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虎丸,1927年生于东京。1944年到中国,进旅顺工科大学预科,1947年回国,1953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东洋文学科,同年接受基督教洗礼,1957年起先后在东京教育大学和东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硕士课程,1963年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以后,历任广岛大学等校讲师.副教授、教授,学校法人和平学院院长、理事长。2003年1月病逝。主要著作有《鲁迅与终末论》(龙溪书舍,1975年),《创造社研究》(亚细亚出版社,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朝日出版社,1983年)等。日文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委员.译者。《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丸山升此文试图处理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两年间的经历。丸山升一反竹内好的判断,不认为鲁迅在北京抄古碑时期是鲁迅回心的关键,而是认为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遭遇的挫折,才是鲁迅成为鲁迅的转捩点。与竹内好认为启蒙者鲁迅(政治)包围着文学者鲁迅不同,丸山升认为革命问题(政治)才是贯穿鲁迅的核心。而对鲁迅来说,人的精神解救等鲁迅的主题其实和政治问题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开《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从题目来看,此文应该是论述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期间的行动及思想。但丸山升的着眼点却在鲁迅如何以主体的姿态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接受理论的同时,始终不忘记承担中国的现实。第一、二部分,即以此立论,并与日本学界对话。第三部分强调鲁迅始终认为革命必须带着现存的民众(虽然愚昧)前进。第四部分则强调鲁迅重视平凡的现实,而拒绝空谈。第四部分最精彩,反对在政治与文学的框架中阐释鲁迅(竹内好),而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现实的框架中把握鲁迅。亦即强调鲁迅不断扎根在现实中。很明显此文针对日本学界风气发言,但中国读者来说,也有振聋发聩之效。理论固然精彩,但如果不结合中国现实,则理论的精彩也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既不能改造现实也不能解释现实。有关两个口号问题的三篇论文作为日本学者,在文革正在进行的时刻,以有限的资料对两个口号论争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反过来批驳文革中的中国学者的言论,这无疑让人感佩!而我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意识到丸山升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作为今天的读者来说,丸山升花那么大的精力批驳文革言论,咋看上去会觉得他有些大题小做,因为文革在今天似乎已经无需批驳,它本身就被妖魔化,成为罪恶的渊薮。不过丸山升却从对文革的批判中,意识到在面对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能用某种理念来套在历史事实上,而是应该还原到当时的现实,在更为复杂的关系中处理历史。而他对毛泽东的态度,即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在与同时代人共同切磋、磨砺中产生,而不是有个固定的永远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与其他异端思想作战(所谓两条路线)。这一观点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但丸山升能在文革初期就能加以提炼,还是让人钦佩。《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丸山升丸山升的论文给人感觉都像是资料考证,但内部则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的对话对象是文革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破的方面来说,他反对用某种路线来解释30年代的文学现象,把一切文学现象阐释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从立的方面来说,则是要求研究者回到历史之中,在复杂的关系中判断当时的人、事以及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研究界显然还不时掉入丸山升批判的逻辑中而不自知。尤其是丸山升拒绝以个人的品性或权力欲来解释事件的唯物主义态度(今天我们不断看到有类似倾向的论文),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学习的。《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丸山升以大部分篇幅进行资料考证,但立论的核心仍是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的处理文学史上的人、事,拒绝任何先验的判断和理论。并由此“思考历史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意义”。继续对丸山升的文章做笔记显得有些繁琐。在其扎实考证的下面,我发现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操守。值得中国知识界重视的恐怕不是丸山升所考证的事实,而是他对待研究的态度。在文革最酷烈的时候,丸山升拒绝认同极左言论,坚持历史的态度看待鲁迅。而当文革结束,中国人开始以拒绝反思的态度开始反思,以相反的话语再次重复文革逻辑的时候,丸山升则指出“在现存社会主义的不少、而且是严重的弱点被暴露出来,对其批评甚至已成为流行的今天,这样做究竟有多大意义”(285页)。丸山升的态度无疑需要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