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到周文矩《合乐图》摘 要:本文主要根据历代绘画史论著作中的文献资料和当前对《韩熙载夜宴图》的最新研究资料,对是图的时代性、画面主要内容、绘画艺术风格及作者进行新的探讨,初步推断出:《韩熙载夜宴图》卷为宋人摹本,它的母本应该是《合乐图》,而真正的《韩熙载夜宴图》却流失到国外成为今天的《合乐图》。关键词:《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周文矩;《合乐图》;长期被认为是五代南唐画院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如图一,以下简称《韩》卷),绢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⑴此卷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为避相而纵情于声色酒宴的放荡生活场面,是我国古代绘画极为珍贵的代表作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和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一) 关于《韩》卷的著录和流传南唐曾有三位画家以韩熙载夜宴为题材作画,其一为顾闳中,最早见于《宣和画谱》,⑵“顾闳中,江南人也。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欢呼狂饮,不复拘制。李氏……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 图1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心记,图绘而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其二是顾大中,江南人,与顾闳中同籍,《宣和画谱》卷七疑为顾闳中的“族属”,他曾绘有《韩熙载纵乐图》,也著录于上书中。其三系周文矩,建康句容人,事伪主李煜为翰林待诏,奉旨窃绘《韩》卷,《宣和画谱》未录有周氏画本,大约未入北宋御府,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周文矩名下有《韩》卷,其时是“兰坡赵都丞与□所藏”,短卷,“纸本,长七、八尺,前有苏国老题字,内又题:‘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神采如生,真文矩笔也。”⑶这可能是对周文矩版《韩》卷最早最详细的著录。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中载:“顾闳中……尝与周文矩同画《韩熙载夜宴图》。” ⑷汤垕《画鉴》亦有同样的记载,“李后主命周文矩、顾闳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余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闳中笔,与周事迹稍异,有史魏王浩题字,并绍兴印。虽非文房清玩,亦可为淫乐之戒耳。”⑸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与上述三人画本均无牵涉。《韩》卷末未钤有北宋宣和的印玺,故决非《宣和画谱》卷七所著录的韩画。《南宋馆阁续录》卷三中亦无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可见顾画在南宋末时已流落民间,不知去向。本文论及的《韩》卷应该是汤垕《画鉴》记载的“闳中笔”,因卷末钤有“绍兴印”。徐邦达先生曾尖锐地指出汤垕把“绍勋”印误识为南宋高宗的“绍兴印”,⑹也就是说,《韩》卷最初是经汤垕之鉴被断为是“闳中笔”的。那么清代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和《石渠宝芨初编》中著录的应为今存的《韩》卷。从《韩》卷的著录及相关的历代收藏家的题跋和印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传奇而坎坷的流传脉络。现存《韩》卷,无款,姓名见跋中。卷后有“绍勋”一玺,徐邦达先生考证“绍勋”是《韩》卷最早的收藏印,与宋人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上的印文一致,印主是南宋太师左丞相史弥远,“绍勋”二字系史弥远是要克绍父业之意,甚为允当。是图自此流传有序。又有“商丘宋荥审定真迹”一印,又一印存“吴氏家” 三字,其一字漫漶不可识。前隔水存“熙载风流清旷为天官侍郎以修为时论所诮著此图”二十字,余字及款皆缺。后隔水有“蕉林”、“冶溪渔隐”二印。引首有篆书夜宴图三大字,拖尾有行书韩熙载小传,后有元代班唯志题跋,经他手被明末的王鹏收藏,又后经清代王铎的两次题写,相继传入孙承泽、梁清标、宋至等收藏家的府第。它和清雍正朝权臣年羹尧也有过短暂的缘分,所以图上盖有年氏的收藏印,年氏获罪抄家,于是《韩》卷便被清宫收藏。上有乾隆二玺,并御笔题签,“然闳中此卷绘事特精妙,故收之秘芨甲观中,以备鉴戒。”⑺此后它一直被珍藏于清廷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1921年,溥仪将是图卖出,流落到北京古玩字画市场——北京琉璃厂,恰巧被张大千撞到并购走。1952年由国家从香港私家手中购回,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二) 今存《韩》卷的争论对今存的《韩》卷,在它的创作年代、作者及画面内容等问题上一直存在许多争论,长期困扰着美术史界。可以说《韩》卷最初经汤垕之鉴被断为是“闳中笔”后,明、清的大部分的画家、学者都毫不怀疑的接受了他的论断,惟有清初的孙承泽隐隐感到《韩》卷“大约南宋院中人笔”。