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煤中微量元素的富集受多种因素和多期作用控制,往往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文中对煤中有害微量元素富集的成因类型进行了初步探讨,根据煤中有害元素富集的主导因素,划分出 5 种煤中有害微量元素富集的成因类型: ①陆源富集型; ②沉积-生物作用富集型; ③岩浆-热液作用富集型; ④深大断裂-热液作用富集型; ⑤地下水作用富集型。对煤中有害微量元素的来源、运移、富集的地质地球化学背景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发展中国煤地球化学基础理论,也可为煤利用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任德贻煤岩学和煤地球化学论文选辑
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居世界前列。已探明的储量可供几百年使用,优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近年,煤炭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的比例约占 75%。煤中赋存 60 多种微量元素,其中 Ge,Ga 和 V 等可作为伴生矿产加以利用; 而另一些微量元素,如 As,F,Cr 和 Hg 等则为有害元素或潜在有害元素,它们在储存堆放、运输、燃烧及加工利用过程中,可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到大气、土壤和水域等环境中,从而造成污染。1997 年,燃煤所产生的以 SO2达 2346万 t,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状况正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亦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限制开采 ω( St) > 3% 的煤层,并制定了城市中排入大气的 SO2的标准。因此,根据各地区能源资源的配置,采用燃煤前的脱灰、脱硫的新技术,使其洁净化; 同时,又需要深入研究煤中硫及有害元素的含量、赋存状态、成因及分布规律,使资源、环境得以协调,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煤中有害微量元素有22 种: Ag,As,Ba,Be,Cd,Co,Cl,Cu,Cr,F,Hg,Mn,Mo,Ni,Pb,Se,Sb,Th,Tl,U,V 和 Zn。其中 Be,Cd,Hg,Pb 和 Tl 为有毒元素,As,Be,Cd,Cr,Ni 和 Pb 为致癌元素。我国煤中有害元素的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才加强了对煤及其燃烧产物中有害元素的分布规律、赋存状态及对环境污染的研究。初步发现,全国煤中 Cr,F,Hg,Mo,Se,U 和 V 等元素含量均高于美国和世界煤中的平均值,As 在局部地区达异常高值。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系统分析数据还很少,对有害元素的成因类型及地质背景研究也极少。
煤中微量元素的富集是受多种因素和多期作用控制的,往往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在成煤泥炭化作用阶段,陆源区母岩性质、沉积环境、成煤植物类型、微生物作用、气候和水文地质条件是主要控制因素。在煤化作用阶段,煤层顶板沉积成岩作用、微生物作用、构造作用、岩浆热液活动和地下水活动是主要的控制因素。当含煤盆地经过后期改造,煤层进入表生作用阶段时,风氧化作用也可以使煤中的微量元素进一步富集或淋失。
根据煤中有害元素富集的主导因素,可以初步区分出下列几种成因类型。
一、陆源富集型
陆源区母岩性质决定了泥炭沼泽古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成煤植物和泥炭沼泽介质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中小型含煤盆地由于距陆源区较近,陆源碎屑搬运距离较短,有时盆地沉降速率和充填速率较大,煤中异常高含量的微量元素与母岩中该元素的高含量相关性好,可作为陆源富集型的典型实例。以辽宁沈北煤田为例,沈北煤田中晚始新世褐煤中Cr,Ni,Zn,Cu和Co等潜在有害元素高度富集,其质量分数(ωB/10-6)的几何均值分别为,,,和,与我国各时代煤中这些元素的几何平均质量分数相比,分别高出倍,倍,倍,倍和倍。在各类岩浆岩中,基性岩的Cu和Zn含量最高,Cr,Ni和Co含量居第2位,仅次于超基性岩[1]。沈北含煤盆地的基岩为橄榄玄武岩,对不同风化程度的基岩分析显示,随着风化程度增高,其中Cr,Zn,Co,Ni等元素的质量分数不同程度的减少,意味着在表生带强氧化条件下,这些元素可从母岩中溶解出来,并进入聚煤盆地(表1)。
表 1 煤和橄榄玄武岩中有害元素 ICP-AES 分析结果
