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文教育史论文

[摘 要]七年的语文新课改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语文教学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但仍有“任重而道远”的沉重。本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语文课程改革还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语文新课程下个阶段一是要坚定“语文课程非改不可”的信念；二是要摒弃“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模式的干扰；三是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全局。 [关键词]七年回眸 成绩 问题 方略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于2001年颁布实施，历经七年了。小学阶段六年一轮的实验已经完成，初中阶段第二轮实验也已结束。按一般教育改革的工作程序，也到了该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阶段了。 这七年，是语文教育观重建的七年，是着重于观念探讨日益向实践层面深入的七年，是对语文课程改革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的七年，是积极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的语文教育发展格局的七年。 一、七年语文课程改革：亮点多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新一轮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与颁布，是语文教育新理念的高层次的集中展示，全方位反映新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语文课程标准》比照历次《语文教学大纲》及传统的语文教育思想，在课程观、教学观、学习观、教材观、教师观、学生观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突破。七年语文课改，特点鲜明、亮点多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方面： 1.《语文课程标准》追求一种全新的语文教育价值观，反映了面向21世纪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体现了当代教育以“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为特征的时代精神。 2.《语文课程标准》“有鲜明的人性化倾向，处处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对学生的关爱，把人从技术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解放了学生，也解放了教师，让师生都能按照人的发展规律和语文教育规律去教语文、学语文。” 3.《语文课程标准》继承了优秀的东西，发掘了现代语文教育史中有价值的东西，又吸纳了当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做到了继承中有发展，发掘中有创新，吸纳中有整合。 4.《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第一个观念：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凸现了以“语文素养”为利好的价值追求。语文素养作为语文学习的最终指向，其概念提出的本身就是巨大的进步。 5.本次语文课程改革声势之大、影响之巨是前所未有的。“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是在现代语文教育发展了近百年、但长期处于高耗低效而屡遭诟病的背景下展开的。它的目标，是一次整体的改革，是针对语文课程基本范式的改革。对于这样一场全局性、范式层次上的改革，理性的高强度介入，是改革成功的基本保障。” 6.本次语文课程改革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国家采用先在少数地区试验然后逐步推开的办法，这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保证语文课程改革健康、稳妥地向前推进。经过七年的实验，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已在学校、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积极的实践。 二、七年语文课程改革：成效显著，语文教育发生巨大变化 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在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七年，课程理念和课堂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文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都肯定了语文新课程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语文课改践行七年，一线教师普遍感到“语文教育变新了：新的教材层出不穷，新的理念深入人心，新的学习方式得以落实；语文教学变活了：教学方法活泼了，评价机制灵活了；语文教学变宽了：教学目标增宽了，教学渠道拓宽了。”语文教育专家在谈及语文课程改革的成就时认为，至少在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语文教学从‘真理模式’取向调为‘言语实践’取向；全面引入现代阅读观、写作观和言语交际观；课堂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学习方式重熏陶、感染、体验、感悟等。七年的历程值得回顾，七年的成就值得肯定。 七年来，跟课程改革一起成长的广大教师、教研员经受了一次教育思想的洗礼，更新了教育理念，提升了课程意识。他们用生动的课程范式诠释了新的课程理念，演绎了新的课程文化，营造了课改的氛围，活跃了教研空气，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 七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现代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儿童“六大解放”在课改实践中得到了初步落实，学生在学习中眼到、心到、口到、手到，又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学生的生命潜能和创造精神就能够在自主活动中释放。 七年来，随着《语文课程标准》的实施、推行，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方式已经或正在明显改变。教师的教学策略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展转变，由重教师的“教”向重学生的“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已走向语文学习的前台。 七年来，《语文课程标准》催生了十余套国标语文教材。新课标实施以来，我国的语文教材的整体格局和呈现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文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中之重，吸引了很多关心、热爱语文教育的专家和一线教师参与其中，为教材建设献计献策。 