的盈利空间，观众通过票房对他们喜爱的明星演员表示支持，从而确立了明星在电影业的重要位置，似乎是大众确定了电影的娱乐方向和明星的位置，但我们也要看到制片方利用自己的手段进行明星的制造、包装和炒作。明星制反映了大众与制片商之间一种双赢机制，一个演员能否成为明星，取决于大众的支持，取决于一种“大众文化机制”，而明星的诞生和成长，也同样离不开一系列机制的操作过程。面对越来越商业化操作的电影业，中国内地的电影人也逐渐认识到了明星的作用。冯小刚的贺岁片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最为成功的商业类型片，其中明星制的运用成为贺岁片独一无二的品牌策略。在一系列影片如《顽主》、《大撒把》、《上一当》、《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大碗》、《手机》中，葛优一直处于影片的叙述中心，与他合作的女明星基本上都是为他而搭配的。葛优塑造的平民小人物和他的本色表演，反映了人们处于消费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葛优既是明星，也是我们身旁熟悉的普通人，既是公众人物，又贴近我们的生活。正是这种明星效应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所以，冯小刚换了几个女演员，就是不换葛优，把葛优当成一种营销品牌来运用。按照保·麦克唐纳的说法，就是“通过宣扬某个表演者的名字，这就给不同的影片划出了区别的界限，奠定了影片的类别和特征······影片个性的确立是因为它是以影片中的某个演员来彰显，而且成为人们认知那部影片的唯一标识。”这种情况还有巩俐在张艺谋电影中的表现，无论是《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还是《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电影，都有着巩俐鲜明的痕迹，她的性感、她的执着、她的倔强、她的美丽和反抗都为影片做着最好的注解，同时也吸引着观众和投资者对电影的关注和支持。中国进入国产大片时代之后，明星作为一种大片的配置元素得到了强调和突出。在《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天地英雄》、《神话》、《天下无贼》、《功夫》、《墨攻》、《黄金甲》、《云水谣》等大片中，几乎网络了所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等一线明星演员。这些明星中有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李连杰、成龙、章子怡和巩俐等，有在亚洲市场上的人气最高的明星如周润发、金喜善、田中角荣、金城武、刘德华、周杰伦等，也有中国本土有相当知名度的陈道明、赵薇、姜文、葛优、李冰冰等，还有多次获得影帝影后称号的梁朝伟、张曼玉，如此庞大的明星阵容，奠定了大片的票房基础。大片中这样的明星配置多属于一种商业配置，既非单纯的取决于制片人和导演的偏好，也不会单纯顾及到演员的可塑性和演技，而是更理性的考量明星本身具有的潜在商业价值。作为投资商的银行或企业会根据明星名单预测影片的投资受益率，而发行商则通过明星的分量来决定是否购买影片，而观众，也多是根据明星的出演而进行电影消费。由此看来，明星是电影投资者、制作者、媒体和观众共谋的结果。在大片的首映式、新闻发布会和其他各种宣传场合，明星都是最瞩目的关注对象，他们的表现对一部电影的成功至关重要。正如安妮特·奎恩说道：“明星除了可当成一种品牌来推销外，更重要的是明星是电影宣传的主要工具。”[5]因此，对于大片来说，一部没有明星的电影是不可想象的。在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电影明星身上不但纠结着各种权力关系的合力运作，体现着一种复杂的关系网。就电影明星自身，也成为大众的消费对象，或者说，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指南。事实上，明星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职业范畴，在一个明星身上，体现着一种观念信息，一种流行文化的符号，所以她可以成为大众的偶像。20世纪90年代的明星巩俐，在国际影坛上代表着一种东方美，她身着旗袍，高挑、性感、神秘，如同她在电影作品中扮演的那些东方传统女性形象一般，有《红高粱》中九儿的热情、《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的美丽，还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舞女的性感和神秘。巩俐作为一种东方符号、东方元素引领了世界电影舞台上的东方潮流。到了21世纪，同样是中国演员章子怡，同样是在世界影坛上展示东方美，却引导着另一个潮流。章子怡在短短几年中迅速窜红，成了实现梦想的成功者。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形象，而是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的、雄心勃勃的新女性，她给世界带去了关于东方的另一种表述。明星的个性具有鲜明的特征，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明星们有不同的崇拜者和不同消费者，也就是说：“有个性的明星具有不容否认的特性。每个明星的具体形象都有别于所有其他明星；这个形象的流传和有关这个明星的种种议论一样都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途径（通过电影和杂志）。这一切都是为了深化这一形象，即赋予它一系列的个人特色，他们无论是否虚构，都代表着这个作为个人的明星。”[6]不同个性的明星，反映出不同的电影娱乐个性，也反映出不同社会阶段明星消费的特点。流行文化满足了大众的消费需求，明星身上体现的这种文化符号是推动流行文化进行传播的重要途径。如果说经济与文化是共生的，电影竞争，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较量，我们如果想在这场较量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制造一批我们本土的明星。在电影机制和明星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将成为中国电影中越来越重要的维系力量。--------------------------------------------------------------------------------[1]（苏）库卡尔金：《卓别林评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2]转引自业路河：《明星制与电影产业》，载《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3]业路河：《明星制与电影产业》，载《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4]转引自《论明星》，载《世界电影》1995年第3期，第102页。[5]引自安妮特·奎恩：《明星》，载《电影欣赏》，总第108期，第31页。[6] 《明星制的起源》，载《世界电影》，1995年第2期，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