⑻文物是历史发展的轨迹,文明传承的载体,能够反射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文化特征。随着我们对相关《韩》卷的大量的出土文物、图片资料和历史文献等背景资料的占有,它神秘的纱衣已渐渐被揭开。首先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质疑了《韩》卷笔墨建构的时代性,认为:一、江南诸臣入宋而在淳化以前,按照法令男子必须服绿,图中男子一律服绿,作画应成于南唐降宋以后。笔者案:李煜被俘,《韩》卷本来的意义就不存在了。二、“叉手示敬”是两宋制度……三图中所列古器物和《宣和博古图》流行相关,本画完成时间当更晚。沈先生的考辨实际上否定了《韩》卷南唐的时代性。前面 图2 《重屏会棋图》(局部)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考证出此图最早印“绍勋”,有根据的上限只能断代到南宋中期,而且图中人物描染细腻精工,决非五代画家所能做到的。又根据是图中所涉屏风画之风格极近似南宋马远“一角”剪裁画法等,最终得出结论:《韩》卷为南宋人摹本。余辉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是一篇考证详实而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章。是文首先列举作为南唐图像风格的标尺性文物,如卫贤《高图3 《宫中图》(局部)士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如图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周文矩《宫中图》卷(如图3,宋摹,分别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弗格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等,其次从衣冠服饰、乐舞礼仪、家具、有关器用、画风题跋与作者五个方面,详细考证了《韩》卷绘画的时代性,特别是在画风上,《韩》卷与现存的南唐画迹和摹本相 比较,缺乏一定的风格联系,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风格断层。可以说经过北宋徽宗朝刻意求真的艺术追求,南宋绘画的写实技巧远胜五代,状物精细入微,《韩》卷即已全入此境。如描绘人物,“渲染细腻,神情微妙;勾勒家具,器物,线条平整精到,体现了颇为雄厚的写实能力和界画功底。”⑼与许多宋画的风格技巧极为相近,如北宋末年的《听琴图》轴(传宋徽宗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的《女孝经图》卷和《却坐图》轴、《折槛图》轴等(后两幅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汉臣的人物画风亦与《韩》卷有许多相近之处。日本著名学者铃木敬先生认为是图中山水画是“北方系山水的样式”,⑽《韩》卷应为南北两宋交替时期甚至还要往后的作品。其次对今存《韩》卷的画面内容和作者也是持论不一。早在二十年多前我国著名美术史论家李松先生就明确指出:“从重新装褙的情况看,第一段听琴与观舞之间屏风处有剪接痕迹,第二、三段之间也有接痕。而没有接痕的最后两段转折最自然。由这些迹象看,这卷画在重新装褙之前,可能有更多内容,由于画面残损被剪掉了。”⑾美术学博士刘伟冬也撰文谈到此画有些不合逻辑的地方,许多美术史论家根据画面表现的不同情节或场景通常将其分为五段,即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和送别,这五个情节看上去相为呼应、严谨连贯,然而经作者慧眼详察,按照传统的“五段法”去解读或认知画面内容会产生故事情节逻辑上的矛盾,于是推断出最后一段的“送别”应该是紧接在“观舞”之后的。其实这一节中的韩熙载并不是在向友人告别,而是告诉他们自己玩后稍事歇息,各尽所兴,并把图中的人物次序重新进行了更为合理的排列。笔者认为刘氏的论点虽为一家之言,但也能自圆其说,极有创新可取之处。而旅美学者方元先生以“境界说鉴识学”,更是对此图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和细致的求证,不但进行了详细的断代,而且彻底的否定,《韩》卷并非画史上的《韩》卷,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惊天玩笑,《韩》卷其实是《龙舒瑞应图》!描绘的应是老将宗泽以舞乐打动年轻的康王赵构,寓教于乐,促其复国救民,进而瑞应称帝的故事。图中衣红服者正是康王赵构,即将称帝的宋高宗,情节展开皆以他为重心;“韩熙载”正是老将宗泽,是瑞应事件的策动者。全卷应分六段,即嘱咐,宗泽布置计划行动;小憩,宗泽洗手准备;听音,宗泽指挥乐队;观舞,宗泽亲执擂鼓,振奋情绪;唱怀,感化赵构瑞应;最后一段应是称帝,是极为悲壮的“中兴”誓师大会。是图后经明人作伪,可能是唐寅所为,重新裁剪接帖,才改成今天的《韩》卷。⑿余辉根据引首的一段佚名题文,认为《韩》卷的作者应是南宋画院的高手,且作者的名字应在题文中,后被人为的删去,其用意可能是出于商业目的,假顾闳中手迹,以求善价。五代周文矩的《韩熙载夜宴图》曾在南宋流传,现存《韩》卷的作者可能是受周氏画本的影响。(三) 笔者对《韩》卷的几点看法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动乱,但南方比较安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南唐在当时割据的诸侯国中,比较强大,因此,各方面人才纷纷前来投奔,其中也包括韩熙载等杰出人物。夜宴图中的主人翁韩熙载(902—970),字叔言,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出身于宦官世家,后唐同光年间(923—926)登进士。其父光嗣被李嗣源所杀,926年,韩熙载被迫南投,其初深受中主李憬的宠信。