七年来，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众多研究者聚焦科学发展观如何融入语文教学，展开了积极的探讨。从语文学科的特点出发，在较深的层面上探寻和剖析语文教学诸多方面的问题，运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加以诠释，寻找改革的途径，初步构建了和谐框架。 七年来，广大语文教师和语文教研工作者积极探索适应新课改创新教育要求的语文教学新模式，单一的课堂教学开始“裂变”，演绎出生动活泼的教学模式，如“学教式教学模式”、“活动教学模式”、“非预设性模式”、“生成模式”、“非指示性模式”等。 七年来，在语文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培育了一大批教坛新锐，涌现出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教学流派：有王崧舟的“诗意语文”、孙双金的“情智语文”、刘云生的“心根语文”、李卫东的“感悟语文”、孙建锋的“享受语文”、陈建先的“本位语文”、吉春亚的“爱在语文”。他们凭借对语文教育的睿智，大胆开展语文教学实验，摸索了一套套的教学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具有个性特色的先锋理念和创新设计，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改变了教师的教学行为。 七年来，随着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语文教育观在各种精神教育、课程理念和教学智慧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得到新建构。有钱理群的“以立人为中心”的语文教育观、王富仁的“大语文论”与“小语文论”、童庆炳的“语文教学认识论与存在论”、潘新和的“语文教育：走向表现与存在”、韩军的“重建与反思：新语文教育论”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语文教育观的多层建构。这些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成功经验，具有学术价值，整合升华为理论，将能更好地指导语文教学实践。 七年来，语文教育领域各种问题的争鸣为语文课程建设提供民主参与的平台，不断推动语文学科建设向公开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当语文教学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无疑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要重新审视，免不了产生思想碰撞、观点交锋，学术争鸣成了语文教学中一道新的景观。众多语文专业报刊相继推出“争鸣”专栏，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 七年课改历程，实现了时代的新跨越。语文课程改革之所以取得成绩，一方面体现了新课程理念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反映了教师的实践智慧。 三、七年语文课程改革：步履维艰，面临一系列两难挑战 总结七年来语文课程改革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语文课程改革中同样存在不少问题。这七年是语文课程改革发展困难更大、矛盾更多、瓶颈制约更突出的时期。不少语文教师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理念，无所适从。在课程改革中由于认识上、实践中存在着片面性和绝对化，课堂教学一度出现了一些令人尴尬的失衡现象。近年来频频见诸语文报刊的是反映语文教学在实施《语文课程标准》中出现的种种误区，被谈论得较多的有十种倾向应引起人们的关注：虚假自主、无效合作、孤立文本、随意探究、曲解对话、讨论泛化、滥用媒体、追求前卫、盲目综合、弱化基础等。语文教育专家杨再隋对“课改”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用“虚、闹、杂、碎、偏”五个字作了概括。 语文教育工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审视和分析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倾向。有论者从深层次来揭示语文教育改革中的几种倾向：“泛语文、反文本、无中心拓展、无效讨论、教师不作为、多媒体化”。有论者指出在新课标实施中有许多伪善、虚化的现象，最突出的是“非语文”现象充斥着课堂，语文逐渐地空泛和虚化。表现为：为信息技术所累的“非语文”现象；学科整合荫庇下的“非语文”现象；“讨好”学生和“观众”的“非语文”现象。有论者概括了新课标语境下的强势话语对“真理”遮蔽的三个方面：泛人文强势话语下的工具性遮蔽；泛多元评价话语下的常识遮蔽；泛合作强势话语下的前提遮蔽。有论者提出，课改中语文教学出现的新问题还表现在：课堂“讲”“读”的“变味”；合作学习的“变形”；探究学习的“变僵”；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变量”。还有论者指出，语文课堂教学中出现了与新课程“貌合神离”的现象，使新形势下的语文教学出现了新的歧路。过分强调“合作探究”，忽视实际效果；过分注重“学科整合”，迷失“语文本质”；过分突出“主体地位”，削弱“主导作用”；过分推崇“赏识评价”，缺乏“真情实感”。 七年来的语文课程改革，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影响课程改革的不良因素究竟有哪些，专家学者、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从各个角度和不同层面进行探寻。归纳起来有下面几方面原因：课程理念和教学实践存在诸多落差；实施者对新课程理念的理解，缺失辩证思维；《语文课程标准》是发展着的，又是不完善的；对“语文素养”内涵的过分演绎使语文教学承载了不应承载的重任；社会上出现的虚假浮躁之风影响了语文教学领域；不恰当的评价已成为课程改革的“瓶颈”；强化了横向的借鉴，弱化了纵向的继承；语文教师的自身素养和专业知识难以适应课改的要求。 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海林撰文认为，“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方向性的问题，语文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从语文课程改革整体来看，从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这样的角度来看，目前语文课程改革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本体论’层次的问题，即‘课程内容’的问题”。 新课程标准实施需要时间来磨合，正如李海林所说：“语文课程改革总的态势是‘软着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错误的理念、方案和技术操作上的失误不断暴露，不断得到纠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语文课程改革问题的揭示、质疑和反省，是语文课程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条件。” 四、七年语文课程改革：任重道远，课改的信念不可动摇 语文课程改革七年的历程，我们已经有了前进的坚实基础，面临着难得的机遇。面向未来，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语文课程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受到语文界业内人士普遍关注，语文教育专家、教研人员以及一线教师紧紧围绕这一个统领全局的大问题发表见解。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1.