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遗赠案论文题目

1.本案法官可以适用法律原则作出判决。法理学中，法律包括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是在法律原则下的详细规定；通常状况下适用法律规则，但是有三种特殊情况，可使用法律原则。以上所述情况为运用法律规则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也违背了法律原则，这种情况下可采用法律原则。这涉及到法律的滞后性，空白性，之类……2.成立。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不是用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的3.会，所以法理学中规定只有三种特殊情况下，才可以采用法律原则，包括无法律规则可用，其他两条不记得太清楚，但是你所述的案子是其中一种情况。PS：这是一个极其经典的案例哦！加油！

时间：2019年12月31日 报告人：唐嘉、侯凯凯 第一部分报告人：侯凯凯 作者简介：本书作者弗吉尼亚·肖尔教授任职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曾执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美国当代知名的宪法学者和法理学者，以研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著称，也是法理学领域“新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本书观点简介 本书讨论的焦点为是否存在法律群体特有的思考方式，具体而言，包括法律论证、法律决策和法律推理等技艺。作者认为，法律人独特的思考方式并非来源于法律知识及专业技巧，也不是来源于其独特的推理形式，而是来源于法律群体对权威的遵从。所谓权威，在英美法系的语境中指的是先例和成文法规则。而权威之所以称之为权威，意味着其效力并非来源于它内容的合理性，而是由其独立于内容的来源、地位所决定的。因此，法律群体根据权威推理得出的结论，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但不是通盘考量之后得出的对于个案最佳的解决方案。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使得法律本身具有显著的特点，即形式性和一般性，这种特点恰恰是法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核心特征。因此法律一般是高度抽象化的，其总结了实践中大量实践，并从中提取出了最合适的解决方案，这同时也意味着法律的一般化处理模式处理不了一些特殊情形。这表现在，在法律的边缘地带，法律的语词含义与其背后的正当化理由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但是，作者认为从长远上看，获得最大数量的正确决定的最佳途径并非是在个案中寻求最优解，保障更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于体系性价值才是适于实践的最佳解决方式。毕竟，在多数情况下，解决问题比正确地的解决问题更为重要。 此外，作者提出法律现实主义对依权威推理得出决定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大多数法官裁判时在查询法律之前就有了倾向性的结论，这一初始判断往往构成了案件结论的核心。但是，这一初始性判断并非来源于法律内部，如案例、法律原则、和成文法，而是由法官的个性、政策、舆论、甚至是法官的心情等因素的集合体所构成的。往往是众多高度特殊化、与法律无关的因素在决定法律结果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因而，通常情况下，法官在众多非法律内因素的影响下得出某个结论，之后会寻求案例、成文法以及其他法律资料，来为他们已经做出的判决提供一种事后的正当性或理性化依据。而此种正当化依据对于身处复杂、散乱规则体系的法官而言，此种寻找往往会有收获。现实主义者认为，根据非法律理由作出的判决需要用传统法律术语实现正当化，但是这种法律证立几乎总是可以用来使基于其他理由而获得的结论正当化，不管结论究竟为何。假如支持原告的判决可以援引标准法律渊源来正当化，而支持被告的判决同样可以援引标准法律渊源来正当化，那么实际上就不是法律在解决纠纷。 本文认为本书的重点章节为“规则——法律及其他领域”“先例的实践与问题”“权威与诸权威”及“法律现实主义的挑战”四章。前三章集中论述了权威的两种形式，即先例和规则起作用的方式，其后一章作者回应了法律现实主义对规则和先例决定案件这一观点的挑战。其余章节皆可纳入规则和先例章节之下，如“成本法解释”“运用规则和标准造法”两章可纳入规则之下，“类比的运用与滥用”“司法意见”“普通法的观念”三章是对先例的进一步阐述。因而，下文将重点阐述规则、权威章节重点内容，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挑战。 二、规则的普适性 每条规则的背后都定然存在着其价值追求和规范目的，因为规范目的的模糊化、主观化导致其无法标准化的解决实践问题，因而立法者采用文字的方式将其定量为规则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虽然规则仅是某规范目的的外观表述，但是它的表述十分重要，正是此表述使得文字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正如作者所言，一条规则的“规则性”很大程度上恰恰依赖于规则所使用的语言，规则的文字不仅仅是一扇通往其背后正当化依据的透明玻璃窗。一般情况下，规则文字的含义与其背后的正当化依据具有一致性，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冲突。社会大众可无障碍地使用规则解决问题，且双方皆对结果予以认可。因此，司法裁判主要用于解决疑难案件，法院受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认为他们对于案件拥有合理的胜诉机会。这时，作者认为我们转移到了规则的模糊边缘或阴影地带，我们可能要考虑规则背后的目的才能确定，是否应该将某种情形包含进规则的边缘地带，从而去适用规则。 实践中，规则的语词明文规定的结论与规则背后的理由所暗含的结论之间存在冲突，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了标准化规范目的或是正当化依据，规则抛弃了个案最优解，而选择了一般性和形式性。正因为规则具有一般性，就存在它多包含的一般化处理无法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形的可能，会出现规定过宽或规定过窄，甚至同时出现规定过宽、过窄的情形。本文认为，对规则文义的严格遵守，意味着在某些情形下会导致不正义，但是这恰恰成为区分法律与许多决策方式的标准。当然，不公平并不是规则追求的价值，但是，为了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公平，个案的不公平是值得放弃的。 三、权威的无选择性 规则和先例是权威的两种形式，权威的本质为何需要做出阐述。在其他领域，我们都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理由的内容上而不是理由的来源上。举例来讲，我之所以每天吃水果，是因为吃水果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而不是因为基于我所认可的第三方的指示。