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总编辑陆先高

马上第三届“2018清博盛典”就要在本月开始了，具体大咖人员没看到他们公司公布，可以咨询下，我之前看过他们的一篇关于2018清博盛典的文章，有相关流程2018清博盛典

历任教育部部长有马叙伦、杨秀峰、何伟、周荣鑫、刘西尧、蒋南翔、何东昌、陈至立(女)、周济、袁贵仁、陈宝生；1985年至1998年教育部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历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有李鹏、李铁映、朱开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参与管理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行政首脑，现任部长是陈宝生。扩展资料：现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履历1974—1975年，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公社插队知青1975—1978年，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邮电局机线员1978—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2—1985年，甘肃省商业厅组技处干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5—1988年，中共甘肃省委经济部办公室副主任、调研处处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8—199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副地级政策研究员1991—1996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96—1999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1999—2002年，中共甘肃省酒泉地委书记2002—2004年，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2004—2008年，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社科联主席（其间：——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2008—2013年，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2013—2016年，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6—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7年 1月5日，国内新媒体大数据的领跑者清博大数据，将在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召开2017年度盛典暨新媒体大数据峰会，主题为“创新、融合、价值”。届时各类学界专家、大数据行业领跑者、新媒体大咖将共聚一堂。豪华嘉宾阵容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著名文化学者于丹，她将发表《大数据时代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构与有效传播》;一点资讯总裁陈彤、快手创始人兼CEO宿华也将到场发表主题演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导沈阳教授、还有新华网(行情 ,买入)副总裁申江婴、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陆先高、人民网(行情 ,买入)副总编辑、环球网总经理许丹丹等共同探讨融媒体的变革与新生;也有延参法师、“同道大叔”、“一个人听”、“冯站长之家”等自媒体大咖，以及“国资小新”、海尔、万达等企业新媒体主编在极限三分钟内分享干货，以及他们的独家秘籍。汇集了国内100位顶级企业领袖、100位主流媒体总编辑、100位个行业自媒体大咖、200位重量级网络红人将在本次清博年度盛典上露面。超强阵容的重量级嘉宾将轮番舌战，多种精彩观点激烈碰撞。盛典精彩内容令人期待，知名学者、网红、明星、企业领袖、学者等前来参会，打造一场国内顶级的新媒体盛宴。《众媒融合时代谁为王》报告，2016年哪26项最具含金量重磅榜单，全国首个新媒体小镇全景式规划等在现场发布。本次年度盛典的微博热门话题#2017清博盛典#已上线，关注新媒体的小伙伴们不容错过。2016年1月，清博大数据首届年度盛典盛况空前，现场嘉宾1200多位，网络报名人数过万，新浪微博上的话题阅读量超过数千万，同步网络直播吸引了数百万粉丝聚焦。 答案来源：中国网

现任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 陈宝生，男，汉族，1956年5月生，甘肃兰州人，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5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政治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副研究员。中国教育部历任部长 第一任：马叙伦，任期：1949—1954个人简介：马叙伦（—），现代学者、书法家。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男，汉族，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他从1949年至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从1952年到1954年是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第二任：杨秀峰，任期：1954—1965个人简介：杨秀峰(—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95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杨秀峰为高等教育部部长。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成为教育部，杨秀峰任部长。第三任：蒋南翔，任期：— 个人简介：蒋南翔（1913—1988）中国青年运动领袖、教育家。江苏宜兴人。1965年1月至1966年7月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第四任：刘西尧，任期：1977—1982 个人简介：刘西尧，1916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196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6年10月至1977年1月曾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77年出任教育部部长，参与了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五任：何东昌，任期：1982—1998 个人简介：何东昌（）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9月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82年后调离清华大学，任教育部部长、党组副书记。第六任：陈至立，任期：1998—2003 个人简介：陈至立，女，汉族，1942年11月生，福建仙游人，196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参加工作，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电介质物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1998—2003年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第七任：周济，任期：— 个人简介：周济 (1946年8月26日-)，男，汉族，上海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中共党员，1970年3月参加工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第八任：袁贵仁，任期：—个人简介：袁贵仁，男，汉族，1950年11月生，安徽固镇人，中共党员，1969年5月参加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9年10月31日，袁贵仁接替周济出任中国教育部部长。