要坚定“语文课程非改不可”的信念。七年的语文课程改革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不能动摇“语文课程非改不可”的信念，正如巢宗祺教授说得对：“当前的语文教育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转型的道路是漫长的，也许充满了曲折和风险，因为语文教育问题原本复杂，而我们原有的教育基础又十分薄弱。在这转型期中，问题也许会层出不穷。然而社会的转型、语文教育的转型，是必然的趋势，因此顺势而改革的决心，不可动摇。” 有论者指出，当前语文课程改革处在一个十分关键时期，坚定课改信念，应着力排除两种干扰。一是排除对课程改革存有抵触心理、畏难心理、观望心理的干扰。近年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语文课程改革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语文界滋生了某些值得关注的否定改革的思潮。有人觉得课改改错了，到现在问题百出，有些偏激者甚至对改革叫停。目前有一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那就是人们在反思课堂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上升到理论高度，对新课程的一些基本理念表示怀疑，产生动摇，有的甚至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想要回到老路上去。”有论者指出，目前这种回潮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给一线教师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二是摒弃“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模式的干扰。在语文课程标准实施过程中，不少语文教师面对课改新理念领会不深，理解不透，产生了诸多的困惑和迷惘，未能从“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比如一强调弘扬人文性，便松开了语文的缰绳；一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便忘了教师自身作用的确立和发挥；一强调学生的独特见解，便忽略文本的价值取向；一强调课程资源的开发，便出现教学内容的泛化。若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将很难避免语文教育思路的大幅摇摆。有专家指出，“矫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欲速则不达。应该多次‘矫’，不断‘矫’，一次‘矫’一点，慢慢接近‘正’。这样才能避免大幅震荡。”还有论者提出，中小学语文课改要从长计议，“语文课改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颠覆式革命，不能离开国情，也不能丢弃以往的经验和好的传统。” 2.要正确应对一系列“两难”的挑战。当前语文课程改革正面临一系列“两难”挑战。在课改实践中，既要重视基础工具性，又要对人文性给予更多的关怀；既要让学生自由释放个人阅读文本的体验，又要尊重文本的特定的指向性；既要强化横向的借鉴，又要注重纵向的继承；既要学习外国的教学理论，又要以“我”为根，以汉字、汉语特点为根基；既要倡导创新精神，又要注重扎实严谨作风的养成；既要强调阅读的拓展性，又要注重文本语言的解读；既要重视探究性学习，又要重视打好语文基础；既要在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预设，又要关注动态生成；既要加强合作精神的培育，又要注重独立思考能力的造就；既要“教教材”，又要“用教材教”，等等。可以肯定，这些“两难问题”，如果处理得好，语文课程改革就能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处理不好，就会影响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延缓课程改革的进程。 3.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语文课程改革发展全局。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复杂关系，我们要以系统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全局。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和谐的语文教育格局：坚持“工具性”、“人文性”的和谐统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相互渗透；坚持“三维目标”整体推进；坚持“标准”与“多元”融于一体；坚持“主体”与“主导”互动互补；坚持“实”与“活”有机结合。追求平衡、和谐发展，向语文教育的本质回归，这是推进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 4.要切实提高语文教师的自身素养。新课程改革要想得以顺利实施，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课程的发展即教师的发展。提高自身的素养，就必须夯实理论基础，就必须完善知识结构，就必须提升教育研究能力。 七年语文课程改革，任重道远、未有穷期。课程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面向未来，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历史起点，必然有新的矛盾与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有新的思路与平台。站在这样新的起点眺望未来课程改革征程，将继续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进一步鼓足克服艰难险阻的勇气，只要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就能稳步向成功的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于漪.回首百年 继往开来[J].中学语文教与学,2003,(1). [2]李海林.评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非理性倾向[J].中学语文教与学,2006,(5). [3]胡海舟.语文课程改革问题的哲学审思[J].教学与管理,2007,(7). [4]李海林.语文课程改革的进展、问题及前瞻[J].语文建设,2006,(3). [5]杨再隋.呼唤本色语文[N].中国教育报,2005-12-23. [6]李海林.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J].语文学习,2005 ,(4-5) [7]王凌.盘点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非语言现象[J].成才,2005,(9). [8]周建成.语文新课程强势话语下的“真理”遮蔽[J].中学语文,2004,(9). [9]朱于新.课改中语文教学典型问题分析[J].中国教师,2004,(8). [10]李碧.走出与新课程理念“貌合神离”的迷途[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12). [11]巢宗祺.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2]郑浩.语文新课程应在反思中不断推进[J].语文建设,2007,(12). [13]甘其勋.语文课程改革的理想与现实[J].语文建设,2006,(8). [14]温儒敏.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几点看法[J].语文学习,2008,(1).

