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那你直接去找下（社会科学前沿）上的文献吧

摘要：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智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智慧的重要载体，构成了它的核心，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其高尚的精神和神奇的魅力铸成了中华文化的灵魂经典。不仅，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而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思想、民族精神。 关键词：中华传统美德，爱国主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一、中华民族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翻开历史的画卷，给人以许多无限的遐想。但是，这一词的概念的提出，只有仅仅一百年来年的历史。 “中华民族”一词是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中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华”是舜的名字。“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中华”一词是在唐代法律中正式出现。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和近代西方传入的“民族”一词相结合而成的。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但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实体则是远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称出现以前数千年就形成了。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 二、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美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蕴涵于整个民族中的一种深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它始终是凝聚和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劫难而奋发图强，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生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当前，继承优秀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其支撑点是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集中表现为：对自己祖国的领土与主权的无比热爱和维护其完整的巨大责任感；对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乡土人情、优良文化传统的深深眷恋与热爱，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高尚的民族自豪感；为自己祖国的独立、发展、富强而英勇奋斗以至流血牺牲。 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正是凭借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诗篇。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与统一相比，其时间毕竟相对短暂。由于统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绵延不断，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得以维护，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不断发展。 在古代，我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民族和国家领土的分裂，缔造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坚持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民族压迫，抗击外敌入侵；坚持不畏艰险、世代相承地开发祖国的自然资源，改造祖国的山山水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去年我们经历了西独分子的挑衅，在我们各族人民坚持反对民族和国家领土分裂的战斗胜利中，表现出我们团结一心，也让那些恶势力的到了自食自食其果的下场。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社会势力和腐朽制度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中，推动了祖国，朝着繁荣富强的方向前进。 在近代，我国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如火如荼、艰苦卓绝的斗争。从鸦片战争，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运动，创造了光照千秋的爱国主义业绩。 历史发展到现在，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为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三、中华民族的现在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史。爱国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它本身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表现为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始终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中华民族精神多种多样。中华民族素有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美德。历史上曾有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佳话；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美谈。这些都表现了我们古人艰苦奋斗的美德。 艰苦奋斗是党和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学习。大家都熟悉方志敏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和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和狗巢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做16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穷困！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练我的意志！”革命先辈这种吃大苦、耐大劳、勇于献身的艰苦奋斗精神，来源于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伟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不可能具有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而没有先辈们坚忍不拔的艰苦奋斗，也就不会有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与命运的顽强搏斗和抗争，培育出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早在先秦，就有了治国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比喻。这种精神，又被古人概括为“居安思危”。《易传》上有一句名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就是要求统治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陶醉于胜利的欢乐，应具有忧患意识。孔子也有忧思。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他看来，道德教化不能普及天下，正是他的忧思所在。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的《离骚》，更是忧患情怀的杰作。宋代政治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这样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长期的历史熏陶，让我们养成了以勤俭为荣的风尚。历史上世代流传的家训格言，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成为中华民族陶冶性情、磨砺人格的重要环节，而且逐步扩展，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艰苦奋斗被看作立身、立家、立国的根本。 离开了艰苦奋斗，我们将寸步难行。艰苦奋斗是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桥梁，只有艰苦奋斗，中华腾飞才能实现。 朴素节俭历来是劳动人民的美德。朴素是艰苦奋斗的保证，要艰苦奋斗，就必须保持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多优秀人物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朱德同志不论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总是穿着草鞋和粗布衣裳，同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朴素得就象一位忠厚、纯朴的老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是一个十分朴素的人。他一年到头不知要接待多少外宾，但是，就连衬衣也不肯多添两件。他的一件衬衣，已经换了领子和袖口，补得深浅不一，洗的时候稍一用力就会搓破，他也不肯换新的。春秋冬三季他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双鞋已经穿了20多年了，修补过多次。我们的周总理就是过着这样朴素的生活。 四、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要怎样做 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的美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需要我们继承下去、流传下去的。