注:中国煤和沈北煤田煤中元素的质量分数为几何平均值;①较新鲜的,WI(风化指数,据邱家骧和林景仟,1991[2])为;②中等风化的,WI为;③风化的,WI为。
聚煤盆地中常富含腐殖质,为了观察腐殖酸对母岩中微量元素的萃取作用,以蒸馏水和腐殖酸溶液作为介质,将橄榄玄武岩浸泡3个月,测定其中微量元素的含量(表2),发现腐殖酸溶液比水有更强的萃取橄榄玄武岩中有害元素的能力,尤以Zn,Cu和Cr更为明显。由此可见,在富含腐殖质的聚煤盆地中,煤及煤层底板杂色泥岩等沉积岩中Cr,Ni,Zn,Cu,Co等潜在有害元素明显富集,主要与盆地陆源区母岩为橄榄玄武岩有关。
表 2 水和腐殖酸溶液萃取橄榄玄武岩中有害元素分析结果
辽宁北票侏罗纪煤富集Cr和Ni等有害元素,也与基底的玄武岩有关,同属此类型[3]。国外也不乏其例,Ruppert等(1996)发现塞尔维亚科索沃盆地褐煤中Ni的平均质量分数ω(Ni)为100×10-6,Cr平均质量分数ω(Cr)为58×10-6,主要因为陆源区是蛇纹岩和橄榄岩[4];俄罗斯南乌拉尔盆地和车里雅宾斯克盆地煤中Cr和Ni含量较高,也与盆地周围广布基性岩和超基性岩有关[5]
云南西部新第三纪聚煤盆地的沉积基底大多为花岗岩、花岗片麻岩,含煤建造底部煤层聚积时,有较丰富的U和Ge源供给,因此底部煤层往往富集U和Ge,有的甚至形成了特大型锗铀矿床。
二、沉积-生物作用富集型
沉积环境是控制煤中微量元素分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般与海相沉积密切的微量元素含量较高,这不仅是因为海水中B,Mo和V等微量元素含量高于淡水,能提供较丰富的物质来源,更重要的是海水改变了泥炭沼泽的pH值、Eh值和H2S含量,产生特定的地球化学障,使之有利于微量元素的富集。腐殖酸和棕腐酸能强烈地络合U及其他金属,形成铀酞有机络合物。藻类细胞组成中有许多可解离的带电基团,可以吸收金属离子。在某些低等藻类中U等微量元素的富集程度相当可观。沉积环境-生物复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富集类型在局限碳酸盐台地潮坪环境形成的煤层最为特征。
贵州盘县山脚树晚二叠世龙潭组煤形成于上三角洲平原环境,六枝龙潭组煤形成于下三角洲平原环境,而贵定晚二叠世长兴组则形成于局限碳酸盐台地潮坪环境。由表3可见,从盘县、六枝到贵定,随着海水对泥炭沼泽影响增大,煤中U,V和Mo等有害元素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贵定煤层的顶底板均为藻屑灰岩,煤的显微组成中以富氢基质镜质体为主,其反射率Ro已达,但仍具暗橙色荧光,透射电镜(TEM)研究表明其中含丰富的超微类脂体,有大量黄铁矿化的硫酸盐还原菌、硫细菌等菌类化石,煤中硫的质量分数ω(St)高达,且以有机硫为主,有自形晶的方解石[6]。这表明菌藻类低等植物积极参与成煤作用,形成了富含H2S和S的还原的地球化学障[7],有利于U,V和Mo等有害元素的富集。云南砚山干河、贵州紫云晚二叠世煤亦属此种富集类型。
表 3 贵州晚二叠世煤中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INAA 法)
注: * —B 值由 ICP-AES 法分析。
三、岩浆-热液作用富集型
我国东部地区中、新生代岩浆活动频繁,煤的叠加变质作用发育,其中以煤的区域岩浆热变质作用最为重要,影响最广[8]。所形成的中、高煤级煤中有害微量元素的富集与岩浆热液的性质有关。
福建建瓯晚三叠世煤中U,Th及W,REE等元素富集,湖南资兴晚三叠世煤中U,Th,Zn,As,Sb等元素局部富集,均与燕山期花岗岩岩浆热液活动有关。湖南梅田矿区晚二叠世煤受云母花岗岩侵入体的影响,煤中Hg,Cd,Mo,Cu等有害微量元素明显增加。山西古交西部燕山期碱性、偏碱性岩浆热液作用导致煤中Cl,Se,Pb,Zn及Br元素含量增高。内蒙古伊敏五牧场晚侏罗—早白垩世煤受次火山热液变质影响,煤中有雌黄、雄黄,煤中As的质量分数w(As)最高可达768×10-6[9]。
四、深大断裂-热液作用富集型
此类型一般在深大断裂附近的聚煤盆地中较为典型。煤中异常高含量的有害元素与断裂带运移的热液、挥发物质有关。周义平等(1992)对比研究云南三江断裂带附近及与其相距较近的第三纪褐煤盆地煤中As的含量,发现煤中As的富集与三江断裂带密切相关[10]。
黔西南断陷区晚二叠世和晚三叠世含煤岩系发育,晚二叠世聚煤作用及后期变化严格受水城—紫云大断裂、师宗—贵阳大断裂、盘县大断裂和南盘江大断裂的控制。断陷区内有金矿、锑矿、砷矿、汞矿等多种矿床分布,尤以金矿著称。煤中Hg,As等有害元素富集,低温热液黄铁矿、方解石、石英脉发育,包体测温确定其形成温度为160~200℃。分析表明,低温热液成因的脉状黄铁矿中As,Cd,Hg,Mo,Pb,Se,Tl和Zn等有害元素含量较高,As的质量分数w(As)可达255×10-6,Hg的质量分数w(Hg)可达×10-6,Se的质量分数w(Se)可达242×10-6,Zn的质量分数w(Zn)可达326×10-6,低温热液黄铁矿的硫同位素值占δ34St为‰~-‰。低温热液方解石脉中Hg的质量分数w(Hg)可达×10-6,Zn的质量分数w(Zn)可达282×10-6,Sr,Ni,Ag及Pt含量亦较高。而贞丰晚三叠世煤中Hg的质量分数w(Hg)平均值为×10-6,晴隆晚二叠世煤中Hg的质量分数w(Hg)平均值为×10-6,与郭英廷等(1994)所测滇东、黔西晚二叠世煤中Hg的质量分数w(Hg)平均值×10-6相近[11];个别样品可达×10-6。黔西南煤中有害元素的富集主要受深大断裂及其派生的断裂所控制,多期次的低温热液黄铁矿和方解石矿脉成为有害元素的主要载体。