一、历史的回顾：“语文知识”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0世纪语文教学是从古代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中独立出来的，其标志，就是“语言专门化”。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从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向“语言专门化”教育的转型、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化”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转型的一种内在推动力。传统语文教学也有语言教学，但都是“就书衍说”，“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其效率是极其低下的。中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就是作者痛感“蒙子入塾”，“终日伊吾”，可只是“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因而以“十余年力索之功”完成《马氏文通》一书，希望“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可以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中国语文教学“知识化”的先声。到了上个世纪初，中小学语文课堂开始出现包括注音字母、标点符号、文字的笔画、修辞、语法等内容的语言知识教学。而到了三四十年代，在一大批现代语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努力下，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开始大量出现“发音”“读法”“书法”“作法”“缀法”等语文知识，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应该是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该教材以语文知识为经，以选文为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在知识理论指导下构建的比较成熟的语文教科书。 毫无疑问，“知识化”在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的标志。其进步意义在于：第一，它取代“经义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语文教育的“语言专门化”历程，完成了古代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转型。第二，它使语文教学摆脱了“未可以言传”的落后状况，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实现了语文教学范式的更新换代。从整体上来说，现代语文教育的“知识化”，是与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趋势相适应的，实际上，它就是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趋势的产物。 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学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知识化”是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基本保障。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重新回到“经义教学”和那种“神而明之”的教学状态，是语文教学的倒退。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语文课程不是一门知识课程。也就是说，语文课程不是一门以系统地掌握某一门或某几门知识为目的的课程。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似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很多人把这句话与“掌握语言知识”划上等号，或者虽然没有划上等号，但认为从“掌握语言知识”到“形成语言能力”是自动完成的，是自然而然的。而实际上，“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核心是“语用方法”和“言语经验”，而不是“语言知识”。“语言知识”告诉我们“语言是什么”，但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不是培养“谈论语言”的人，而是培养“使用语言”的人。只有“语用方法”和“言语经验”，才能给予中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以及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文化素养。 知识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现代语文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述了现代语文教学的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就是“从经义教育向语言教育”的发展过程，一条线索就是从“语言要素(知识)教育向语言功能(语用)教育”的发展过程。前者的标志，就是“知识化”，而后者，则以“淡化知识”为其标志。这种“淡化知识”的倾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淡化语法教学”的讨论中初露端倪(其基本观点是：现有的语法知识没有反映汉语的实际，学了“不管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知识中心说”的批判中达到高潮(其基本立场是：语文课根本就不是一门知识课)；在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知识化”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批判主要针对的是知识本身的绝对化和形式化)。而在以新课程标准为代表的语文教育新思潮中，“知识化”得到了全面放逐(其主要理论表达是“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语法、修辞知识不作为考试内容”)。 但问题在于，这种“反知识”立场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前提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前提就是：对于“这样的知识”和“这样的知识教学”来说，“反知识”是有理由的，是成立的。它更多的是着眼于知识本身的不完善和弱智化的知识教学方式，而没有从“课程论”和“教学论”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知识问题。一个很简单的思考是：“这样的知识”不好，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对知识的“处理方式”不好，那我们最恰当的选择应该是“换知识”和“改变这种方式”。显然，对知识系统本身的质疑和对知识教学方式的批判并不必然地导致“语文课不学知识”、“语文课不需要知识”的命题，“反知识”的特定内涵并不必然地导致“去知识”。一个更根本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语文课是否需要知识。问题的这种提法启示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比“这样的知识不好”“这样的知识教学方式不好”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深刻的知识论立场。 