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还曾有拜他为相的意图。韩熙载定居南京的住所,在今南京城南中华门一带,《同治上江志》载:“戚家山,在江宁城南聚宝们外,南唐朝韩熙载居此。”⒀ 南唐后主李煜继位后,中原的后周、北宋力图统一中国,韩熙载屡献国策,频遭冷遇,使南唐多次错失了北伐的战机。李后主为挽回败局,欲用韩熙载为相,韩氏深知已无回天之力,但又不便违抗君命,遂采取自我放纵的消极方式,沉溺于晚间的美酒佳色和歌舞的狂欢之中。他曾对密友德明和尚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我不能为千古笑端。”⒁——可能是他不求上进,自甘堕落的真正原因。李后主得知后,命顾闳中等人夜入韩府,详观细察韩氏的夜生活,《韩》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绘成的。有趣的是,李后主欲以此画规劝韩熙载,使其自愧,“而熙载视之安然。”是图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韩熙载和他的宾客们——太常博士陈致雅、门生舒雅、紫微朱锐、状元郎粲、名僧德明、教墩副使李家明及其妹歌妓王屋山等人的宴乐情况。全卷共分五段,每段巧妙地以屏风相隔而又连贯一气。第一段画韩熙载坐床上,与其他宾客听李家明妹弹琵琶;第二段画韩熙载自击鼓,与宾客观看王屋山舞六幺;第三段画韩熙载洗手休息;第四段画韩熙载聆听众妓吹奏;第五段画韩熙载宾客与诸妓调笑。《夜宴图卷》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杰作,对图卷里所绘各段听乐观舞、言情调笑等诸人色相,已有许多专门文章细细评论,笔者这里不再赘述。《韩》卷经过人为的裁剪而使地画面故事顺序显得不合理,已为众多学者所公认,然就此卷的顺序问题前面已详细论述过,笔者亦认为,是卷最后一段 “送别” 应紧接在“观舞”之后,特别是从韩熙载手里拿着的鼓槌和衣着来看,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根据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僭伪传·李憬传》引《五代史补》记韩熙载故事,“韩熙载仕江南,官至诸行侍郎。晚年不羁,女仆百人。每宴请宾客,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芴,无不曲尽,然后熙载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后有医人及烧炼僧数辈,每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⒂笔者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最后一段 “送别”应该是原来《韩》卷的“第一段”,即宴饮前众宾客与韩熙载的妻妾女仆相互玩乐、调情,为后面夜宴高潮作铺垫,而“观舞”一节应作为第二段紧接其后的。欧 图6《韩熙载夜宴图》观舞部分(局部) 阳修撰《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煜》载“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⒃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韩氏的风流不羁。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对《韩》卷重新合理的排序,是否更能表现出主人公韩熙载的放旷不羁、声色犬马的荒诞生活,从而达到他“不能为千古笑端”的政治目的?对于《韩》卷被裁剪去的内容,笔者更倾向于任大庆的观点:“我认为,更为合理的推测是裁去了不雅的荒纵淫乐形象。”⒄前面汤垕《画鉴》记载:“虽非文房清玩,亦可为淫乐之戒耳。”但于画面所见几乎全为“乐”的场面,毫无“淫”的内容,只有睡床上隆起的棉被及宾客与女仆的调笑起暗示的作用。又宋郑文宝撰《南唐近事》说:“(熙载)婢妾有北齐徐才之风。客亦赋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载亦不介意。”⒅ 徐才之事,见《北齐书·徐之才传》,历事诸帝,以戏狎得宠。其妻与人淫,之才遇而退避之,曰,妨少年嬉笑,宽纵如此。且此卷首尾也分别记载了其“致妓乐殆百以自污”、“君臣专事春色游戏,徒贻笑于后世乎?”等评论,因此《韩》卷极有可能描绘了一定的淫乐画面,后人嫌其不雅,谋高价而割去重裱,成了今天“乐而不淫”的《韩》卷。《韩》卷笔墨构建的时代性,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笔者基本同意徐邦达先生的观点:五代画家曾作图,是图为南宋摹本。余辉在论证《韩》卷的时代性时,认为图中所绘器物具有典型的宋代气息,这是不科学的。我国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先生考证,图中温酒用的“鸡首壶”类型的注子并非是固定的宋代模式,其实五代末时就已经出现了。《韩》卷在明代江南的流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是现存两件题为《韩熙载夜宴图》的祖本。其一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无款印,亦无清宫鉴藏印,是图共分五段,顺序与《韩》卷相同,只是画中的衣冠与屏风不同,画风稍有生拙粗略之感;其二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画中有唐寅题字,一说是唐寅临,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此图为明人临仿本,但唐氏诗题字却是真迹。