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作品论文

俄国文学的文学成就,主要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来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俄国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俄国文学论文 范文 一：俄罗斯文学论文——论《大师与玛格丽特》

摘 要：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夫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的作品被苏联政府“默藏”多年，直到60年代才重获出版。之后，苏联乃至世界文坛掀起了“布尔加科夫热”，对他的研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更成为瞩目的焦点。这部小说被赋予了无以计数的封号：神话小说、情感小说、宗教教诲录、传奇小说，甚至是超小说，因其复杂性和多释性至今仍被认为是个难解的谜。本论文以《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主要分析文本，旨在探讨它的多重风格与文体杂糅现象，从叙述学的角度对这部20世纪俄国经典小说的特色及主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创作主题、艺术风格、人物特点

目 录

一、 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2

二、 《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3

三、 《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3

四、 《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3

五、 《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4

正 文

一、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俄语: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May 151891, 基辅 – March 10, 1940, 莫斯科)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的一个俄罗斯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神学教授。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

1913年，布尔加科夫和Tatiana Lappa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1916年，他从基辅大学医疗系 毕业 后，参加了白军。他还曾被短暂征入乌克兰民族军。1919年，他决定弃医从文，成为一个记者。他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白军，在内战结束后，除了米哈伊尔以外，都流落到巴黎。布尔加科夫从未被允许去西方探望他们。

1921年，布尔加科夫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与Lyubov' Belozerskaya结婚。在20年代早、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但从1927年开始，他被批评为作品严重反对苏维埃。到1929年，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 1931年，布尔加科夫与Elena Shilovskaya结婚。Elena即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玛格丽特的原型，本姓Sergeevna，Shilovsky是她前夫的姓。她和前夫离婚后，第二天就和布尔加科夫结婚。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继续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和其他戏剧、评论、小说、翻译，但无一得到发表。

布尔加科夫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930年，他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请求说：如果苏联不能使用他的讽刺文学才能，请让他移民国外。斯大林本人给他回了电话，拒绝了他。但由于斯大林比较欣赏他的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根据《白军》改编)，便给他在莫斯科一家小剧院找到了工作，后来又调到莫斯科艺术大剧院。然而他在剧院的工作并不成功。他还曾短暂地在Bolshoi歌剧院当词作者，但很快离开了。 1940年，布尔加科夫因家族遗传的肾病而去世。

二、《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

小说从表面上看就是讲了一个魔王撒旦访问莫斯科的魔幻 故事 ：沃兰德(Warland，撒旦的化身)想了解莫斯科的世道人心，就带着几个随从去到那里，用的魔法设置了很多，以检验世道人心的败坏，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这场游戏中丑态百出，展现了自己缺陷的人格。主人公大师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幸运地彩票中奖得到一笔巨款，便辞职开始写一本关于圣经中犹太总督彼拉多的小说，无奈小说不为人接受，心情郁闷，住进了精神病院。但很幸运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光里，大师遇到了美丽的玛格丽特，她理解他，欣赏他，支持他，与他一起完成心中的愿望。最终在沃兰德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超越现实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最后都死了)。

三、《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

《大师和玛格丽特》主题广博，线索纷繁，人物众多，小说故事时间延展两千多年，空间横跨天堂、地狱、人间、古代城邦和现代社会，人物囊括神、魔、妖、人、兽。与这种多重叙事线条交错、在不同时空穿行的复合型文体结构相适应，小说的叙事话语也不是单一的，包含着风格迥异的多重话语层次，它们彼此之间对立矛盾，仿佛每种风格层次均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又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如同各种风格的大聚会。

小说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沉思索。作品采取怪诞的手法、非现实的人物,诠释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赞美了真诚的爱情,对善与恶,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进行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哲理探索,并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和未来的辩证思考,以及对肉体与灵魂关系的深刻透视。

四、《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

1、幽默风趣

由沃兰德担当主角的讽刺寓言式小故事系列贯穿整部小说,这些故事里充满着“笑”的元素,随处可见极富喜剧性的细节｡布尔加科夫施展让人惊叹的讽刺天赋,极尽嘲讽､夸张､逗乐之能事,用犀利的笔撕破腐朽虚伪的社会现实｡

2、庄重肃穆

与沃兰德故事轻松幽默的风格相对立,在彼拉多故事叙事语言的运用上,布尔加科夫突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和灰暗的色调｡在环境描写上他反复写到耶路撒冷正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灾难正向这座古老的城市袭来｡在人物刻画方面,布尔加科夫将他的重点放在彼拉多的内心描写上,用了大量篇幅来刻画彼拉多的内心矛盾,洞悉他细微的情绪转变｡

五、《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

魔鬼沃兰德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鬼沃兰德不同于《失乐园》与《浮士德》中的魔鬼，他是属于布尔加科夫的。当布尔加科夫招来魔鬼打乱了整个莫斯科的生活秩序时，我们可以看见布尔加科夫躲在魔鬼背后对莫斯科小市民善意的嘲笑。