作者将此种理由称为实质理由，通常来讲，只有一个人实际上相信他的所作所为的理由，此种基于内容的理由才可被称为实质理由。但是权威的本质化并不取决于这种实质理由，其令人信服的理由基于独立于其内容的来源、地位。法律实践中，法官即使并不认同这一权威，也必须去运用具有“地位”的这一权威，这是权威的基本运作方式。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此种对权威的绝对遵从是否是合理的？关于该问题，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其本质原因在于权威的权威性，或言之其地位是否是稳固的？实践中，权威具象化为法律法规、先例或司法意见等，这些具象化具有权威性的原因往往并非因为其来源，而是因为其还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具有实质理由的权威往往具有稳固的地位，此种权威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但是，依据本文观点，这些基于内容令人信服的权威不足以成为权威，毕竟权威的绝对服从并非建立于内容之上。如前文所言，法律活动的典型特征在于对于权威的遵从，具体而言，法官根据权威会做出不同于他自己所想要做出的决定，这才是权威最本质的价值，以权威取代实质理由仍旧是法律活动的基石。 此外，本书关于权威的形成过程值得我们深思。一般而言，权威通过立法过程可以简单的获得其令人信服的地位。但是更常见的情形是，权威获得权威性的地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非正式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当某些渊源一再被运用和接受时，它就不断积累起了权威性。我们在撰写论文时，一般会引用大量的文献，老师们建议我们不要引用某些刊物的文章的理由也在于此。因为，此处涉及“承认规则”效应，当一个规则被法律群体以分散和非线性的方式不间断引用，可能会因对其的运用正当化将会激起一个无法掌控的膨胀过程。 四、法律现实主义的挑战 在这学期的知识产权法方法论课中，殷少平老师（之前任职最高人民法院）便明确告知，在判决案件时，法官往往依据“法感”已经在心中得出了结论。此种判案方式与课本所教导的程序完全相反，给人以荒谬、不可信之感。但是，实践中法官解释以此做出判断，并未出现纰漏，这证明此种推理方式是适于实践的。所谓“法感”，本文认为可理解为法官在长年裁判实践中总结得出的经验。但是，不可否认，如作者所言，由于法感是法官的直觉判断，必然会受到非法律因素的影响。极端一点而言，某位学者所做的实验显示，调整午餐时间对法官的判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说明，法官作为人类的一员，必然会受到体内激素的影响，外在因素的影响不可不考虑。 同时，本书提出法官在依据自己的直觉得出某个结论后，会在浩如烟海的成文法或先例中寻求正当化依据对其结论进行“包装”。此种结论，表面上极具荒谬性，但是事实上并未损害法律的公平性。在有正当化依据支撑的情况下，事实上极大弥补了法官直觉的不可靠性。但是，作者提出，由于先例的复杂性和成文法的巨大数量，基于非法律理由选择出来的结论总会找到某种合理的法律正当化依据。这就导致，在处理某些疑难案件时，法官无论得出哪种结论，总会有依据予以支撑。本文认为，所谓疑难案件，定然是因为无法依靠法律依据得出准确结论。此时，法官必然会受到社会政策或社会舆论之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与法律无关，纯粹是政策选择问题。之后，再去寻求法律上的结论也无可厚非。毕竟，美国最高法院在涉及如堕胎、死刑、平权法案等极具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必然是以非法律因素做出判断。 五、结语 本书极具可读性，法律人是否具有独有的思维、推理方式这一问题的提出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并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启发。此外，书中一些问题作者并未做出进一步阐述，如前文所述，作者以法律推理方式展开论述，但是，法律推理并不等同于法律思维；又比如，对法律现实主义的挑战，作者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总体而言，本书逻辑结构清晰，并辅以大量生活中的案例，给人以另一思考的角度。 第二部分报告人：唐嘉 （一）本书主要观点 法律人思维（法律推理）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基于权威（规则或先例等）的推理。法律推理所得出的决定，可能并非通盘考虑后就当下案件而言最佳的决定。法官即使不赞成权威所做出的指令，他也有义务表示服从。 法律推理的独特性是由法律本身的独特性所决定。法律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形式性与一般性。法律的形式性意味着，规则的字面意思本身就很重要，它不是通过背后某个正当化依据的透明玻璃窗，而是法律本身。法律的一般性则表明，法律的目标不在于尝试针对每个争议都以一种完全特殊和情境化的方式得出最佳结论，而在于保证它的结论对于某种既定类型的所有情形或至少大部分情形来说是正确的。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即使法官依法裁判会在个案中产生错误的结论，法官也应尊重权威，除非出现“异乎寻常”和“极端的错误”。 （二）个人见解：本书缺乏详细论证的问题   1. 虽然规则和先例具有拘束力，但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具有相当程度的能动性（即裁量权），以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 无论是被认为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还是英美等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皆有之。解释、适用法律水平较高的法官能够避免其他法官在适用相同规则时出现的个案不正义的情况。 （1）中国 中国法官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对适用法律的选择和解释上。 在法律依据的选择上，以泸州遗赠案为例，法官根据其价值判断结论，既可以适用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死者黄永彬将其遗产遗赠给婚外同居女性的遗嘱无效，也可以选择适用继承法，尊重死者生前的意思表示。 在法律解释上，首先，语言文字固有的不确定性为法律解释留下空间，尤其是在文义外延模糊不清的案件中；其次，文义解释中的扩大解释、类比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都是能够丰富规则用语的解释方法。例如，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持作品类型具有例示性而非限定性的法官，既可以将《著作权法》（2010年版）第3条“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中的“包括”一词解释为该条是不完全列举，也可以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中的“行政法规”解释为包括《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作品定义。