《七律·庆十九大召开》作者 陆先高船起南湖细雨轻，波澜壮阔向前行。镰挥锤举三山倒，地辟天开百业生。华表盘龙萦瑞气，朝阳金凤唱升平。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2日17时许，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高悬的国徽、鲜艳的五星红旗把现场气氛装扮得庄严隆重。刚刚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陈宝生左手轻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右手向上握拳，向宪法宣誓。2日下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按下表决器，决定任命陈宝生为教育部部长，接任已满65岁的袁贵仁。陈宝生的官方履历显示，他1956年5月生，甘肃兰州人，1978年在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2002年在中央党校政治学专业读在职研究生。1984年陈宝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5月参加工作。陈宝生的基层工作经验比较丰富，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从甘肃省商业厅干事做起，之后担任过甘肃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研室主任、酒泉市地委书记、兰州市委书记等职务。2008年6月，陈宝生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秘书长，2013年3月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复兴路上海天蓝，放眼征程景万千。破晓鸡鸣龙起舞，腾欢快马也加鞭。逐梦风光画境中，凌云峰顶耸苍松。神州自有豪情在，鹏翼扶摇震九重。

胡福明但也不是太确定，毕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解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谜(上) 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重大作用，已为世人公认。但在具体评价中却有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只是这场讨论的“支持者”。原因是引发这场讨论的，由《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公开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是其他人倡议和组织撰写的，邓小平事先并不知道，当然也没有参与，而是在文章发表以后，特别是听到了文章引起不同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不满并加以谴责，才使他特别关注并阅读了文章，不久就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公开明确地支持《实》文的观点。 这种“支持者”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一段时间。光明日报社的一些同志发现以后，曾经在1999年光明日报五十年大庆时出版了一本《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专著，该书全文收录了从胡福明的第一篇来稿、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编辑的历次修改稿直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修改定稿的原文，还收录了光明日报编辑的回忆文章和对历次修改稿的说明。这本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1999年6月出版，出版前的1999年4月1日曾送请国家新闻出版署转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以下是他们审读后的意见： 本书比较清楚、真实地介绍了真理标准讨论发动的经过及历史背景，为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较为详细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均无问题，有出版价值。其中，尤其是第三部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经过，讲得更为全面、准确、可信。 但书稿的几个部分在事实把握和叙述风格等方面还显得不够一致。主要是： 一、《走进新时代的序曲》，这部分对于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光明日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讲得还可以再充分一些。对于《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也应有比较清楚的交待。建议在定稿时作适当补充。 二、第二部分，即“实文”的组稿、修改和发表，虽然事实介绍的比较清楚，作者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有些地方语言表述过于尖刻，……等等，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建议将这类语言删去。重要的是把事实讲清楚，而不必对其他说法作过多的批驳，读者自会作出判断。 三、书里引用了不少历史材料，但很多材料没有注明出处，为提高本书的资料和学术价值，最好能补充一些关键的注释。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中央党史研究室1999年4月 我们本来以为，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介绍事件真相、澄清不实传言而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通过无可争议的原始资料，已经把《实》文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再浪费笔墨。但以后的情况并非如此，这种不实传言仍在社会上流传，以致有关方面表示，光明日报的同志应该出来说话，否则以讹传讹，不实的野史就会变成了正史！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实》文的发表是邓小平关于要准确地、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反对两个“凡是”思想的启示下进行的，由此文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更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 事实胜于雄辩，流言止于智者。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出版界长期困惑的作者与编者的定位问题，剖析这个问题，对弄清楚什么是《著作权法》上的作者，什么是编辑，正确处理作者与编者的关系，也有重要意义。 （一） 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胡耀邦亲自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发表，审定了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送去的《实》文清样，批准刊登，对推动《实》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此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否定。但不能不说，《实》文并非如某些书刊所说是由他“亲自组织撰写”的。 不是事实的事怎么会形成一种到处流传的舆论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实》文的源头在哪里？也即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北京的孙长江还是南京的胡福明？ 孙长江当年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参与编辑《理论动态》。胡耀邦那时曾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对《理论动态》情有独钟，除了亲自审读《理论动态》上的文章外，也常常与刊物的编辑们讨论当前的思想理论问题，策划重大选题。如果说《实》文是由孙长江撰写的，由胡耀邦“亲自组织”甚至由他策划、倡议是非常有可能的。 