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学术论文

英语翻译论文写作方法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在横向的广度与纵向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怎样写英语翻译论文呢?

1、选题及资料查阅

对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活动来讲，选择合适的课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笔者以翻译研究为主要研修方向，经过广泛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专著，较为熟悉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现状。加之入学伊始便在导师指引下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随着大量阅读和学习有关典籍英译及其研究的著述，自己对该领域尤其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现象产生了兴趣，并逐渐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资料查阅在选题之前就已展开，因为资料是确定论文选题的重要依据，但其后的文献查阅工作更具重要意义。围绕《论语》英译这一现象，自己开始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读。初步调查和梳理发现，儒经《论语》的外译，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完成于1594年(一说1593年)的拉丁文译本(马祖毅、任荣珍，2003：34)，至今已逾四百年。而第一个《论语》英语全译本为柯大卫(David Collie)所译，作为《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的一部分于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距今也近乎两个世纪。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除了较为集中于理雅各、翟林奈、韦利等所译的早期经典译本，也开始着手庞德、刘殿爵、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等现当代译本的探讨。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论语》英语全译本已超过三十个。调查还发现，作为早期主要海外英语全译本之一，20世纪初就已出现的Leonard A. Lyall的《论语》英译本迄今鲜有研究，比如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未能搜寻到专门研讨该英译本的文章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由于材料新本身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有理由初步将该译本作为自己撰写一篇翻译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更多资料爬梳剔抉，笔者掌握了译者Leonard A. Lyall及其《论语》英语本的基本情况。譬如，Leonard Arthur Lyall中文名叫赖发洛，是英国汉学家。1886 年以海关洋员的身份来华，在华40余年。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书名为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由位于伦敦的朗曼斯·格林公司(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在1909年9月初版刊行，并先后于1925年10月和1935年9月印行第2版和第3版。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对象是第3版，全书不足130页(其中正文共计102页)，是篇幅较为简短的《论语》英语全译本之一除了英译《论语》之外，他还分别翻译《中庸》(1927)和《孟子》(1932)两书并数次再版。1934年，他编著的现代世界丛书《中国》在伦敦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然而，由于有关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迄今付诸阙如，因此决定将对该译本的文本细读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有所发现，或许为当下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些微借鉴和思考。

2、提纲构建

在研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译者所贯彻始终的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翻译操作方法与其对汉语特点的认识、翻译理念的追求等息息相关，而这些又充分体现在该译本的“前言”(Preface)和“导语”(Introduction)中。例如，第3版“前言”(1935)仅一句话，告诉读者再次修订译文旨在使其“更接近于汉语原文”(bring it nearer to the Chinese)(Lyall，1935：vi)。值得一提的是，第2版“前言”(1925)不仅强调该版译文“比初版更加接近字词对应”(more nearly word for word than it

was in the first)，而且指出汉语原文的两个特点：难懂(hard to understand)和多义(more than one interpretation)，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易读的译文绝非“真实翻译”(true translation)(同上：v)。而篇幅稍长的“导语”写于1909年，一定意义上亦可看作初版的“前言”。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孔子生平、《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又有春秋之前中国古代史简介，并谈到道家、墨家等思想。这些很大程度上也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认知和深入了解。

经过细读赖氏《论语》英译本发现，为了使译文与原文“更加接近字词对应”，译者尤其注重原文的遣词造句和形式结构，比如原文较为突出的数字小句的行文特点，译文往往采用类似排比的洗练短语、清晰而果断的语势，使原文的字词概念和句式语序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概而言之，赖发洛通过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操作方法，贯彻以“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较为有效地践行了以质直求真为特色的“真实翻译”思想。赖氏追求的“真实翻译”尽管不同于几乎同时出现的、本杰明所倡导的旨在再现“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真正翻译”(real translation)思想，但两者又似乎至少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因为后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透明性，也强调直译原文(literal rendering)的必要性(Benjamin，2004：21)。

基于以上对赖译本的研读和思考，笔者着手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初步拟订如下一个写作提纲。论文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方法、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和结语。其中，翻译基本策略为倾向直译且以“字词对应”为基础，具体翻译方法分为为四种，即字词对应、语序一致，字词对应、语序变换，字词调整、语序一致和字词调整、语序变换;译本的不足以翻译目的论为参照分为三类：悖离目的性法则的翻译失误、悖离连贯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和悖离忠实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对每类译误又根据译本的具体情况加以细分，便于更好的例证和评析。

3、撰写与修改

论文撰写是整个论文工作的最重要阶段，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阶段。论文初稿的撰写主要是基于以上拟订的提纲，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但通过适当运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所掌握的知识，最终得到有效的解决。譬如，细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时，笔者做了大量的笔记，众多的例子和不同的想法着实令人难以取舍。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及研究需要，决定围绕主题和材料价值来加以分类和取舍。此处通过一个具体的做法加以说明。基于四种具体翻译方法，自己首先为每一种方法挑选出典型的例句(暂不考虑译文的准确与否)，然后抽样统计各类译文所占的大体比例，进而评判译文的整体风格特点。例如：

1. 字词对应语序一致：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The Master said, Smooth words and fawning looks are seldom found with love.