全卷共分六段,《韩》卷第四段“清吹”被分割为两部分,画中大量出现了明式家具和器用等,室内更加豪华繁丽,屏画也系明代浙派末流的山水画风,但在人物绘画风格方面,线描显得粗重方硬,眉须草草,毫无唐寅灵动秀逸、精巧慎密的工笔人物画风,缺乏文人情致。⒆明·李日华曾见唐寅笔《韩熙载夜宴图》,他在《味水轩日记·万历四二年九月四日》记载:“唐伯虎笔《韩熙载夜宴图》,是卷共分四段,主人公沉湎声色,神情姿态具备,狎客与其姬妾戏,而熙载于屏后追随。”可见此图在意义上是更接近《韩》卷的。现存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的模本《韩熙载夜宴图》是更早的临本。东博本《韩熙载夜宴图》,明·杜堇作,同《韩》卷比较,东博本在背景器物上有所增加,衣裳、屏风等色彩纹样变化很大,画中人物的数量、姿态、动作等与《韩》卷完全一致。但在段落顺序上迥然有异:全图共分六段,《韩》卷的第四段“清吹”接于第二段,而单独切离“韩熙载休息”为第五段。五位吹笛歌伎独坐于屏风后,各具情态,上有杜堇跋文:“上已之月,主人出周文矩画韩熙载夜宴图……因仿而摹之,自愧不至而效颦也。”日本著名学者古原宏伸认为,东博本与《韩》卷出自于同一母本,如果东博本的裁切顺序是合理的,那么《韩》卷的顺序是有问题的。⒇同时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载熙载“小面美髯著纱帽”,认为东博本描绘的人物,温厚凡庸,没有个性,不能跟气质高逸的韩夫子相比,只不过一好色之徒耳!(四) 对《韩》卷作者的讨论根据前面的著录,南唐有三位画家以韩熙载夜宴为题材作画,即顾闳中、顾大中、周文矩。顾闳中,一般画史上都说他是“江南人”。“江南”的地域很大,到底是江南何地?这一直是个谜。据《句容县志》的记载,才明确顾闳中是江苏句容人。然而没有一本画史记载他的绘画风格,因此他的绘画风貌现在无从得知。顾大中,被疑为顾闳中的“族属”,《宣和画谱》录有他的《韩熙载纵乐图》,但现已失传,无法比较。我们从《韩》卷画面内容和形象上来理解,画面中使人强烈的感受到纵声情色的气氛,虽然也有宾客宴饮的场面,但占据画面主要内容的还是享乐。而旅美学者方元先生对《韩》卷产生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画面中没有夜宴的气氛,因此他对此画的定名彻底的否定。如果前面所猜想《韩》卷中已经裁去了许多荒淫的内容是正确的,那么把《韩》卷的母本归属于顾大中的《韩熙载纵乐图》是否更加合理?是否可以这样想,宋人摹了顾大中的《韩熙载纵乐图》,因无款字,被汤垕误识为顾闳中的笔迹而一直误传到今天。或者是宋人临了顾大中此本后,而收藏者认为顾大中的名气不如顾闳中的大,从而依托于顾闳中传世。《韩》卷三位作者中,惟有周文矩的资料稍详细一点。周文矩,也是金陵(建康)句容人,与顾闳中既是同乡,又是同朝为官。周文矩的绘画风格,《圣朝名画评》评曰:“周文矩用意深远,于繁富则尤工。”《图画见闻志》载:“尤精仕女,大约体近周昉,而更增纤丽。” 《宣和画谱》里说他“行笔瘦硬战掣,有煜笔法。”《图绘宝鉴》记“至画仕女,则无颤笔”;《画史》说他“士女面一如昉,衣纹作战笔,此盖布文也。惟以此为别……战笔。”(21)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他从后主李煜书法中得来。周文矩真迹不传,流于世上的都是摹本,如《重屏会棋图》、《宫中图》、《宫女图》(美国芝加哥大学藏)、《宫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宋人临古画是很注重原作的,非常写实,因此根据这些传世摹本的画风,我们可以考证《韩》卷绘画与周文矩画风的关系。日本著名学者古原宏伸认为,《韩》卷与《捣练图》(传宋徽宗摹,波士顿美术馆藏)比较,《韩》卷线条更加自然,具有流动性,线描优美,熟练极致,衣服轮廓鲜明,人体纤细,一洗唐代丰满华丽的“周家样”,与同时代阮郜笔《阆苑女仙图》(北京故宫博物院)来看,《韩》卷中的线条更能体现主李煜的线描“铁钩索”,近似“松叶描”,衣纹线较多,与庆陵壁画风格类似,具有形式化的特点。这是与周文矩绘画面貌相近的。而传为他的《宫女图》,人物姿态阔达,衣纹线条比较洗练,笔力瘦硬,纤巧精细,表现出良好的人物画技巧。这与《韩》卷中精细的人物画风是相近的。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传周文矩的《合乐图》与 《韩》卷有重大联系。这不仅是此图在绘画风格上与《韩》卷极为类似,而且在画面内容上也符合画史事实。众多画史记载,韩熙载不但妻妾众多,而且皆通晓音律,《韩》卷第二段中的鼓急第四段“清吹”中的笛子、拍板等都来源于民间乐器。《合乐图》中“吹奏”一节(如图8)所展示的正是画史记载的场景。是图中的主人公头戴轻纱帽,据《清异录·南唐拾遗记》记载,这种轻纱帽是韩熙载自制的,当时非常流行,加上有特征的长髯,正是画史记载的“小面美髯” 韩熙载的形象。(22)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先生认为:芝加哥美术馆所藏传周文矩的《合乐图》,其实是失传已久的周文矩笔《韩熙载夜宴图》的部分。无论从画面内容还是画史著录,笔者也非常同意此观点。《韩》卷为宋人摹本,它的母本应该是《合乐图》,而真正的《韩熙载夜宴图》却流失到国外成为今天的《合乐图》。