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课本有哪些的史论文

2002级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从2006年1月开始布置，至2006年6月末结束。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按照学校和学院有关毕业论文工作的规定程序和质量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结合历史专业特点，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在全体教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现就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情况进行简要的总结。总结将主要从本次工作的具体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提出如何改进的思路和措施，使毕业论文工作不断得到进步和发展。 一、毕业论文工作的基本状况和评价： 基本状况：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按照学校和学院的基本规范要求进行，由于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没有出现大的失误。2006年初，历史系召开2002级毕业论文工作动员会，就毕业论文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动员工作。2006年新学期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各教研室为学生提供了新修订的毕业论文参考题目，学生初步选定了论文题目。4月中下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4个小组分别召开了开题报告会，大多数学生的论文题目通过，部分学生的论文题目进行了调整，学生开始进入毕业论文大纲写作阶段。5月初，学生基本完成了写作大纲，经过指导教师同意，进入正式写作阶段。5月末多数学生完成初稿，6月初完成2稿，6月中旬最后定稿。6月17日开始，分4个小组（中近史、中现史、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进行了第一轮答辩按规定进行。经过学生申请和指导教师推荐，17名学生进入第二轮答辩。6月23日，第二次答辩进行，最后确定学生毕业论文成绩，并对毕业论文的后续工作进行了安排。 基本评价 从毕业论文的工作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简要的分析总结，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以借鉴于今后工作的不断创新与进步。 本次论文工作的准备情况：本次毕业论文工作，准备的较为充分，按程序和规定对教师和学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建议；要求师生对毕业论文工作要思想上给予应有的重视，正确认识论文工作的意义；特别强调了学生在选题上突出学术性和现实意义，注重选题的科研训练以符合专业发展目标的要求，能够较好地体现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和考核；组织教师对原有的毕业论文参考题目进行了时适的调整，更多地突出了对论文的学术性和选题前沿性的要求，并注意与教师的科研特长相结合，加强教师指导工作的针对性，提高指导的力度；学生选题要注重难易程度，注重其学术性与可行性相结合，要求深入了解学术信息动态，广泛收集资料；着重提出学生要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课题，鼓励学生创新意识的发挥，在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基础上，给学生充分展示个性的空间。历史系历来重视学生的实践性教学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实际创作能力，许多学生不同程度地参与过科研活动和受过学术活动的影响，这些对历史系学生的论文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影响。 本次毕业论文工作前期工作中，依然存在一些习惯性的问题。从学生选题和开题前后来看，部分学生的选题还是有些盲目，不断地进行修改，一方面说明学生经过长时间的专业学习，但研究方向并不明确，我们的平时教学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学生对毕业论文工作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在今后工作中应帮助学生尽早确定专业研究方向，从研究方向带动对历史专业学习的兴趣，提高专业修养和素质；学生论文中选择地方史的很少，使学生论文在整体上的独立和创新研究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论文指导过程：主要是考察教师在指导论文过程中的作为，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和工作量。在论文工作过程中，我们对教师的指导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严格遵守指导规范和纪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提高教师的指导质量，要求教师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来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在教师指导观念上，重点强调指导过程要充分体现师生间的学术合作意识，鼓励学生提出自已的见解，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提倡有个人风格的学术论文。为保证实习质量，在具体指导过程中，努力克服困难，严格按照学校要求进行工作，教师的指导学生数量限制在学校允许范围内，教研室在努力做好进行监督和检查工作。从实际效果来说，整体工作是顺利而有成效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教师的指导水平和工作态度有差别，个别教师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对跨方向的论文的指导有一定的难度，对学生论文内容中并不是自己研究方向的问题，指导不到位，因此教师需要自我提高和训练，由于教师较少，加上学生可以自由选题，对指导教师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在此方面应当给以重视。此外，教师自己填写指导记录，有些过于形式化了，有许多指导工作是随时进行的，而不是指定时间地点的，再者，也难以保证其真实性的。我们认为：应由学生来做更好一些，由学生在教师指导的时候做记录，也是作为修改论文依据，通过学生的记录中来考核教师的指导工作。 毕业论文答辩：此项环节是对学生的一次全面综合的考核，既可考核学生的内在知识的深广度，更是对学生外在的学术气质与综合表述能力的现场检验。从本次论文答辩过程可以看到，多数学生对论文答辩给以了足够的重视,并且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对教师所提问题能够流利的回答，也表现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与平时的课堂教学训练有重要的关系，有些学生表现了很出色的素质。表现突出的学生的共同特点是，其一，基础知识较为扎实，对论文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基本上都能进行较为合理的回答，表现出了知识的熟悉程度和较为自如的应用能力。其二，具较为宽广的知识面，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认识历史，形成一定的对历史的宏观认识，对论文所内含的历史问题基本上能够给以较为完整的回答，而不是仅仅止于专业方向所涉及的内容。其三，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识，并能够运用其来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较好的理论联系现实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其四，是语言表达能力突出，逻辑性强，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学生论文有赵学梅的《论美国城市化郊区的发展》、孔淑霞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徐盛的《论徽商历史及其文化的现代价值》、刘蕾的《论中共与冯玉祥的关系》、姜慧博的《论妇妇在抗战中的贡献》、何淼的《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东北的争夺》等。在答辩中，这些学生都能就自己论文内容和观点进行学入的分析和阐述，质量较差的论文在答辩中则一般表现为选题犹豫不定，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就存在许多问题，方向不确定，选题困难，写作中基础知识薄弱，明显的不能很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因此在答辩中也自然表现的缺欠较多。答辩中，从整个组织工作是认真严谨而且有实效的。教师都能做到认真努力，严格要求，努力保质保量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成绩总体上的公正的，而且，也是得到学生认可的。