再例如，根据文义解释，广播权并无初始传播方式必须为无线方式的规定；但根据立法史解释，考虑到广播权的产生背景，应将广播权理解为所有初始传播方式为无线的利用作品的方式。 （2）外国 英美国家法官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先例的区分和选择上。首先，法官需要选择具体案件中适用的先例（即甄别相同争议的案例），一般会结合案件事实进行比较。遗憾的是，本书没有对如何判断先例与本案之间“法律意义上的相关相似性”进行阐释。其次，法官需要对先例中的“附带意见”和“判决理由”进行区分，识别出先例中的法律主张。最后，即便是作出先例判决的法院对待相似问题也可能存在矛盾、变化的立场，因此法官可以选择与自己价值判断结论较为接近的先例予以适用。 2. 一些案件结果在法官看来并非“最佳的决定”，却可能符合法律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法律上的最佳决定”）。 任何人都无法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正义。法官亦是如此，作为人类天生带有感性，容易被自己的好恶所牵制，他认为的正义可能并非法目标的正义。而法律规则是集聚不同主体反复讨论的产物，蕴含着人类深思熟虑的价值选择。裁判者适用规则便能实现法所蕴含的价值，即使某些个案中法的价值会令人难以接受。 下述美国最高法院关于间接承认48个州有关保护国旗法案无效的判决可以支持本观点。在Texas v. Johnson案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中，Johnson参加了一个反对共和党推选里根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示威。在示威过程中，Johnson焚烧了这面国旗。当国旗熊熊燃烧时，Johnson领导示威者高呼，“美国，红、白、蓝，我们唾弃你！”Johnson因“亵渎国旗”而遭到得克萨斯州的刑法指控，但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认定被告焚烧国旗的行为因受到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而无罪。在布伦南法官主笔的判决书指出，“维护国旗作为国家和国家统一的象征也不能禁止被告进行自由的表达。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基本原则是，政府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思想本身令人厌恶或不能为人接受，就禁止传播这一思想。”该判决重申了美国国旗充分体现的自由和包容的原则，重申了焚烧国旗这样的批评是美国力量的象征和源泉这一信念：对焚烧国旗最适当的反应莫过于，挥舞自己手上的国旗；对待焚烧国旗者传递信息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向熊熊燃烧的国旗致敬。惩罚亵渎国旗，并不能使国旗变得神圣，相反，只会削弱这一令人真爱的象征所代表的自由。肯尼迪法官在附议中写道,「严酷的事实是，有时最高法院必须作出最高法院并不喜欢的裁定。最高法院作出这样的裁定，是因为这些裁定从法律和联邦宪法的意义上看是正确的。按照最高法院的看法，法律和联邦宪法迫使最高法院必须作出这样的裁定……象征往往在于人们本身的解读，但国旗在表达美国人民共有的信念，对于法律、和平和维护人类精神的自由这些信念方面上恒久的。本案迫使人们认识到献身于这些信念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国旗保护那些蔑视它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痛苦的，但却有根本性意义……被告的行为，从联邦宪法的技术意义和根本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言论。」虽然对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焚烧国旗无异于对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践踏，法官从情感上亦无法认同这一行为，但考虑到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中最为神圣的基本权利，最高法院受其约束只得“作出最高法院并不喜欢的裁定”。 3. 法律的形式性和一般性的背后机理 —— 法治的价值 （1）法治是利益权衡下的理性选择 柏拉图曾阐释过人治和法治何者更优的问题。他一开始认为人治是最理想的治理方式，但由于具备哲学家思维的国王鲜有，也很难培养出经过制度熏陶和训练的人民，故柏拉图认为，人治违背了人性的弱点，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国”，因此转向法治国（即按制度办事）。 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建构，从下表法治和人治两种治理方式实现效果的对比中，可看出法治是代价较低的治理方式。 依靠稳定、可预期的法律VS依靠法官的个人能力 实现大部分案件的正义VS没有保障，可能实现个案正义 效率高，能够迅速定纷止争VS论证负担重，案件审理周期长 个案不公平带来的危害大VS法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危害大（2）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辨 笔者认为，所谓“真正的公平”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法治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同案同判的公平”。换言之，形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容易得到落实，是法治的基本目标。 （3）法治的权力分立 按照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人们通过制定法律表达公意，行使主权，法律作为人们意志的体现，具有权威性。司法作为适用法律的过程，不能任意创设法律，否则有违社会契约。 4. 对本书所述法律现实主义的回应 法律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司法判决是可预测的，预测法律结果的关键既不在于对正式法律权威的求助，也不在于法官自身的内在理解或自我陈述，而是通过系统的经验（外部研究去发现是什么造成了案件判决的差异。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对此，笔者有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法官从经验出发，对案件的判断先得出结论，再寻找法律依据支撑该结论的做法有一定正当性。原因在于： （1）“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法感、直觉是裁判经验的积累、朴素正义观念的呼唤，并非完全不可靠。如果对法官的直觉存在担忧，可以通过严格的选拔测试保证法官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正义感。