注释:⑴、⑶、⑷、⒁、⒃、(21)陈高华《宋代画家史料》 [M] 文物出版社 1987年版⑵(北宋)宋徽宗《宣和画谱》[M] 引自《画史集书》第二册[A] 于安澜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⑸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C] 上海书画出版社⑹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M]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6月⑺、⑼(22)余辉《〈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J] 《文物》1993年6期⑻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M] 转引《中国书画全书》[C] 卢辅圣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⑽ 古原宏深申《韩熙载夜宴图》[J] (日)《国华》⑾ 李凇 《韩熙载夜宴图》[M] 转引《欢宴的另一面—解析〈韩熙载夜宴图〉》[J] 刘伟冬 《东南文化》 2002年12期⑿ 方元 《〈韩熙载夜宴图〉疑辨》 [J] 《荣宝斋》(总第十九期)2002年11月 荣宝斋出版社⒀ 洪霞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与江苏》[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04年4期⒂ 潘金玲《韩熙载与〈夜宴图〉》[J] 《东南文化》 1998年4期⒄ 任大庆《〈韩熙载夜宴图〉疑辨的疑辨》[J] 《荣宝斋》 (总第二十期)2002年12月 荣宝斋出版社⒅ 同⒂⒆ 同⑹⒇ 同⑽
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现在我们足以相信,相信中华民族美术的建设,是在先负起时代的使命,而后始有美术的可言;是在造成统一的倾向,而后始有"广大"、"庄重"、"永远"的收获。我们过去的痕迹,很明白地呈在眼前,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的中国美术,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统一的倾向是怎样?前者可以把近几十年的美术看一看,自然可以发觉我们应该走的大道,后者就是审度目前的缓急,决定这些大道,走哪一条?如何走法
学校通过美术鉴赏程的设置来潜移默化的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这门课程的设置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美术鉴赏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美术鉴赏《大宫女》
《大宫女》这幅油画创作于 1814 年,它的作者是法 国画 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安格尔创作的这一幅《大宫女》和其所创作的其他宫女题材的油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从安格尔刻意将这幅作品命名为《大宫女》这点可以看出来。《大宫女》这一幅作品充满着独特的格调,安格尔在《大宫女》当中的用色更体现出浓厚的异国风韵,以及装饰性的美学考量。这一点也促使安格尔的《大宫女》和古典主义的油画美学之间产生一定的差别,无论是颜色,还有其腰身的比例,都和传统的西方古典主义油画艺术规则有所冲突,也正是如此,《大宫女》才能够很好地将观赏者震慑住,使观赏者受到这种美学的吸引,从而构建出独特的美学空间。
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之中,宫女的体型是如同平面几何一般,并没有充分和现实当中的女性身材比例进行衔接,这一点和西方油画一向来追求精益求精的写实风格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但是,这种夸张的比例,却能够很快地造成视觉上的关注,而且蓝色的背景与宫女的身体颜色之间的冲突不和谐,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视觉冲击,这种颜色的对撞、人体基本身体结构出现的错位,代表着一种属于安格尔风格的审美。
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首先是一个明亮颜色和冷暗颜色之间的撞击对比。西方古典主义的油画创作过程当中,强调油画画面之中颜色与颜色之间的自然过渡,只有进行恰到好处的过渡,才能够更好地让整个画面进行融合。不过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则不然,整个宫女的背景采用的是冷色调的蓝色,而宫女是裸着身子的,宫女的身体肌肤却是使用明亮的浅黄色,这两种颜色之间,安格尔并没有采用其他的颜色作为过渡。这样一幅《大宫女》的颜色之间就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虽然和古典主义的绘画风格差异甚大,但是却能够给观赏这一幅画作的观赏者留下深刻的影响。
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第二方面的美学特征就是他与众不同的人类身体结构设置。从整幅《大宫女》看,大宫女这个人物形象身体各个基本结构之间的比例是失调的,仿佛是几何堆砌一般,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其身体躯干的比例远远大于其他身体结构的比例,因此,安格尔的这一幅《大宫女》违背了古典主义油画创作过程里的追求写实的风格,而呈现出一种追求艺术进一步采取夸张的手法,让《大宫女》当中的大宫女形象,以这种看似畸形的几何式夸张,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艺术上的张力。