二、我们需要什么知识：语文课中的知识类型 我们有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到底在语文教学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在语文教学中发挥我们期望它发挥的作用。 这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在语文教学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不同性质的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有差别的。过去我们关于语文知识的许多讨论，都是在没有区别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知识的前提下展开的，许多讨论没有能切中要害，甚至不得要领，原因就在于，它们不是针对特定的知识类型而言的，它们的立论都可以找到“例外”甚至反证，因而缺乏立论必须具备的周延性，其科学性和说服力都大打折扣。 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迫切需要引入“知识类型”概念，在“知识类型”的理论视野里，过去抽象的、含混的“知识问题”似乎变得清晰了，变得一目了然了。 1、过去关于语文知识类型的探讨 关于语文知识，过去有一个所谓“八字宪法”的表述，即“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是一种描述性而非类型化的表达，是老师们对教学实践中所教的知识的一种经验性的总结。一方面，没有关于“为什么要有”的论证，例如为什么要有“篇”、又什么要有“逻”，“篇”的知识、“逻”的知识对语文教学有着什么意义，起着什么作用，并没有具体的讨论。另一方面，这八个方面的知识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这些问题，“八字宪法”既没有讨论，从它们的内涵中也看不到有这种关系的可能。显然，“八字宪法”并不是关于“语文知识”的系统的表达，它实际上是老师们在教学中实际上教到的知识的混合，它们没有为解决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提供什么线索。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归纳“语文知识”，其成果是所谓“三大学科”：语言学知识系统、文学知识系统和文章学知识系统。这种归纳的影响很大，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著中，开始把语言学、文学和文章学作为语文教学的三大基础学科来讨论，有些高等师范院校的中文系，也开始依据这种认识构建由语言学系列、文学系列和文章学系列组成的课程体系。但是，这种理论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要有”的论证，仍然没有解决“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语文知识”的问题。语言学知识、文学知识、文章学知识，在语文教学中，它们是三条线，是分离的。它们如何成为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知识构成”，也没有人讨论过。而且还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并不是所有语言学知识都进入语文教学，并不是所有文学知识都要在语文课里教，并不是所有文章学知识对语文教学都有用，那么，这“三大学科”哪些知识属于语文课里要教的知识，要用到的知识，哪些不属于，这个问题“三大学科”的理论根本没有涉及到，也无法解释清楚。 2、关于语文知识类型的新探索 最近几年，语文知识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目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次新的讨论。这一次关于语文知识的讨论是在继承了前几次关于语文知识问题讨论成果的基础上的深化与延伸，其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接受了“知识类型”的概念，突破了过去单一的知识类型认识，从而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视野。 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策略性知识[ii] 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它是人们对事物的状态、内容、性质等的反映。例如，关于什么是比喻的知识，关于什么是举例论证的知识，关于什么是疑问句的知识等。陈述性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有限的。第一，它是把事物当作客观对象来认识，而语言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事物；第二，语文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一种实践能力，是一种“做事”的能力，而主要不是一种“认知”的能力。语文教学的目标不是认识语言，而是运用语言，不是培养“谈论语言”的人，而是“运用语言”的人。陈述性知识告诉学生“比喻”是什么，但掌握了“比喻是什么”这一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打比方”这一实践能力，掌握了“疑问句”的知识并不一定就会“提问”，同样，知道了什么是“举例论证”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就会“举例”来论证了。 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识，它是人们关于活动的过程和步骤的认识。例如，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要运用打比方的修辞手法，我们在提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要领，我们在议论文中通过举例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知识，就是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巨大的，它直接作用于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但是，这种类型的知识也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甚至几乎没有。 策略性知识是关于学习策略的知识，即如何确定“做什么”“如何做”的知识。它的特点是“反思性”和“元认知”。对策略性知识的掌握，其标志是：明确认识自己面临的学习任务；知道自己目前学习所达到的程度；能调用恰当的学习方法；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能进行监控、反省和调节。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当然不是绝对不需要一点陈述性知识，但可以肯定地说，不应该以陈述性知识为主体。过去，我们理解的知识就是陈述性知识，除陈述性知识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知识，所以要么从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目标出发，彻底否定语文知识的教学，要么从学校教育和课程内容的特点出发，将陈述性知识教学提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实际上，一方面，否定陈述性知识的主体地位，并不否定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也主要不是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应该成为语文知识教学的主体。而策略性知识，则是知识教学的最高境界，一方面需要，另一方面，也只在较高学习层次和学习境界才需要。