例如，美国法官的遴选需要考察法官是否有醉酒等历史污点，是否具有相当年限的法律从业时间。 （2）如果法官能够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从法律依据推出预设的结论，说明该结论符合法律所包含的价值。 （3）暂且搁置案件结论不谈，法官进行司法说理和论证的整体过程即体现了法的权威性。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初衷之一便是表达其“冤屈”，他们会在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得到法官充分重视的良性互动中感受到尊严，对法律产生信赖感。 （4）法官从结论出发倒推法律依据的做法无法否认法律规则的约束力和法治的意义，因为法官最终仍需通过法律规范体系表达其立场（无论这种立场从何而来）。 第二，司法当然不能排除法外因素对法官的作用，因为法官并非人工智能，审理案件带有个人印记和个人特点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当法律本身存在漏洞或者对法律的原本理解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而需要变迁时，政策选择、经济学、社会学等法外要素会引导我们分析法律前进的方向，这是法律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里不得不谈及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常规案件、需要维持法的稳定性时，法教义学（即规范分析）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处理疑难案件、需要法的变迁时，社科法学（即价值分析）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法律规则改造方向，但对法体系的最终架构仍要依赖法学的规范语言，将法外价值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表达。 对我国刑法正当防卫理论发展影响巨大的于欢案和昆山反杀案，是法官先得出结论、再进行法律推理的典型案例。法官首先产生了定罪于情于理不合的朴素认知，但在法律推理中发现上述案件案情确有悖于刑法对正当防卫的传统认定，进而反思传统理论中正当防卫认定过严的积病，放宽对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这一审判实例提醒我们，当法律推理结果与法感（尤其是多数人法感）背道而驰时，需思考其是否源于对法律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5. 总结：法律形式性和一般性不排斥司法的灵活性和法律变迁 在我国，法官既能够灵活运用法解释，与时俱进地赋予法条以新的含义，也能在适用规则的过程中发现规则的漏洞，推动立法的变革。在普通法系，法官既能有一定余地地选择先例，在适用先例出现“异乎寻常”和“极端的错误”时，也能基于所处的社会环境，突破性地改变既定的普通法规则，使体系不断修正和改善。如此，法律在稳定性与灵活性、适应性的矛盾斗争中渐进发展。（三）对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实践的反思 1. 过于关注个案的正义 对于通过《著作权法》无法给予救济、但不保护又认为不合情理的模糊地带，法官常常滥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原则性条款进行兜底救济。该条款既属于无法给予当事人以合理预见性的事后判断方式，又容易赋予其无期限的法律保护，法官难逃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代替法律预设的正义之批评。 2. 法官误用“造法”能动性 著作权的司法裁判虽以技术的日新月异为背景，新技术、新情况的出现不一定是对现有规则的挑战，适用原有规则不一定会导致个案的不公。但因为一些法官欠缺法律解释能力，常误以为原有规则无法适应技术发展，急于造法以弥补他以为的“立法缺陷”。 对此，法官应加深对法律规则规范目的的理解，将能动性更多地运用于规则的解释和适用活动中。 [if !supportLists]u  [endif]例：司法实践任意突破合理使用的封闭情形 [if !supportLists]u  [endif]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一文 3. 依法裁判造成个案不公可能源于法官对规则的理解有误，而非规则本身存在问题 例： [if !supportLists]u  [endif]独创性是否要求作品反映作者思想？ [if !supportLists]u  [endif]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的区分标准是独创性的高低还是独创性有无之争辩？ 实为无探讨意义的假问题。“高低”和“有无”只是语言表述上的差异，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对独创性的含义和判断标准的理解。（四）其他思考 1.    特地强调法律人思维的原因。 2.    法律人思维只有法律推理吗？（五）推荐阅读： 1. 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14卷第2辑，第429-469页。 2. 笑侠：《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25卷第6辑，第1105-1136页。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Texas v. Johnson , 491 . 397 (1989).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美]弗里德里克·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147页。

坐等答案 很感兴趣~~

你好，你讲的四川泸州的案件吧：发生在2001年的张学英诉蒋伦芳拒绝交付遗赠财产纠纷案（有关报道和研究者称之为“二奶”争遗产案）引发了社会舆论界和法学界持续不断的关注和讨论，笔者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题目是：《“二奶”和法学家是如何被法官捉弄的》，副标题是：兼论错误的法律思维是从哪里来的。文章发表后，经常有同学和朋友认为我在那篇文章中表述的观点不完整，希望我就此案件进行一番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因此作如下陋文。欢迎各位法学同仁、同学、法学爱好者批评指教。原告张学英是受遗赠人。遗赠人是被告蒋伦芳之夫黄永彬。被告蒋伦芳与遗赠人黄永彬于1963年5月自愿登记结婚，未生育，于1970年收养一子黄勇。黄勇结婚后与养父母分居。1996年，张学英与遗赠人黄永彬相识，两人随即在当地农村租房同居，共同生活至2001年2月。蒋伦芳则在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宿舍独居。2000年9月，蒋伦芳将其在1990年继承父母遗产所得的一套住宅房出卖，获款80000元。2001年1月，蒋伦芳和黄永彬拿出30000元赠与其养子黄勇购买商品住宅房。2001年2月，遗赠人黄永彬患晚期肝癌病住医院治疗，蒋伦芳始终予以护理，张学英未参与护理。