而且安格尔所创作的《大宫女》还蕴含着一种欲望的美学。因为当时的法国军队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展开战争,当时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击败,所以在安格尔所在的时代里,法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创作了许多熟练的奥斯曼土耳其内宫宫女画像,这些目的在于从艺术的角度满足法国人内心的征服欲望。而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目的就在于以一个奇特的宫女的形象隐喻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必然会被法国人所征服,裸体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宫中的宫女形象,欲盖弥彰的欲望,通过安格尔以新式的艺术手法,加以渲染和雕琢。同时裸女并没有完全露出自己全部的隐私处,这一点又体现了一种克制和理性,安格尔在这一幅《大宫女》之中,表现了冷静克制与欲望张狂两个方面的精神内涵,并且在绘画作品之中,给这二者找到了最为合适的均衡点,从而将观赏者的欲望以及视觉都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安置。
究竟是采用 素描 的方式,还是更注重色彩,这一点在安格尔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大宫女》的创作里,更多注意到了结构上的素描运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安格尔在《大宫女》这幅作品当中完全就没有关注色彩,与此相反,安格尔在《大宫女》中的色彩搭配以及应用是非常鲜明以及大胆的。
冷色调作为这幅《大宫女》的背景色彩。在大宫女欧达丽丝克的背后是一幅半垂着的帘幕,这个帘幕实际上起到了点缀的作用。一般欧洲古典主义的绘画色彩艺术,主要是注重色彩的过渡和衔接,然而安格尔刻意使用这种冷峻的颜色作为衬底,目的在于表达出一种寂静、理性,这和狂热的女性躯体的暖色调形成了对比,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对比下的艺术张力。
红色作为另一个重要的颜色,却在对于《大宫女》的色彩美学鉴赏之中,容易被忽略。实际上这种色彩美学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安格尔采用了红色作为点缀,让红颜色点缀在大宫女手中的孔雀羽毛扇子的扇柄中。而在欧达丽丝克的脚部,也有一段红色的点缀,那时旁边小桌子的椅脚。这两点都分别对检查在冷峻的背景颜色和柔和的躯干颜色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炽热似火的美感,让人们看到欲望膨胀的顶端,从而与冷峻以及柔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色彩艺术话语。安格尔并不刻意去处理这三种颜色的冲突,而是将这三种冲突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互相撞击的状态,给观赏者带来很强烈的视觉震撼。
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虽然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但是这幅作品至今仍然是美术界的杰作。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运用了充满冲突和撞击的颜色比对,以及超乎想象的非写实结构,从而让安格尔的《大宫女》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视觉冲击,进一步让这一幅画作所表达的欲望与理智更为突出地展现出来。而安格尔在处理《大宫女》画作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也对后来新古典主义绘画艺术的崛起,提供了重要而宝贵的艺术实践。
试谈鉴赏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画家为其师弟郑樗(chū)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 收藏 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无用是郑樗的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此画的仿本。
画的作者黄公望,擅长画山水,多描写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与吴镇,王蒙,倪瓒zàn并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等。
据记载,黄公望三十一岁开始作画,由于际遇的坎坷,到五十岁左右,也就是出狱后才专心从事 山水画 创作。《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七十九岁高龄时开始创作的。这幅纵33厘米,横厘米的长卷,是他生活在富阳,又以富春江为题材推出的力作。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观察烟云变幻之奇,领略江山钓滩之胜,并身带纸笔,遇到好景,随时写生,富春江边的许多山村都留下他的足迹。这件宏幅巨制直到他谢世前不久才告完成,前后倾注了大约七年的心血,(也有说82岁创作,历时四年的)这是画家与富春山水情景交融的结晶。被后世誉为“画中之兰亭”。故而历代都有著名画家模仿。
这卷宝图既备受赞颂,也历尽沧桑。在辗转流传过程中,曾引发出乾隆年间有趣的“富春疑案”,弄得皇帝神魂颠倒,误判真伪;也曾因收藏家的酷爱而遭焚烧毁容之灾。乾隆年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爱不释手,但在隔年又一幅富春山居图进入清宫。前者称“子明卷”是后人伪造;后者是“无用师卷”,这才是黄公望的真迹。但乾隆皇帝认定“子明卷”为真,并在假画上加盖玉玺,并和大臣在留白处赋诗题词,将真迹当赝品处理。直到近代学者翻案,认为是乾隆皇帝搞错了。从而保住了一个完整的无用师卷。
