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宗教论文文献综述

跟日本企业文化有关的，建议写：团队精神与企业文化

这个比较大的题目了，很难回答

日本的道教研究开创时期，从事道教研究的都是汉学家和一些「中国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朝野把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和市场，因此，日本开始重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当时的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还称中国过去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其人和著作）》，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教思想》，小柳司气太的《东洋思想研究》、《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洋思想研究续编》、《老庄思想和道教》等等。

小柳司气太（1870－1940年），日本佛教僧侣。1894年修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在中国期间，小柳司气太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 ── 北京白云观，取得了道教宫观生活的第一手资料。1923年，小柳司气太以授课讲义为底本写成了《道教概说》，出版后不久，就由商务印书馆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小柳司气太的主要贡献是：收集和整理了大量道教的历史资料，开始运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不带偏见地研究中国的道教。

小柳司气太提出的许多观点，诸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上古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发展史可以区分为开创期、完成期、唐宋期、分派期和衰亡期等，至今仍有影响。

小柳司气太的研究的明显缺点是：将道教研究局限在道教自身的范围之中，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因此很少去探索道教和社会政治、道教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及道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从193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 *** 加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日本的道教研究也纳入了对华战争的需要。设在沈阳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和设在上海的「东亚研究所」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风俗和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收集了大量侵华战争需要的情报。其调查研究的成果就包含在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风俗调查》（六卷本）中。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些学者仍然从事著严肃的宗教研究，包括道教研究。作为这一时期的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等等。这些代表著作中有些出版在战后。

福井康顺（1898－1991年），日本佛教僧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年）。津田左右吉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一些古代史研究著作也被禁止发行。津田左右吉的史学观点和治学方法对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福井康顺以《道教的研究》一书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灵宝经的研究》、《列仙传考》、《老子道德经序诀的形成》等论著，1987年出版了《福井康顺全集》（六卷）。福井康顺之子福井文雅是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福井康顺的研究方法的最好的承继人当推吉冈义丰。

吉冈义丰（1916－1979年），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公认为具有珍贵价值的亲身体验。福井康顺和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将道教附属于儒、佛的观点，而是将道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系统来研究。并且其道教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即道教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方面。他们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其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眼光只是局限在宫观中的和书本上的道教，方法上也由于过分重视考据，因此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尚未来得及深入到道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科技和民俗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

这一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范围的对华研究的加强。同时，战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于综合研究的重视，日本道教研究迅速得到恢复，并且有了许多发展。这一恢复和发展的标志是1950年日本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

日本道教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称：「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他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他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日本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吸收进来并固定在日本道教学会之中。据报道，现在日本道教学会已有会员达600余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从1989年起，日本道教学会开始颁发每二年一次的日本道教学会奖，奖励年轻的新研究者。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学者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 ── 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 ── 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人们不难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四个特点：

第一，对于道教历史的研究已经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例如：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大渊忍尔教授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教授的《中国的宗教改革》中对于全真教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探索，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这些著作都把道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和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就是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传道人，大多出自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的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以宫川尚志为代表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

第二，对于道教史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例如：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作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调查，像灶神、城隍、土地和后土信仰的调查，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宗教信仰习惯的认识。洼德忠（1913－），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退休后历任驹泽大学教授和大正大学教授。他在连续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日本本土、冲绳和朝鲜南部的「守庚申」民俗作了广泛的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这一民俗出自中国道教。洼德忠教授的著作不仅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道教，而且对于道教在东北亚、东南亚的传播研究也作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编写的《道教史》一书，被收在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宗教史丛书》之中，并已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比较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与以前的道教史著作相比更加生动。

第三，对于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道教多种多样的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卜、占星、堪舆等等，进行观察和分析研究。道教的炼丹术就是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作为道教的宗教活动形式一直传承不止。这些非科学的方术，被一般人称为迷信。这一时期中，日本加强了道教和科学的关系研究，并以此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对于加深对道教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和《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为日本的道教研究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19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等等。在1960年代，宫川尚志对于陶弘景的研究，其观点有了发展，认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种学说的综合家。在1970年代，由緟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中发表有赤堀昭的论文《陶弘景和〈集注本草〉》，论文指出陶弘景的隐居只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透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第四，对于道教的研究深入到了从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以及道教对海外华人至今具有的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学者福永光司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道教对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论著。福永光司（1918－），194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自青年时代起就对中国哲学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无奈随军下南洋时，随身戎装中，一直带着一部《庄子》。战后，福永光司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福永光司教授在他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发表的《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一文中，指出了道教具有完整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

