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学报编辑部

就是已经录用了，完了会有版权协议，然后清样校对，交费后发表刊出。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可以。工程力学学报第一个外审专家审完了是可以看修改意见的，根据意见修改学报会更好。外审是期刊审稿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流程，而专家则是执行外审的行为主体，所以二者不存在难以辨别的情况，外审和专家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期刊的外审。

1939年夏，英国决定用中英庚款招收中国留学生，住在昆明一个四合院中的郭永怀、林家翘和钱伟长3人成绩不相上下，考试委员会破例把他们全部录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们云集香港，准备赴英之际，二战爆发，英国进人战争状态，第二年初，英国当局只得将这批中国留学生转到英联邦成员国学习，并决定由上海搭船赴加拿大。1940年1月，正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最艰苦的岁月。郭永怀和一批踌躇满志的青年在上海搭上一艘客轮，准备前往加拿大深造。当尖利的汽笛鸣响时，护照才发下来。郭永怀等学生打开一看，竟是日本领事签发的。满腔热血的中华青年们震怒了，向英代办提出强烈的抗议，坚决要求更改护照。英代办以取消留学资格相威胁，正当有人准备妥协时，一向木讷寡言的郭永怀一反常态，猛地站出来说：“宁可不出国，中国人也要有自己的骨气！”他那凛然正气唤起同胞们的民族自尊心，众人毅然走下徐徐起锚的轮船。洗碗积极分子郭永怀于1941年5月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枣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许多青年留美学者，如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周培源、林家翘、傅承义、孟昭英等，经常于周末聚集在一起。由于周培源有家，大家就经常在周培源家里聚餐。每次大家分别买来蔬菜和鸡、鸭、鱼、肉等，一起动手，争相劳动。钱学森、孟昭英等都具有较高的烹饪技术，所以他们总是主动承担炒菜任务，大家由于在辛苦一周之后，能够享受到可口的佳肴，也乐得让他们操劳；而其他不会炒菜的就只能收拾饭桌和洗刷碗筷。郭永怀和周培源是洗碗的积极分子，他们每次都抢着打扫战场，还常为此打碎碗碟，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星期天除在周培源家里聚餐外，有时钱学森和周培源还开车带着大家到海边去野餐和游泳，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俱乐部共进午餐。周末聚餐期间，大家在茶余饭后经常讨论许多古今中外的问题，其重点是当时中国的前途问题。这种周末聚餐活动直到1947年2月周培源举家回国才结束。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作为爱国科学家，郭永怀认为科学是全人类的，应该造福所有的民族。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中华儿女终究要回归祖国，这是爱国者的必然归宿。1946年，郭永怀应聘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一进校门，他就向校方声明：“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去。”为此，校方不让他从事机密工作。但空气动力学，特别是令人烦畏的数学难题，又不得不请郭永怀处理，他们便要郭永怀填一张表格，在“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一栏中，郭永怀填了个大大的“不”字，从此他也失去了查阅任何秘密资料的权利，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郭永怀从未流露出任何一丝后悔之意。郭永怀在栖身国外的日子里，时刻挂念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1953年应钱学森邀请，郭永怀利用休假到帕萨迪那。那时，钱学森情绪很坏，美国政府因不准许回归祖国而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他满腔怒火，异常激动，向多年的知己倾诉衷情。其实，郭永怀的心情也是一样，但他克制地规劝好友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他们握手相约，只要一有机会，就立即回国。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经过外交斗争，替钱学森赢得了回归祖国的胜利。郭永怀更是归心似箭。1956年11月，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荣誉、地位和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甘做“铺路石子”郭永怀深深地懂得，要使祖国的科学事业兴旺发达，光有少数老专家是不行的，必须不断地培养成千上万的后继者。因此，他把培养年轻一代的力学工作者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常把自己比喻为“一颗铺路石子”，让青年人从他身上踩过去，为培养下一代无私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经常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诫青年：“天才是没有的，关键在于刻苦学习。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下苦工夫才能占领科学堡垒。”他还用牛顿与鸡骨头的故事教育过大家，要大家用一股“傻劲”去学习、工作。言传身教，他周围的同志深受感染，而他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1962年夏天，郭永怀要在中国科大开设边界层理论课程，但当时没有教材，他只好亲自同助手们一起一丝不苟地编写讲义。他几次放弃休假疗养的机会，坚持与助手们一同紧张地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编出了第一流的《边界层理论讲义》。由于他有着丰富的研究工作经验，知识渊博，见解深邃，因此讲课别具一格，使学生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使人们事隔多年依然记忆犹新。郭永怀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对青年一代总是极力扶持提携。1963年前后，当时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张涵信同志投寄了一篇和郭永怀联合署名的论文，经审查通过后送请郭永怀最后定稿时，他大笔一挥勾掉了自己的名字。由于论文的题目是郭永怀建议的，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他的许多指点，署上郭永怀的名字是合乎常规的。尽管作者和编辑一再要求，他还是以极其诚恳坚决的白吻对编辑说：“国外的工作条件比国内优越得多，如果不是为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何必从国外回来！说实在话，我从回国之日起，已把个人科研上的得失置之度外，我认为不署名有利于青年人增强独立工作的意识，有利于他们迅速成长。”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竿充数。1963年，《力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对一篇论文持有不同意见的批评信，而论文作者是在郭永怀指导下工作的两位青年。郭永怀仔细地看了来信，并让两位作者认真考虑别人的观点，给予答复。他说：“我主张发表论文，就是为了进行学术交流，以期引起讨论。别人的批评意见，只能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计算力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