中华传统美德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让中华传统美德一代又一代地发扬光大.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区别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方文化提倡“竞争精神”，而中国文化提倡“奉献精神”、“贵德精神”。中国古圣先贤把“为公”称之为“大道之行”。他们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旺，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这些都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华文明史上哺育和造就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使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从小立志、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等我们有能力为国家做出有意义的事时，才能贡献祖国、为国争光。 总之，爱国主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三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精神最主要的内容。结合时代的特点，我们要在学校的教育中学习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使中华美德一代一代的发扬光大！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继承和发扬中华美德，振奋民族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长孙无忌的《律疏》、屈原的《离骚》、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我国宋代司马迁写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英国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可见加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因此廉洁修身从我做起！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也就是说法律是维护社会的根本的保障，但同时，道德规范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有些领域公民的道德规范起的作用远远大于法律规范。人们通过对道德规范的把握来感受社会的脉动，识别社会的发展方向，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自觉的扬善抑恶，明辨荣辱，选择高尚，弃绝卑下，保持社会和个人的健康发展。作为一名大学生，作为公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的一员，我们应该自觉地遵守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但目前在很多大学中也存在着权力的腐败现象，很多学生干部在滥用自己的权力，可以说，大学的学生的腐败程度绝对不比社会的低。某大学在每个暑期都有组织学生去企业实习，去丰富一下阅历，让他们有锻贪污腐败炼自身的机会。而且每次去的人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但有一次校领导把筛选人这个权力下放到一个学生干部手中。这个学生干部不顾先前 “谁有能力就谁去”的选人原则，而是按照选手与自己关系的亲密程度选人。虽然表面上我们是有参与到其中，但是背后又搞暗箱操作，因为最后的人选都不是公认的可以去参加的选手，从而使得很多人都愤愤不平。这种现象我们并不少见，虽然我们在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但都会觉得社会就是很不公平的，也就不会长时间放在心上了。可见加强大学生的廉洁修身也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不断地冲击大学生，给大学生造成心理矛盾；其次，由于腐败由来已久，它已经成为人们很平常的一种认识，而认为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腐败的“合理性”会导致大学生对腐败现象。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道德品质，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发扬光大。廉洁文化是廉洁的理论和行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关于廉洁的知识、理念、制度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总概括。校园廉洁文化是以廉洁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围绕廉洁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的总称。其目的在于使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正确的事业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交友观，在大学校园环境中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和文化氛围。腐败文化最核心思想是利己与享乐，宣扬金钱至上、权利至上、“关系”至上，面对社会上的个别腐败、个人收入悬殊、投机取巧、官僚主义、卖官买官等部分社会问题，大学生难免受到影响与冲击。社会腐败问题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这种思想上的影响与导向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疏导与合理的解释，将导致部分大学生出现放弃信仰、漠视正义、缺乏人文关怀、鄙视知识等深层次的危机。面对大学生干部评选、入党、评奖评优、免试推荐研究生等关系自己利益的事情时，部分大学生寄希望于走关系达到目的，部分学生甚至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现象。这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现象，是导致校园腐败亚文化的一大诱因。可悲的是，一些学生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和老师对他们的信任，在推选干部、评优、奖学金等方面搞特殊。个别学生干部“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作风”严重，服务意识不够。一些学生干部自恃手中的“权力”，高居普通学生之上，而忘记了为同学服务的宗旨，榜样作用严重地受到影响和削弱。

有一位"母亲"比母亲更母亲，那便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她，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了长青的山川，长碧的江水，也培育出千千万万的孩子--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可堪自豪的事物实在太多了。我们勤俭而诚恳，友善而勇敢，这是叫亿万炎黄子孙倍感骄傲的传统美德。 "勤"，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闻名于世的。中国人以农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年累月辛勤地劳动，以汗水换来硕硕丰成，造福子孙后代；同时也因为"勤"，加上极富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中国人创造了四大发明、圆周率、浑天仪、《本草纲目》等等智慧结晶，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中国人是勇敢的，有傲气的。南宋名将岳飞以精忠报国的信念，燃起了他那不屈不挠的强烈爱国心志，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奋勇抗敌，保卫河山；民族英雄文天祥，少有大志，终不肯向元人投降，最后从容就义。他曾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何等壮烈感人的豪语！他们的忠义能与日月争光，在民族史册上，烙下了不朽的印迹！ 中国人爱国，对自己的国家有着非笔墨可形容的深感情。爱国诗人陆游在遗作《示儿》中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对死亡泰然处之，临终时还念挂着国家民族的安危，是多么可敬可佩啊！北宋著名文学家及政治家范仲淹，忧国忧民，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充分反映出他"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贵情操。翻开中国历史，这样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物比比皆是，林则徐、孙中山、周恩来等等，真是数之不尽。孝道也是中国传统美德中的代表，它根植在人心。"卧冰求鲤""黄香暖席"的故事，广受传颂。而古诗里的人物花木兰更是家喻户晓，她为免老父再受征战沙场的痛苦决心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孝女。 反观现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变得淡薄、冷漠，这些奠基在利益上的人际关系，缺乏彼此的互谅关怀，完全没有温情可言；而家庭不和、子女忤逆引发的伦常悲剧，差不多每天都可在报纸上读到，在新闻报导中儿女一朝飞黄腾达后，便对父母置之不理，任由父母风餐露宿的事已屡见不鲜；人们的浮夸作风，自以为是、吊儿郎当的处世态度随处可见，实际上，这种人是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常不可一世地自我吹嘘，对他人的才华不屑一顾，甚至冷嘲热讽，完全不明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道理，这的确是现今社会的一大哀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若这些社会弊病越来越多，越积越深，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固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 我认为，中国传统美德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在这个时代，有重新提倡其价值的必要，以廓清社会歪风，为年青的新一代培养优良的品行、淳朴大方的风度，重见我国道德文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