策略性知识教学的时机和场合是决定策略性知识教学能否实现其目标的关键。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陈述性知识在学生的“前面”，程序性知识在学生的“外面”，策略性知识在学生的“后面”。摆在“前面”的东西最容易看见，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处在“外面”的东西很难轻易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可能是起关键作用的；而在“后面”的东西，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它摆上“台面”。 现象知识 概念知识 原理知识[iii] 这是着眼于知识体系的一种知识分类。加涅认为，知识体系的结构象一个“金字塔”，塔底就是由这些大量的事实、现象构成，中层则是由对这些事实、现象的解释和定义构成，而最上层，则是根据那些“解释”确定的一些“行事规则”。根据加涅关于知识体系的理论，可以把语文知识分为“现象知识”、“概念知识”和“原理知识”。 在语文教学中，所谓“现象知识”就是对语料的掌握，包括常用词语，常用句式，常用语体，常用修辞等。这里所谓掌握，就是熟悉。语文课是以“现象知识”为教学内容主体的课程，我们在语文课中学这么多课文，目的就在掌握“语文现象知识”。 所谓概念知识就是对“现象知识”加以解说和命题的知识，它一般用概念来表达。在语文教学，这些知识本身没有目的意义，它要么是帮助学生理解“现象知识”，要么是为形成原理知识作准备。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只起到辅助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进入语文教学的实际过程，而只是为那些研究人员掌握即可。 原理知识属于“如何做才正确”的知识，所以也可叫“规则知识”。它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与规范，在人们的活动中起着“定向”的作用，所以这些知识是可迁移的，利用这些知识可以有效指导和促进学生的语文能力。例如，关于如何运用“指示语”的知识，描述了“在句段中，指示语可以代替所指示的事物或前面已经出现的语句，从而使语句更为简洁，使文意更为连贯，语意重心更为突出”的行为规则，掌握这一知识，则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在写作中实现语意连贯。 从数量上来说，语文教学大量需要的是“现象知识”，需要精细掌握的是“原理知识”，而对“概念知识”，则“少知、粗知”。 无意识知识 言述性的知识[iv] 所谓无意识知识，也称之为缄默知识，这种知识的特点是“知道，但说不出”，即直觉状态的知识。最典型的语文无意识知识，即语感。语感的特点就是“知道，但说不出”，我们读一篇文章，一读就通，一读就懂，但是如何读懂的，读通的，说不出来。这一特点决定了无意识知识特别适用于“从事一种行为”，即活动。 言述性知识，即可以说出来的知识，也称之为外显知识。它的特点是“知道，而且可以说出来”，这是一种明晰性知识，是可以言传的知识。例如“语体是一种言语行为方式”，“说话必须根据场合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明晰地传达”是它最大的优势。 言述性知识是以无意识知识为前提的，言述性知识是对无意识知识的概括和表达。从理论上来讲，所有的无意识知识都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无意识知识都可以向言述性知识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对研究语言是有意义的，对从事一种言语行为，却不一定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某些时候，熟练地从事一种行为必须依赖无意识知识，“有意识的知识”的参与反而会起干扰作用。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言述性知识呢？波兰尼告诉我们，就是在“批判性思考”的时候，即对言语对象作“批判性”“反思性”阅读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无意识知识呢？也是波兰尼告诉我们，就是在“控制住至今尚未探明的领域”时，也就是要“创造”新的知识的时候。 三、知识在语文课中作什么用：知识作用的途径与方式 知识是分为不同类型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在语文教学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是辅助性的，有些是必要条件性的，有些甚至是充分条件性的，有的是教师在课堂里教的知识，有的是学生学的知识，有的属于教学目的范畴里的知识，有的则属于教学内容范畴里的知识，有的是作为教学过程的知识，有的是作为教学工具的知识。这些知识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们对语文教学的意义也是有区别的，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来谈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分清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它们的内涵和特点后，我们就获得了这些知识在语文教学中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1、知识作为课程内容：知识修养与知识定向 课程内容是相对教材内容、教学内容而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王荣生博士有明确的界说：语文课程内容是指语文教学中“应该教什么”；语文教材内容，是指语文教学“用什么去教”；语文教学内容，则是指“语文教学实际上教了什么”。更通俗的说法是：语文课程内容，就是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在语文教学中，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大部分不能直接呈现给学生，它只能通过“课文”这一载体隐含着呈现给学生，老师在课堂里直接教的是“课文”，但学生要学的，其实是教材所承载的“课程内容”。这些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即课程内容)中，有一些就是知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够作课程内容的，作为课程内容的知识只可能是两种：一种是“现象知识”，即语料，包括常用语汇、常用句式、常用语体、常用修辞等等。扩而大之，还包括经典作品、名言警句、文化常识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这些知识是一个学生的基本知识修养，也是实现其他教学目的的基础。一种是“原理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这些知识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掌握这些知识是做好事情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它直接为做好事情定向，因此，掌握这些知识本身就是课程内容。 2、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外显知识”对“缄默知识”的引导作用 教学内容是指在语文教学中实际上教了什么。在教学中实际上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要求学生掌握的，而可能是为学生掌握他应该掌握的东西作铺垫、准备线索、提供条件的。那么，这些铺垫、线索、条件是什么呢？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铺垫、线索、条件就是“外显知识”。 前面我们曾介绍，根据知识的表现，知识可以分为外显知识(言述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无意识知识)。