对美术及美术鉴赏的认识:美术及其作品,是人造物的一种,美术是人类运用一些物质和材料工具,通过点、线、面等各种要素通过一定的造型性、构成性、空间性的表现手段,在平面或立体的空间中塑造出具体直观的可视形象。美术作品是由艺术家按照美的规律创作出来的,它创造美的形象,抒发美的情感。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现代设计、建筑艺术及影像艺术等主要艺术形式。另外,我也觉得美术是一种 爱好 ,直接贴近人们的生活。于美术鉴赏而言,就是对一件艺术品的欣赏,你从心底大量一件东西,觉得它漂亮与否,这就是鉴赏。读者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审美,不是消极、被动的地去看一个东西,而是积极主动的进行着审美再创造活动。一件物品被创作出来,必然会有人去评判,评判时融入自己的品味与感情,再将自己的艺术理想与理解、艺术观念经过若干个环节的变通、换位、异化,通过重 组词 汇与语法将自己要表达的内容表述出来,这就是鉴赏。
浅谈高中美术鉴赏教学
摘要: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是帮助学生通过对美术作品进行分析归类,从而达到能够体味感受、欣赏美术作品。下面就我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的感想 总结 出来,以供同行讨论。
关键词:鉴赏;教学;思考
一、美术鉴赏过程中学生情感因素的调动
美术新课标提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概念,目的是强调通过学生的亲身经历来体验和感受美术作品,形成自己的艺术价值观念。美术鉴赏本身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审美活动,需要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来感悟美术作品,这种活动强调个人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情感是审美活动的基础。比如站在天安门前面,人们会自觉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欣赏罗中立的《父亲》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亲情和感伤的乡土情怀;而看到达利《内战的预感》则会让人感受到战争给人类所造成的无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伤害。
因此,情感因素是鉴赏作品的关键,学生在鉴赏作品时体味到了某种情感,他的情绪就会激动,就会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如果忽视学生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的参与,那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鉴赏。然而,问题在于中学生由于知识基础和生活阅历的限制,很难体味到这一点。这就要求教师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引导与启发,帮助学生分析体味美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尤其是作品最精彩的部分。通过生动恰当的语言描述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阴险狡诈狠毒的神情等。
二、在美术鉴赏中体味 文化 情境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要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任何美术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创作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在环境的影响,这就是美术作品的地域性特征。所以,在美术鉴赏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把美术作品放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去学习。
如鉴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必须让学生了解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及其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鉴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要让学生了解米开朗基罗创作这件作品的时代背景及大卫的历史史料;如达维特的《马拉之死》,如果不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和作为资产阶级雅各宾党领导人的马拉真实资料,就无法理解这一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精神及为什么要这样画。
这些,一方面老师要能够烂熟于心,在教学中做到信手拈来,更要巧妙的穿插到对作品的鉴赏过程中,不能生硬的告诉学生。当然,最好是让学生课前自己进行搜集了解,带到课堂与同学们分享。其次,在鉴赏过程中要营造教学情境,以帮助学生形成丰富的鉴赏体验。