2001年4月18日，原告张学英的诉讼代理人韩凤喜在医院为黄永彬代书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壹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1）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证明：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在公证员面前，在代书遗嘱上签名、捺手印。4月22日，遗赠人黄永彬逝世。4月25日上午，被告蒋伦芳在泸州市宾仪馆火化遗赠人黄永彬的尸体时，遗嘱执行人易念华突然向蒋伦芳和黄勇宣读了遗赠人黄永彬的公证遗嘱，要求蒋伦芳和黄勇执行该公证遗嘱。蒋伦芳和黄勇当即表示不执行该遗嘱。当日下午，张学英即向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1、原告所举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所立的遗嘱虽经过公证，但因该遗嘱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违背了有关政策、法律规定，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公证机关关于2001年5月17日作出的（2001）泸纳撤证字第02号《关于部分撤销公证书的决定》公证书，在遗赠人死亡后变更遗赠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律依据，侵犯了遗赠权利，本院不予采信。2、遗赠属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是当事人实现自己权利，处分自己的权益的意思自治行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旦作出就成立，但遗赠人行使遗赠权不得违背法律的规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无论从社会道德角度，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来讲，均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自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以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遗嘱，将其遗产和属被告所有的财产赠与原告张学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违反法律的行为。而本案被告蒋伦芳忠实于夫妻感情，且在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病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永彬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其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侵犯了蒋伦芳的合法权益,对蒋伦芳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在分割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本应对蒋伦芳进行损害赔偿，但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质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依法享有的合法的财产继承权，违反了公序良俗,破坏了社会风气。原告张学英明知黄永彬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生活，其行为法律禁止，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侵犯了蒋伦芳的合法权益，于法于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原告张学英要求被告蒋伦芳给付受遗赠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蒋伦芳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张学英负担。法庭当庭宣判时，近1500名旁听公民鼓掌拥护判决结果。张学英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1、本案属遗赠纠纷，首先应当确定遗赠人黄永彬临终前立下书面遗嘱将其财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这一遗赠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遗赠是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合法的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并于死后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遗赠行为成立的前提是遗嘱，而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其他财物，并于死后生效的法律行为。一个合法的遗嘱成立必须具备其构成要件。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所立遗嘱时虽具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遗赠人黄永彬对售房款的处理违背客观事实。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一套，系遗赠人黄永彬与被上诉人蒋伦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蒋伦芳继承父母遗产所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l7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该住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陈蓉，黄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该8万元售房款还缴纳了有关税费，并在2001年春节，黄永彬与蒋伦芳共同又将该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子黄勇用于购买商品房，对部分售房款已作处理，实际上并没有8万元。遗赠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仍以不存在的8万元的一半进行遗赠，显然违背了客观事实，系虚假行为。并且，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蒋伦芳依法享有的合法财产继承权。