正是从这一科学而客观的立场出发，福永光司教授一反过去日本学者鄙视道教的立场，发表了有关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社会文化同道教的关系的论著，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的天皇制》等书籍。其中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所作的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研究是日本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福永光司的研究，在日本，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在日本的史学界、道教学界中，曾经引起过不少争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福永光司教授的研究，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于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2年9月，中国和日本恢复了邦交关系。日本学者的道教研究的视野和兴趣、目的都有一些发展和变化。日本道教研究的 *** 期的主要特点有：

1972年以前，日本道教研究与欧美的道教研究接触交流比较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进入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日中邦交恢复以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主要发言人中有7名学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4名，最年轻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日本各地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关东地区的「道教文化研究会」等。

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1974年，京都大学的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习，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1983年，在第31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多次重印的《道藏》、《续道藏》和《道藏辑要》，为道教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和图录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以及其他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于道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的道教研究原来比较著重经典和历史。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大陆道教、台湾道教、香港道教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道教，都已成为日本的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同时，开始重视对于道教科仪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早稻田大学的福井文雅的《中国思想研究和现状》、《欧美的东方学研究和比较论》、《道教的历史和构造》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的《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演剧》、《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东京大学教授蜂屋邦夫的《中国道教的现状 ── 道士、道协、道观》、《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金代道教研究》等；京都大学教授麦谷邦夫的《道家、道教中的气》、《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及其它》、《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等。

蜂屋邦夫（1938─），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6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原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退休后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蜂屋邦夫的专业活动原来集中在中国思想史，著有《仪礼士冠疏》、《仪礼士昏疏》、《关于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读老庄》等。1980年代以后，蜂屋邦夫多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中国大陆道教的复苏，于是，对于道教倍加关心。1987和1988年，蜂屋邦夫两次到中国调查，在1990年发表了《中国道教的现状 ── 道士、道协、道观》。1990年以后，又四次来中国调查，在1995年发表了《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蜂屋邦夫认为，「同佛教寺院相比较，道教的特色呈现出外观的多样性。以殿的配置、联额的表现和祭神的组合等情况而言，在八十所道观中各有个性。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总体的具象。以道士的信仰和生活等内层方面而言，它们似乎没有像可以见到的道观的外在方面那样有显著的不同点。但是，就主要神格的地域特色、交流地区的范围和信徒朝拜情况，以及道士的生活面而言，各个道观也是有程度不同的特色的。」[1]

麦谷邦夫（1948─），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系，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专业是中国思想史，一直以中国道教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著述有：《陶弘景年谱考略》、《初期道教中的救济思想》、《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义学管窥》、《道教中的各种天界说》、《道家、道教的气》等。从1974年起，麦谷邦夫就在道教研究中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道教经籍索引。已经出版的就有《老子想尔注索引》和《真诰索引》等，极大地方便了各国学者的道教研究工作。

丸山宏（1959─），毕业于筑波大学比较文化学科，1989年取得筑波大学大学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单位。现任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丸山宏曾多次赴台湾考察道教仪礼。由于语言才能出色，能说普通话、闽南话和英语，能阅读法语文献，因此，在道教研究中视野开阔，并且力图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时又注意吸取传统研究方法的优点。在日本新一代道教研究学者中，丸山宏著作丰硕，立论稳妥，颇为令人注目。他的《玉坛发表科仪考 ── 台南道教仪礼的历史谱系探索》，发表于1991年，当时他年仅三十二岁。此文在1991年获得了日本道教学会颁发的第一届道教学会奖。由本田济教授签署的「评审结果报告」指出，「该论文在对于当今台 *** 南县和高雄县的正一派道士进行的玉坛发表仪式进行精密调查的基础上，对于行仪技法上溯至古代东晋，特别是对其最具特征的取天气罡法的研究，以文献证明它与宋代开始的天心正法相一致。也就是说，该论文是以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而组成的。根据实地调查进行研究，以前也是有过的。但是，该论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组合了历史文献的验证。就这一点而言，它开拓了以前研究中未曾见过的新的方法论」。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按照道教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其独立的道教学大致已经形成十个门类：