在鉴赏蒋兆和的《流民图》时,我让学生观看一些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苦难生活的影片片段,让学生有如亲身体验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才能感受到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也才能真正感受到作品本身的悲剧性给人的巨大震撼;在鉴赏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的爵士乐》时,播放一段爵士乐,让学生在聆听爵士音乐的同时体味作品的内涵。艺术源于生活。在美术鉴赏教学时,我让课堂内外相结合,课堂与生活相结合,以扩大学生视野,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创造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情境。
为此,我建议学校利用教学楼走廊、橱窗等场所展示学生或教师作品,既美化校园,营造艺术氛围,也给学生提供一个艺术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鉴赏、评述美术作品的能力;在鉴赏现代建筑艺术时,直接让学生到校园、湖心公园中走走,要求他们自己分析、评论校园和公园建筑的布局和特色。
为了让学生对当地的人文和乡土文化有深入了解,我带学生参观了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遗产,如清真大寺、中山公园以及南门、玉皇阁等古建筑。美术鉴赏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了各门学科的知识,所以一定要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去鉴赏美术作品。
三、强调学生多元化 思维方式
在高中美术的第一节课上,我告诉学生,美术鉴赏过程其实也是一次创作过程,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鉴赏和评价作品,反对人云亦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美术作品一旦产生就会脱离创作者而独立存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鉴赏,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正是美术鉴赏的魅力所在,也是现代美术 教育 的基本观念,即强调多元化、崇尚差异、主张开放、去掉本质和必然。
事实上,课本中大部分文字叙述只能代表一家之言和某一时代的观点,并不是唯一的。美术鉴赏教学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师不能搞独断专行,不能像数学物理那样只有唯一的标准答案,而应该鼓励差异,容忍和接受学生的各种见解。在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的看法、观点持有正确的态度,让学生尝到成功的体验和喜悦,才能激起学生更大的兴趣,才能引发学生继续学习,有利于学生进行积极思维,使学生学会研究问题的 方法 ,锻炼独创思维的能力,增强美术鉴赏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总之,美术鉴赏主要通过鉴赏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不是掌握多少美术史论和多少美术技法理论。其目的不是培养专业美术家,而是通过美术教育让学生掌握美术知识,培养美术能力,帮助学生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形成正确的审美观、世界观、人生观。
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实的历史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不复是传说故事中的画家,也不再是文人而兼有画名。他们是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这一批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绘画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曹不兴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说他能在长五十尺的绢上画一像,须臾即成,而头身四肢比例都没有差错。虽然他的作品无存,但从这些传说中也可以窥见他的才能。曹不兴画的佛像,根据中亚(萨玛堪)僧人康僧会传入的为稿本。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而引起孙权误为真蝇,用手去弹,于是传为美谈。而曹不兴更以画龙出名,唐代还保存着他画龙的真迹。但曹不兴的作品主要的是人物画,尤其是佛教的画像。曹不兴在过去被认为是最早的知名佛像画家。卫协、张墨在当时有“画圣”之称。卫协的声誉尤高,为顾恺之和其他南朝画家及评论家一再赞扬。谢赫甚至认为卫协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唐代已经很罕见。就记载中的作品题目可见,大多数是历史故事画和若干佛教画。这一时期留下的善画者的名字,还有东晋明帝司马绍、荀勗、史道硕、王廙、谢赫等。他们作品的题材,一部分明显地是因袭汉代美术的,如荆轲、西王母、穆天子、诗经、列女等。一部分是汉代题材的扩大,如:洛神赋图、金谷园图、三都赋图等。大多是历史传说和风俗的题材。但也有一部分是名士像和神仙像,这反映了当时道教思想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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