黄永彬与蒋伦芳系合法夫妻，他们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我国《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表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但因黄永彬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黄永彬在病重住院期问，所立的遗嘱违反法律规定，将财产赠与与其非法同居的上诉人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其妻蒋伦芳依法享有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立书面遗嘱，因其内容和目的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遗嘱成立要件，该遗嘱应属无效遗嘱。遗嘱无效，其遗赠行为自然无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权利和合法利益”。公证机关作为行使国家证明权的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对所要证明的法律行为、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32条明确规定，“法律行为公证应符合下列条件：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遗嘱行为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律行为公证的条件就必须与民法上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第17条也规定：遗嘱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公证暂行条例》第25条、《四川省公证条例》第22条规定：公证机构对不真实、不合法的行为、事实和文书应拒绝公证。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订立的将其死后遗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遗嘱虽然经过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但因该遗赠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民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故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所作出的(2001)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依法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本院不予采信。3、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规中《继承法》、《婚姻法》为一般法律；《公证暂行条例》，系国务院制定，为行政法规；《四川省公证条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为地方性法规；《公证程序规则》、《遗嘱公证细则》，系司法部制定，为部门规章；皆为民事审判之依据，而《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立法法》第5章之规定，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高于一般法律、法规和规章；后者若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加之《民法通则》是对我国民事法律基本制度的规定。故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在适用各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应结合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遗赠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除应当具备继承法所规定的有关构成要件外，还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此即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起着使社会道德观念取得对民事主体之民事行为进行内容控制的重要功能，在法律适用上有高于法律具体规则适用之效力。“公序良俗”原则所包括的“社会公德”与“社会公共利益”，又可称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者的概念基本一致，相辅相成。在确定“公序良俗”原则中“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内涵进行具体法律适用时，必须也只能通过不同历史时期法律具体规定所体现的基本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加以确定。因此，并非一切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违反已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禁止性规定所体现的维持现行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的行为则必然属于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应为无效民事行为。在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与被上诉人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黄永彬却无视夫妻感情和道德规范，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属违法行为。黄永彬基于其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订立遗嘱将其遗产和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以合法形式变相剥夺了被上诉人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使上诉人实质上因其与黄永彬之间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民事行为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虽系黄永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内容和目的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上诉人张学英要求被上诉人蒋伦芳给付受遗赠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蒋伦芳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上诉人张学英负担。

该[案例是适用法律原则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