在 *** 期中，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在思想史方面是三教关系史的研究、「气」的研究、道教定义的研究；在道教经典方面是道藏研究、道藏目录的编制、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书、道教史料和新修道藏的问题；在道教文学方面是确定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在道教民俗方面是重点调查中国大陆的民俗、道教仪礼以及文献和仪礼实际的比较研究；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是加强炼丹术和养生术的研究。因此，这一 *** 期的研究规模比较过去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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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宗教的历史是不同的宗教传统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个漫长过程。 在欧洲，基督教的势力胜过诸多异教而独占鳌头；相比较之下，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则是从日本形成为国家之始直到现代，它是日本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佛教于6世纪传入日本的时候，神道教和佛教信仰便开始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这是日本宗教的决定性的特质。这种交互影响的一个更为惊人的例子是“本地垂迹”（honji suijaku）理论，该理论声称，神道教里的天照大神（kami）乃是佛教诸神的化身。儒教和道教是日本“进口”的另外两种宗教，一千多年来，他们在日本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日本国家的形成时期（大约公元6-9世纪）以及江户时期(1600–1868)，儒教的格言对于日本道德观念以及政治哲学的形成有着主要的影响。 道教在日本比儒教更难觅踪迹，其主要的影响见于中国历法的采用和一些大众信念，例如算命和风水。 神道教神道一词，经常被翻译为“神之道”，用两个汉字写成。第一个汉字翻译为kami，单独使用时候意思是神、神祉或者神力；第二个汉字意思是道或者道路。随着稻田耕作制度在弥生时期(300 .—300 .)的引进，逐级发展起来的农耕仪式和节日庆典成为神道教的组成部分。虽然“神”这个词用来指独一无二的神，它也作为集合名词使用，指从弥生时代起日本崇拜的诸多神祉。“神”是生活所有方方面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以多种形式显现。“自然神”存在于圣石、树木、山岳和其他自然想象里面的。部落神或者叫“氏神”，是某个特定部落的保护神，经常是被神化了的部落祖先。水稻神（“田神”）在插秧和收获季节崇拜。 “生神”，乃是活着的人神。与西方意义上的神最为相像的神是居住在天上的天神。他们由尼寺姬神统领，在中央神道教神庙伊势神庙被供奉。 作为对结构严密的佛教教义的回应，6世纪时候， 分散的本土信仰和仪式逐渐开始系统化，最后形成神道教。将皇室血统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坚固的神学和宗教基础上的愿望导致了公元712年和720年《古事记》和《日本纪事》的编撰。这些书籍将王室血统追溯到传说时代，讲述了伊山阿木和伊山阿见如何创造日本列岛以及太阳神、月亮神和风暴神的故事。据传说，尼寺姬神的曾曾孙就是传说中的日本第一个君主神武天皇。神道教缺乏官方正式的经文，这反映了它缺乏宗教的道德清规戒律。相反，神道教强调仪式的纯净以及与神交往时候的清洁。 佛教 佛教在公元前5世纪时候诞生于印度，公元2-3世纪传播到中国。 在6世纪中叶，百济国王向日本天皇赠送佛像和经书，这样佛教便通过朝鲜传到日本。 在亲佛教的强大的曾我家族打败反佛的宗派之后，佛教在日本社会的上层得到迅速的传播。圣德太子(574–622)资助了法龙寺的建设，他被认为是日本佛教的真正的创始人。圣武天皇(701–756)将佛教作为日本的国教，并且在奈良建立了东大寺和巨大的佛像。但是，佛教和神道教仍然能够共处共存。这个时候在日本佛教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奈良的六个宗派，他们负责举行推动全民福利的那些仪式，但是因为他们学术色彩强烈，在一般民众中没有什么影响。平安时代的早期，天台宗被僧侣最澄(767–822)引入日本； 而真言宗被空海(774–835)传入日本，空海又被称作“少穂大使”。这两个神秘的宗派逐渐地成为日本宫廷里面最重要的派别。 在镰仓时期(1185–1333)日本的佛教发生两件重大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禅宗的诞生。 