2. 字词对应语序变换：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第十一”)

Nor would they follow, said the Master, if told to kill their lord or father.

3. 字词调整语序一致：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

The Master’s manner was warm yet dignified. He was stern, but not fierce;humble, yet easy.

4. 字词调整语序变换：

子曰：“吾不如老农。”(“子路第十三”)

The Master said, An old husbandman knows more than I do.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四类译文所占整个译文的比例大致为：第一类超过五分之三，第二类比第三类略多，但两者皆不足五分之一，而第四类最少，远低于十分之一。这一结果较为有力地支持了笔者对赖译本的判断，即译者贯彻“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旨在诠释“真实翻译”的理念。

再如，囿于极为有限的参考文献，且线索难觅，自己想到专业课程所学的“滚雪球”文献检索法，运用后发现助益很大，效果颇佳。这里仅以查询译者Leonard A. Lyall的汉语名字为例加以说明。最初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译者英文名字叫Leonard A. Lyall，然后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一篇关于《论语》英译史的文章中发现其汉语音译名为莱尔;接下来，通过利用该汉语音译名及其原名查得一篇论文谈及此人曾为海关洋员，进而在《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一书中找到其更为常用的中文名：赖发洛，以及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发现了译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兰雅。这样，通过对相关数据库再次就译者英文名和三个汉语名字进行逐一搜索，结果更为充分地表明赖发洛《论语》英译本的研究迄今尚付阙如。

关于修改文章，清梁章钜说：“百工冶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梁章钜，1973：1000)的确，要想写好论文，一个人必须在论文修改上下功夫。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对论文初稿无论从遣词造句还是到篇章结构都进行了反复修改，既涉及到文中论点和论据的修正，也包括对所运用理论的调整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比如，论文初稿第四部分“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有段补充说明赖氏译本特色的文字，包括“淡化译语(英语)形合之法，如用‘，’代替‘;’或连接词以贴近源语(汉语);用词基本不用缩略形式”等内容。后经反复斟酌，尤其考虑到论文内容和观点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决定将该文字移至第二部分“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用以说明赖译本的特色。

关于文中的理论运用，笔者借鉴专业课程所学知识，如理论的'工具性、理论运用和学术价值的关系等，通过比较不同翻译流派理论的特点，结合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最终决定选用翻译目的论来分类评鉴赖译本，并有效地揭示赖氏译本追求英语译文“更接近于汉语原文”、最大限度地实现以理想化“真实翻译”为标志的翻译目的。

4、文体和引用之规范

翻译研究论文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既需要体现学术论文的基本性质，又应当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其中，符合文体和引用的规范是对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关于学术论文的文体，要求十分丰富，包括从语态到语气，从术语的运用到避免歧视用语等内容。如关于术语，不仅要意识到使用专业术语的必要性，也要注意语言精炼，尽量少用术语，更要避免歧义。鉴于此，笔者在撰写尤其修改赖译本研究论文时都进行了仔细参照和认真检验，对那些欠妥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讹误之处，如对翻译目的论个别术语的误用，都逐一加以修正和改善。

引用的规范对撰写合格的翻译研究论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引用而言，文章切忌断章取义，并应关注引用的核实及可靠性。为了避免引用的断章取义，熟悉引用文字的上下文十分关键。自己清楚记得老师曾在专业课上要求学生课后做引用查证练习，其中就有查阅“学而优则仕”的上下文。通过查阅，自己发现该语源自《论语》的“子张第十九”篇，上文是“仕而优则学”，并惊奇地发现该语为子夏所说，而非孔子所言。显然，这样的查证很有利于对该语的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在修改关于赖译本研究的论文时，笔者努力查实引文，确保引用的可靠性。比如，为了更好地理解赖发洛所追求的“真实翻译”的涵义，文中引入了本杰明的“真正翻译”思想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

为了查得“真正翻译”的出处，笔者在不同数据库中找到许多涉及该思想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给出较为笼统的汉语解读，甚至还存在抵牾之处。为了更好地把握该思想，自己通过追根溯源，最终找到其原文具体出处，并发现本杰明这一思想与其“纯语言”哲学观密不可分，加深了对该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为了引用的规范，本篇论文也是如此。譬如，上文引用了清朝学者梁章钜有关作文修改之语，最初找到的出处有二：《退庵论文》和《退庵随笔》，且没有出版社、具体页码等信息。通过多次搜索和查阅，笔者最终在《退庵随笔》第十九卷“学文”中查得原文，并通过阅读下文——有关欧阳修对《昼锦堂记》原稿起首两句的修改，更好地理解了引文，尤其是修改之于作文的重要性。

关于文学的学术论文篇二 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要：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看了“关于文学的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文学类学术论文范文 2. 关于文化的外国人学术论文 3. 汉语言文学学术论文 4. 美国文化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5. 读学术论文的心得体会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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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是真的，但是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但是导师让你翻译了，你就得翻啊。相信你导师是为你好，也许你将来要研究的学术是很需要参考外国文献的，现在翻译可以提高外语水平，为之后阅读更多的文献打下文字基础，再者也可以拓展知识面，接触最新的学术成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