外显知识之所以是外显的，是因为它直接用言语表达出来，因而具有明确的可传达性，从教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可教性。但语文知识大部分是缄默知识，即那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知识。这一点已为语文教育的历史所证明，也为近20余年语文教育的科学研究所充分揭示。正因为它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因而它的可教性受到巨大限制。这是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的一个悖论：语文知识主要是一种缄默知识，“语文教学必须以学生的缄默知识为基础”；但正因为它是缄默知识，又往往是不可教或可教性有限的；而可教的外显知识一方面只占少部分，另一方面往往又是一些表面的缺乏深度的知识，因而它的教学价值是有限的。过去语文知识的教学意义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但是，“几乎所有的外显知识都根植于缄默知识，外显知识的增长、应用和理解都依赖于缄默知识”[v]。换句话说，外显知识是知识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缄默知识则是它藏在水面下的部分。因此，外显知识就成为缄默知识的一个线索，一个标志，一个通道。在语文教学中，任何缄默知识的获得，都是以外显知识为导引的，外显性知识牵引着学生，学生顺着外显性知识暗示的方向，“意会”到缄默知识，并最终实现缄默知识向外显知识的转化。这就是马建忠所谓“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直接把外显性知识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主体也许的确是值得商榷的，其意义也许的确是有限的，但把外显性知识作为缄默知识的线索，牵引出学生对缄默知识的“意会”，则其教学意义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外显性知识作为教学内容的意义有限性并不否定它作为教学途径、教学线索的意义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几乎成为常识的一句哲学名言：感觉到的东西我们才能理解它，而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感觉到它。 3、知识作为教学的交流工具：“工具知识”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的交流，这是对教学过程的最基本的描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来交流呢？对于教学来说，交流的起码要求是“明示”，我们怎么让学生明白教师的要求，怎么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学习对象，怎么让学生明确地向教师表达自己的理解？“教”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实现需要一种称之为“抓手”的东西，没有这种“抓手”，教学的进行则无以依托；有了这种“抓手”，教师可以凭借它传达自己的思想，学生可凭借它理解教师的意图和自己的学习对象。这种“抓手”即交流工具是教学得以进行、得以展开的一个前提。事实上，什么样水平的交流工具就有什么样水平的交流。这种师生双方借以交流的工具，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知识”。这种“工具知识”也许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却是教师呈示学生要掌握的知识和学生理解教师的要求的一个“工作概念”。刘大为对此作了出色的阐述，他说：“如果没有语言知识的介入，教师就只能在这种常识语言的水平上与学生对话交流。深刻的感悟将会因为没有必要的概念作媒介而烟消雾散，睿智的指点也将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而变得平庸无奇。”[vi]他在这里所说的“语言知识”，就是指用以开展教学交流的“工具知识”。 4、知识作为教师的准备：“教师状态的知识”在课程建设中的作用 课程社会学告诉我们，课程建设是一个“将作为一般文化成果的‘客观知识’改造为‘课程知识’”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知识”本身，二是改造客观知识的知识，前者主要是学科知识，后者则包括价值论知识(即证明课程知识合法化的知识)和方法论知识(即证明课程知识合理化的知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要掌握的主要是学科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生状态的知识”。对于教师来说，则不仅包括学生状态的知识，还包括如何选择、呈现和传达学生状态知识的知识。于是所谓“课程知识”可以区分为“学生状态的知识”和“教师状态的知识”。过去，我们没有这种区分，因而从“学生状态的知识”的简化性描述中直接推导出“语文课不需要知识”或“语文课知识不重要”的结论。新课程则首先改变了教师的地位，他不仅是教学者，而且还是课程建设者，因此他不仅要把知识教给学生(当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还要掌握“客观知识”，掌握将“客观知识”改造成“课程知识”的知识。因此“教师状态的知识”就成为“语文课知识”题中必有之义。它与我们在第三点中所谈到的“工具知识”一样，并不需要学生掌握，却是课程得以构建、教学得以进行的知识前提。 四、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知识：知识开发的视域和立场问题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样的知识：作为知识修养的知识，作为知识定向的知识，作为引领学生感悟缄默知识的知识，作为教学工具的知识，作为教师状态的知识，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这块领域里，大部分我们的学术界和语文教学界都几乎是空白。正如王荣生博士所指出的，学校里的语文知识，不是太多，而是近乎没有；或是这样表述，语文教学中充满着像徐江同志所说的“垃圾知识”，而真正能起到有效达成教学目标的知识，则又几乎阙如。结果是，已有的知识不管用，管用的、急需要的知识却没有。一方面是“知识泛滥”，一方面是“知识荒”：这就是目前我们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面临的困境。 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为什么别的学科包括历史、政治这些更为特别的学科都没有出现类似的“知识问题”呢？深入的思考，我们觉得这与语文课程的特殊性和由此决定的“语文知识”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 我们先从语文课程的特殊性说起。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过去我们认为主要在教学内容。王尚文先生说：“其它学科所教所学的是言语所表达的内容，而语文则是用以表达的言语形式。换句话说，其它学科重在‘说什么’，语文重在‘怎么说’。对于其它科课本的言语，懂得它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要去揣摩它们‘怎么说’，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说什么’。而对于语文来说，明白它‘说什么’固然必要，但却是为了领悟它‘怎么说’，即主要通过语文教材的言语形式去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vii]这是极有见地的。但是我们还要追问：“说什么”与“怎么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换一句话说，“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区别又说明了什么呢？于是问题就延伸到了一个哲学的范畴里面。