胡福明当年是南京大学政治系一名普通教师。胡耀邦与他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也没听说他们相识。如果说《实》文是胡福明所撰写，由胡耀邦“亲自组织”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胡福明“撰写”一篇重要论文，则有悖于常情！ （二） 解开作者之谜的关键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稿子（以下简称“中”稿），究竟是光明日报送去请他们修改的稿子（以下简称“光”稿）即胡福明投来的《实》文的第7、第8次改稿，还是如社会上流传的是他们自己撰写单独成篇的稿子，或者是由以他们写就的稿子为基础，吸收“光”稿的少许内容由孙长江“捏合”而成的稿子。 “中”稿除了开篇导言（第一段）以外，分成四个部分，连导言在内共有19个自然段。“光”稿除了导言（第一段）以外，也分成四个部分，连导言在内共分17段。 让我们逐段逐句进行对照。 首先，从《实》文的总体内容来看，“中”稿19个自然段，只有末一段是“光”稿中所没有的，其他18个自然段的内容，除了个别新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语录和极个别的几段话以外，都可以在“光”稿中找到。 其次，那个时候的学风、文风的特点是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语录，以增加文章的权威性。“中”稿共引用了15条语录，除了2条是新增加以外，13条语录都是来自“光”稿。如果一篇论文，不仅内容的绝大部分均来自另一篇论文，而且连援引的语录绝大部分也一样，能认定这篇论文是独自成篇的吗？“中”稿作为论据，举了几个例子。自然科学史方面，举的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和证实的过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从假设到成为真理的经过；社会科学方面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提出到被确认为真理的历史等。但这些内容无一不是在“光”稿中被列举过，特别是占整个文章四分之一篇幅的文章第三部分，举的例子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修改个别论点和列宁对它的评价，“中”稿和“光”稿并无不同。大千世界，悠悠万物，一南一北素无往来的两名作者，分别构思和撰写自己独立成篇的文章，选取的事例居然也如此雷同，这能是巧合吗？ 第三，再从文章的具体章节段落来看，第一段导言，“中”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光”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只是把“这个”改为“这是”，把“问题”挪了个地方。 “中”稿的第2段也是照抄，只是把“光”稿第2段中引用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摘取出来，移到“中”稿的第3段中，而这段语录就成为“中”稿新添加的。 像这样整段照抄照搬，或略加增删修改的，还有“中”稿中的第4段、第5段、第6段、第7段、第9段、第12段、第18段等。 有意思的是第13段，文字不长，照录如下：“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按“中”稿的说法，这一段是新加的。但仔细一对照，这段话前面两句耳熟能详的语录，原来出自“光”稿中的第6段，而后面的三句话，有两句出自“光”稿的第12段，“中”稿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句，第13段也就变成新添加的了。 这里请细心的读者耐着性子阅读对照“中”稿的第14段和“光”稿的第13段，从中可以学到一些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的知识，区分什么是作者，什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 以下两段文字依次是“中”稿和“光”稿： （“中”稿）马克思主义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7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实践得出的新结论，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谈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 （“光”稿）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7篇序言正是生动的说明。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同时，他们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并且修改了个别观点。这里举一个修改《宣言》的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陆续发现土地公有制的世界各地原始社会的基础。特别是摩尔根在夏威夷岛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了几十年，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从而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因此，恩格斯作了修改。此外，《宣言》还有一个重要修改。马克思恩格斯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在《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在1848年2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得出新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 两相对照，“中”稿只是从语法修辞方面比“光”稿精炼，实质内容上并无区别。 （三） 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在参与修改《实》文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光明日报同志在所编辑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中已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具体包括：对原稿作了不少删削；加了毛主席修改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论据增加了份量；加了小标题，使主题更加鲜明，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加强了针对性等。 但不能据此推断出“中”稿就是一部独立的作品。 与“光”稿对照，首先，“中”稿的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依然是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其次，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中”稿和“光”稿都是四个部分，只不过“光”稿标以（一）、（二）、（三）、（四），而“中”稿使之具体化：“检验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中”稿和“光”稿所引的经典著作的语录和所援引的实际例子基本相同，论据也基本一样。解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谜(下) 第三，任何有影响的论文，都应当有体现其个性和特色的核心内容。“光”稿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反对两个凡是，一是强调唯一标准。“中”稿在这两个方面均没有突破。 （四） 《实》文在组稿、修改、发表过程中，作者、编者（光明日报）和参与修改者（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三方的定位也是很清楚的。光明日报作为新闻出版单位，与胡福明从一开始就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光明日报向胡福明约稿，胡应约投来了《实》文；光明日报选中了《实》文，并提出修改要求，胡进行了修改，光明日报也作了修改，最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光明日报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及孙长江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新闻出版单位与“特约编辑”的关系，即光明日报总编辑听说孙长江也在构思同一主题的文章，决定把孙请来参加修改胡福明来稿的讨论会。