显而易见，整篇论文的核心在于民生，有两种答题的方向。1.整篇论证三民主义的一些弊端，如忽视民生，没有明确后续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方针，在套用一下政治方面（军阀主义），经济方面（小农经济还是主导，资本主义薄弱），乃至社会风俗方面（移风易俗的趋势，明智的开启），国际方面（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然后结合材料（这个很简单，抄一段材料就行）2.另一种思路就是死磕民生，从小角度出发，先表彰孙中山推行的三民主义的功绩（推翻清朝，开明智），然后再大笔墨的写最底层人民依旧悲惨的生活境况，严重的脱离民生。原创，高中文综霸霸的一点分析。

百日维新历史论文（题目自拟，可以从中摘抄800左右非常简单）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希望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不要以为我打错了，没错，是“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 百日维新[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伊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拟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这反映了维新派力量弱小、光绪皇帝无权的严酷现实。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在变法新政的实际执行机构总理衙门中，只有帝党大臣张荫桓和章京张元济倾向维新，新添的维新人士仅康有为一人。在负责转递士民上书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此外没有提拔维新人才。在六部中，仅礼部经过一次严重冲突，将礼部六堂官全部撤换，以倾向维新的原仓场侍郎李端？为尚书，原少詹士王锡蕃、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为左右侍郎，但后党骨干裕禄仍为尚书，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别配以守旧人物寿耆和萨廉。而这已然是维新党在人事方面的最大胜利了。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七月二十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可惜礼部堂官的撤换和军机四卿的任用，离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1.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六月初一、七月初三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2.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颁渝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是正式开办。二十二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 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 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内容:1.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2.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3.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4.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5.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6.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光绪帝异常愤怒，曾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但直至政变爆发，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1.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拼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位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七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著裁汰。这些冗衙冗官本应裁汰，但由于事先未对大批被裁官员的出路作适当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变的到来。此为改革派急躁冒进、疏于策略的表现之一。2.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而且规定“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同时又发布谕旨，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等。 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所以，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康的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后党顽固派支持下发动政变，八月初六重新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皇帝，恢复旧制，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人们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光绪帝不愿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策略的变化：即由倡导民权变法演变为君权变法。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是转交翁同龢，恳请代递，遭拒绝，康有为十分沮丧，“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1895年5月6日，继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中第三次上书终于送达光绪手中，引起重视，维新派开始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梁启超也在其《变法通议》中大声疾呼“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随着变法实践活动的逐步开展，康有为认识逐步趋于现实，“变法看似简单，其实成功太难”，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派的软弱，要照搬英美而直接开国会，设议院，是非常艰难的，比较实际的只有依靠皇帝权威，“乾纲独断”，才有可能“变成法”，达到富强。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中即已明显转变了政治策略：“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以消除光绪顾虑。1898年1月，康有为奉光绪“条陈所见”诏，第六次上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①明定国是，②“立制度局总其纲”，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局是皇帝主持设立的，对皇权有强化作用，与民选产生的国会有本质区别。此后，康有为向光绪进呈了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亡记》等书，供光绪阅览参考，这是康有为从民权变法到君权变法的全面调整。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明确提出变法最好以彼得为榜样，以俄国为样板，进行变法，“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乃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在此情形之下，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已是顺理成章，再奢谈“君主立宪”反而是不识时务了。总之，笔者认为，“百日维新”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内容，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把改革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因而改变“民权变法”之初衷，走上了“君权变法”之路，不但不希望削弱君权，而且希望强化君权。客观原因：光绪帝本身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其支持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夺取实权，岂容再兴民权削弱君权？其次，改革本身是一项庞大、复杂、漫长的系统工程，康有为所极力推荐的彼得一世改革根本就没有国会议院一说，明治维新也是先从幕府将军手中夺取政权，确立天皇权威，在天皇主持下进行改革，在改革中逐步确立议会机构及地位的（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从1640年开始革命至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确立君主立宪制，也经历了半个世纪。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封建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仅凭一纸法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说明康、梁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还算“明智”，要在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骤开国会，显然缺乏应有的组织、思想准备，社会物质条件。一句话，“百日维新”太短暂，过早夭折，君主立宪还来不及孕育出台，就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