五、地下水作用富集型
煤中富集元素与地下水化学性质以及水位与煤层的相对关系有关,也与煤层围岩和上覆地层性质有关。美国伊利诺伊州石炭纪煤中氯的质量分数w(Cl)值为~,部分已经属高氯煤,且氯含量向深部逐渐增大,Chou等(1991)、Shao等(1994)认为氯与地下水有关[3]。前苏联顿涅茨煤田西部、英国、德国东部及波兰的一些煤被称为“高盐煤”[5]。英国斯塔福德郡煤中w(Cl)值为,德国东部煤中氯的质量分数w(Cl)值为~,顿涅茨煤中氯的质量分数w(Cl)平均值为。对其成因有不同看法,但大多认为是在成岩作用过程中,地下水流经上覆地层二叠纪的膏盐层时,增高了矿化度,渗入含煤岩系后,使煤中氯含量增高[5]。
本文对煤中有害微量元素富集的成因类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对煤中有害微量元素的来源、运移、富集的地质地球化学背景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发展我国煤地球化学基础理论,为开采、洗选、加工利用及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更充分合理地利用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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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genetic type of enrichment for hazardous minor and trace elements in coal
Ren Deyi Zhao Fenghua Zhang Junying Xu Dewei
(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100083)
Abstract: The enrichment of hazardous minor and trace elements in coal was controlled by many factors and geological processe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and often is the congruence con- sequence of many factors. This paper give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study on the genetic type of enrichment for hazardous minor and trace elements in coal. Based on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five genetic types of enrichment for hazardous minor and trace elements in coal w ere proposed,namely: ① source rock controlled type; ② sedimentation-organism controlled type;③magma hydrothermalism controlled type; ④deep-and-large fault-hydrothermalism controlled type and ⑤ underground w ater controlled type.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geological and geo- chem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urce,migration and enrichment for hazardous minor and trace elements in coal w ill contribute to the basic theory of coal geochemistry,and it w ill als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harmless utilization of coal.
Key words: coal,hazardous minor and trace elements,genetic type
( 本文由任德贻、赵峰华、张军营、许德伟合著,原载《地学前缘》,1999 年第 6 卷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