光明日报后来把“光”稿送去，也明白告诉是请他们帮助修改。这一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心里完全明白，所以在《理论动态》正式刊出《实》文时，经过他们的再三斟酌，仍在文章后面专门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如此在1978年5月明白无误的事情，后来怎么又模糊起来，到了20多年以后的今天，甚至变为《实》文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自己写的，而且成了“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的呢？光明日报1984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由于它与《实》文有关，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 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也是1949年6月16日创刊的光明日报建社35周年。1982年年底组建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举办一次1979—1983年度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纪念国庆、社庆，扩大报社影响。在评奖过程中，光明日报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现评选出来的年度优秀理论文章，反映不了报社的理论成就。能够代表成就的是《实》文，而它又不属评奖范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决定设立只有一个名额的“特别奖”，奖给《实》文及其作者，奖金为1000元。本来这奖金是只奖给胡福明的，后来考虑到《实》文经过了多次修改，光明日报的同志修改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也修改过。光明日报的编辑，修改作者文章属于本职工作，无须嘉奖，而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纯为尽义务，应酌情奖励，给多了不适合，太少了又拿不出手，就从给作者的奖金中分出300元，作为修改文章的“劳务费”。从光明日报的同志来说，纯属一番好意。可能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对此另有看法，他们拒收这笔“劳务费”。授奖单位颁发奖金，接受单位拒收，虽然有些反常，但总的来说也还可以理解。 但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件纯属业务活动的寻常事，后来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有的同志一方面说“这是公然篡改历史和严重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又说，这是一个“大人物”导演的，旨在“抹杀中央党校特别是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光明日报社蒙受了一次不白之冤。 （五） 为了把作者的谜团进一步解开，有必要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正确认识作品、作者和编辑的定性、定位，正确处理作者与编者（编辑）的关系。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是直接创作作品的人。创作作品是指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构思，运用自己的技巧、方法，借助于一定的符号形式写出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个性、特色的作品。 编辑则指编辑作品的人。所谓“编”，在古代指用以穿联竹简的皮鞭或绳子，今指编织、编列；“辑”古指协调驾车的众马，今指连缀、搜集。把“编”和“辑”联结一起，编辑即指搜集材料并将之连缀汇集，加以鉴别、选择、分类、整理、加工和校勘的过程。 弄清了作品、作者和编辑的概念，联系到《实》文发表的实际，我们认为：《实》文是一部文字作品，有它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独立主题，即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主题贯穿全文始终。尽管实践与理论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并不是新的课题，但这一命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提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部作品，光有主题是不够的，还要有围绕主题展开的基本内容（包括基本观点和论据、论证）。在《实》文中，不论胡福明的初稿和历次改稿（三个部分），还是光明日报的两次改稿（四个部分），其基本内容均是：（一）阐明任何理论，区别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的；（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三）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如何坚持实践标准，修改自己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批判“两个凡是”；（四）揭批林彪、“四人帮”是如何反对实践标准，歪曲毛泽东思想，提出要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作为一部作品，除了主题、基本内容以外，还应有属于它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的地方。在《实》文中，除了它特有的论据以外，主要是两处：一是通过理论论证和马克思主义导师修正自己个别论点的实例，强调实践标准的正确性、重要性，反对“两个凡是”。二是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没有第二个标准。在这一点上，“中”稿比之“光”稿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修改说到底就是一名编辑所应该做的，不能因为对原作进行了修改，编辑就可以自封为作者。如果这样，编辑工作就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作者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保护。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如果小修小改，当然编辑不能成为作者，但如果改动得多、大，是否就可以成为作者呢？也不能，除非主题、基本内容、核心问题、文字风格都改得面目全非。 从《实》文修改过程来看，光明日报同志的修改并不小，包括标题突出“唯一”、框架由三部分改为四部分，修改后篇幅增加了1/3；突出了邓小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文章结尾部分提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指出现在仍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它冲破，等等。如果按照“中”稿对待“光”稿的同一标准，“光”稿应该认定为一篇全新的文章，光明日报的同志也就应该从编辑变成了作者。但光明日报的同志从来就没有想过把《实》文当成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因此就变为作者。他们认为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有悖于新闻出版职业道德，违背《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 列宁说得好：“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31卷第85页）在《实》文问题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作为参与修改者，是有重要贡献的，但如果再向前迈一小步，把自己当作文章的作者，“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硬扯到中央党校甚至胡耀邦那里去，可能就要犯更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