临济禅宗的创始人荣西 (1141–1215)创立了禅宗；后来曹洞禅宗的创始人道元 (1200–1253)对禅宗进行了修正。因为禅宗的直接性以及强调自律和冥想，禅宗在武士精英阶层受到欢迎。禅宗在实践中使用静坐沉思，称作“坐禅”、不合理的哑谜，称作“谙”，并且把这些当作达到顿悟（“悟”）的工具。这两个派别的不同在于临济禅宗比曹洞禅宗更强调哑谜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重大事件是，各种广受欢迎的佛教宗派在普通人当中迅速普及。这些宗派包括净土宗，这个宗派认为吟唱阿弥陀佛的名字是获得再生的最好方法。还有日莲宗，强调吟唱莲花经的标题。 在江户时期(1600–1868)，德川幕府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归属于某个寺庙，这是控制人民并且清除基督教影响的一个部分。这个措施保证了信教的人数，但是并不能使佛教更具活力。明治时期(1868–1912) 由于神道教的反佛情绪，政府试图铲除佛教把神道教作为国教，这个强迫皈依的制度遂告崩溃。二十世纪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佛教正在努力寻找自己在现代日本的位置。 基督教日本的基督教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6世纪中叶与基督教的初步接触；基督教在200多年的锁国之后在19世纪中叶的重新引入；二战以后的时期。传入和迫害耶稣会传教士Francis Xavier1549年8月到达鹿儿岛。耶稣会的传教活动集中在日本四大岛屿最南端的九州。到1579年，6个大明皈依基督教，当时大约有100,000基督徒。军事首领织田信长给与耶稣会的活动十分宽厚的待遇；军事统治者丰臣秀吉初期也善待耶稣会。 但是，可能是因为耶稣会在九州实力日渐增长，秀吉转而反对基督教，1597年在长崎绞死了26名基督徒。德川家康于1600年成为事实上的日本统治者，他刚开始还容忍传教士，但是到了1614年，德川幕府开始禁止基督教，并且将传教士驱逐出日本。在这个时候，日本基督徒总数约为300,000人。据估计，大约3000名被处决，大量的基督徒被迫改变信仰。另外许多人则隐藏自己信仰，继续秘密地信教。 重新传入 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后，外国传教士于1859年回到日本，虽然直到1873年他们才被允许公开传教。这段时间，大约30000名隐藏的基督徒公开自己身份，他们属于在200多年迫害过程中秘密结成的一些团体。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从这个时候都开始活跃起来，虽然皈依者还不多，基督徒在教育和工会运动中影响却很大。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以及把神道教推崇为一种爱国主义义务，使得30年代对基督徒来说成为艰难时期。 二战以后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基督教的活动得到了占领当局的支持，但是收效不大。1996年，基督徒的人数是3,170,000, 占人口总数的不到。尽管表面的基督徒婚礼越来越流行，但是基督教仍然被许多日本认为是外来的宗教。 多年来人们对于基督教的知识在不断丰富、兴趣一直在增长，人们对于基督教并不陌生。但是这种熟悉并没有导致信教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基督教过于强调神的独一和排他性，这就要求坚决地排斥更为松散的神道教和日本佛教。 今日日本宗教 作为主流的神道教和佛教 城市化切断了许多日本人与家庭的纽带，把他们限制在某个佛教寺庙或者神道教的神庙。许多日本人仍然认为自己既是神道教徒又是佛教徒。文化事务厅（The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 1996 的统计数字表明，信奉两种宗教的日本人大约是194,000,000人，占日本全部人口的54%。在多数日本人的宗教感情里面，神道教和佛教和平共处并不冲突。对普通人来讲，归属某一个宗教并不等于必须定期礼拜和上教堂。多数人每年不过拜访教堂、寺庙一次而已，或者把这当作特别的仪式，纪念生命的流逝。这些一年一度的事件包括：神社或者寺庙节日、新年时候第一次去神社或者寺庙、以及盂兰盆节期间访问家族的墓地。纪念个人生活的某些阶段的一些仪式包括：孩子刚刚出世访问神社、3岁或者5岁的男孩子及3岁或7岁女孩的七五三节、 神道教的婚礼以及佛教葬礼。 新宗教 二十世纪日本宗教的最显著的变化是一系列新宗教的传播发展。这些新的宗教吸收了传统宗教的许多东西包括神道教、佛教、儒教、道教、民间宗教和萨满教。新宗教的创始人经常被认为是活的神（“生神”）。. 新宗教的吸引力之一，据说是他们给人们提供的归属感，因为现代人缺乏心理和精神的支持。而在过去，大家庭、本地村社和传统宗教都可以给人们提供这种心理和精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