语文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又承担着传播民族优秀文化和文化育人的重任。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语文教育毕业论文3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论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

摘要：语文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又承担着传播民族优秀文化和文化育人的重任。从本质上来看，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一种“生活的必须”，本文简要探讨了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语文教育 文化价值

在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可以说是遵循一种人文构成的脉络，它就像是一双隐形的双手，不管是在内容上的丰富性还是在形式上的变化性，都为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借鉴素材。

作为我国近代的文化传播工具，语文教育是在两股力量的驱使下前进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西方文化主要以其独有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中国的儒家文化则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两者之间相互交锋、碰撞，在相互吸收与促进的同时，近代的语文教育则有所突破，其表现就是改变了只注重道德教化的单纯性，转而更加注重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学科基础建设的努力。语文教育之路在我国现代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在各种思想的汇合下不断确立起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它的主导思想，并为之苦苦求索，这是一条为社会服务，关注民生之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语文教育将白话语体作为语文教育的载体。语文课程在建国前五十年注重继承人文传统和开拓人文精神，建国后六十年语文课程对文化的选择则充满了艰辛和困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的意识和意义逐渐被发现和唤醒。语文教育在民族文化彰显新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使文化传播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

文化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世界中人与社会的一种建构。语文教育在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是师生围绕文化进行切磋和积极对话的一个过程，它旨在传播社会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其表现在师生参与活动过程中的一种对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的理解、互动和共享之中。

自我国近现代以来，虽然语文教育在实践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科学性的强化、传统文化失语和人文性的弱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偏颇。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教化、工具和人文三方面，下面笔者主要从教化价值、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三方面来对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进行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一、教化价值

语文教育的教化价值是指在平时的语文教育中用社会的政治文化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教育，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的行为规范等。通过这些可以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换句话说，教育感化即教化。教育感化自古以来都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存在着，我国古代教育把“教化万物”当成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业，其实就是一部用传统文化教化天下的教育。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年轻人的思想受到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基础语文教育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它的主要内容，语文教育秉承着共产主义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主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中，我国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教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心思想。其实在任何社会，教化功能一直都在教育功能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受教育者进行一定的教化，主导着其主观的判断，这也为更好的建设社会提供了可能。

语文教育的文化教化价值是任何社会的语文教育都不能回避或弱化的，它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保持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语文教育的教化价值才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

二、工具价值

语言因人类的交际而产生，是人类交际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等。由于语言的特殊功能，人们将它作为最基本的交际工具，而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了语文，语文的产生离不开语言的出现，将满足交际需要作为主要任务的语文，使得语文具有了工具价值。不管是语文教育内容中的静态文化还是动态文化，在它的工具性方面都体现着语文教育的价值，它的工具性主要在于满足众多交际主题的需求上。语文教育的文化工具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知工具性;二是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和借鉴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工具;三是教师组织工具;四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工具。

文化包罗万象，而语文教育中的文化内容则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在语文课程中民族优秀文化充当了语文课程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多元的优秀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文化则起到了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并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深入的借鉴和吸收的作用。

文化在语文教育中为师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背景语境和情境语境，也提供了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教学内容。师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体验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并通过相互的交流折射出文化的意义。通过文化展开师生互动，通过相互间的互动来找到新的发现和对语文知识的满足。通过师生共享文化，围绕文化而产生的工具性价值，使语文教育变得更加有意义。

语文教育的文化还有教师组织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价值。语文教师根据教育内容来组织语文内容。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会将教学内容的基本信息告知给学生。其次，将文化的意义和情感等进行阐述，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和价值所在。再次，文化本身作为一种解释方式，语文教育也具有解释的价值。最后，文化在给学生传播文化、发展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性的工具作用。

三、人文价值

语言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交际需求而产生，它除了具有教化和工具价值以外，还蕴含着人的精神层面的思想道德、情绪情感等等，在人的精神层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1]，这说明语言不仅有工具方面的意义，在人的精神层面它还包含极其丰富的意义。“言语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是语感的外化，是人类的生命之声、心灵之声，言语中映现着人的生命、生存、生活，言语和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同步。”[2]语文教育将语言和言语作为载体，语言是以语音或文字为物质外壳，以词为基本单位，以语法为构造规则的符号系统。而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交流思想进行交际的过程。语文教育的文化既包括了人的生命活动又包括了人的精神活动，既包括活动的过程又包括活动的方式，它的人文价值表现在静态和动态的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上。

语文教育具有丰富的人文性内涵，“粗浅地说，人文性就是指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包括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方面。”[3]人文性体现出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自身的人文关怀。人作为人不仅仅满足物质层次的价值，还应满足精神层次的价值，语文教育也是同理，既要求满足工具的价值需求，还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在精神层面有所提升。

总之，培养学生社会所需要的主流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终极关怀，是语文教育的文化的人文价值，是对语文教育的文化教化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进一步提升。语文教育召唤着人性最本真的一面，陶冶着学生的情感，促进他们成长。我们只有在文化传播中不断探索，才能发现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和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2][3]王尚文.语感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369，37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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