大师与玛格丽特

小说进行到一半，小说的主人公大师和玛格丽特才姗姗来迟。从一开始，布尔加科夫就不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处于现实之中。大师第一次遇见玛格丽特，“爱情就在他们面前蹦了出来，就好像小巷里的地底下蹦出来个凶手，一下子让他们惊呆了。”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具有某种纯粹性。它不是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宗教式的爱情，又或者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莫名的冲动，它只是爱情。布尔加科夫需要爱情，于是爱情出现了。在这里，布尔加科夫抛弃了之前他对细节谨慎的关注，他表现出来的自由让人着迷。

在布尔加科夫让魔鬼与现实开了一个玩笑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共同组成了布尔加科夫所需要的真实。作为主人公，大师只占去了全篇很少的几章篇幅。与大师相反，玛格丽特则统领了整个第2部。余华认为，大师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中伤痕累累的影子。事实上，在大师身上，布尔加科夫始终有着隐痛。大师传达了布尔加科夫与现实关系的暧昧。大师坚信自己的作品是有价值的，而在其作品被否定后，他一度陷入彷徨。大师始终在现实与内心之间若即若离。而最后，他在魔鬼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安宁。与大师身上的暧昧不同，在玛格丽特身上，布尔加科夫的写作不再受到任何束缚。强劲的 想象力 冲进每一条缝隙与现实拥抱。现实不再成其为现实，或者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现实。玛格丽特是真正属于布尔加科夫内心的。当布尔加科夫寻找世界的真实时，她成了布尔加科夫的眼睛。可以说，是玛格丽特为布尔加科夫打开了那扇通向世界的门。

无论我们怎么样对待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接受或是不接受他，我们都应该向他鞠躬致敬，因为这是一名作家，一个以全部的思想和身心忠诚于祖国及其艺术事业的人，他真诚地、从不背叛自我地度过了自己并不轻松的一生。

俄国文学论文范文二：《死魂灵》

一、作者简介 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前半页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乌克兰米尔格拉德县的索罗庆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乡间，父亲管理着自己的田庄，平时爱写些文学作品，诸如诗歌与喜剧;母亲信仰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果戈理从小就生活在受文学熏陶很强的家庭环境里，同时乌克兰淳朴浓郁的乡村习俗以及古老的 传说 与庄园生活，都对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促使他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谋生，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困苦，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心酸，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国内早期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随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现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诗作广为流传，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对果戈理的思想影响很深，种种的这些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的发展，促使果戈理积淀了日后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和动力。1831年，果戈理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 素描 ，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 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二、作品简介 《死魂灵》这部小说这要描写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实际是的投机取巧爱财之人，他来到省会N市，结交政府里的各种高官权贵地位显赫的官员，来打通与他们的关系。他为了发财致富，想起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市周围的郊区低价购买地主花名册上的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当他兴高采烈地办完手续后，他的种种购买农奴的罪恶行径被人发觉，继而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来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无遗，他为了活命，为了自己的那笔巨额财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来在旁人关系的协助下，他得以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三、 读后感

我用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将这本小说读完，由于平时很少涉猎俄国的文学作品，因为作品里的人物名字很长，不便于记住，加之我不太喜欢俄国小说里的情节与环境，一种阴森的潮湿的令人很反感的氛围。读这部小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去读的。总的来看，小说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其中运用了大量描写，并辅之以一定的夸张荒诞成分。通过对人物形象及环境的大致掌握，了解了沙皇俄国社会的千型百态，农奴制将要土崩瓦解的那段历史，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应运而生的社会转型形态。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都有一个成长发展与成熟衰退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抹杀某一段历史的积极存在性，也不能简单予以肯定弊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发展。沙皇的农奴制起初有它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被取代也将是一种不可挽转的趋势。 在这小说里，作者对沙皇俄国官僚、地主、仆人等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大量描述，展现了他们贪图权势财富，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冷酷的丑露行径，透露了农奴制的行将末路，定将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信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有所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作者使用大量描写刻画人物的肖像，以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展现人物的鲜明性格，与此同时，作者还使用夸张的手法，荒诞的写法，来支配小说的情节故事发展，在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来突露人物性格特征。《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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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萨特的存在主义及文学观

我们在研究诗歌言语时，无论是研究它的语音和词汇构成，还是研究它的词语位置的性质以及由词语组成的意义结构的性质，我们处处都能见到艺术具有同一的标志：即它是为使感受摆脱自动化而特意创作的，而且，创造者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视感，它的制作是“人为的”，以便对它的感受能够留住，达到最大的强度和尽可能持久。同时，事物不是在空间上，而是在不间断的延续中被感受。诗歌语言正符合这些特点。在亚里斯多德看来，诗的语言应具有异域的、奇特的性质20，事实上它也常常是异域的：如苏美尔语之于亚速利亚人，拉丁语之于中世纪欧洲，阿拉伯语之于波斯人，古保加利亚语之作为俄罗斯标准语的基础；或者它也常常是一种被提高的语言，如与标准语相近的民歌语言。诗歌中古词语的广泛运用，“doicestillnuovo”（悦耳新文体）语言的艰深化，阿尔诺·丹尼埃尔21的晦涩文体以及造成发音困难的种种形式（迪埃兹22。《行吟诗人的生活与劳动》，第213页），都属这种情况。列·雅库滨斯基在他的论文里阐明诗歌语言中的一种规律，即有时通过重复相同的声音以造成语音上的困难。所以，诗歌语言是一种困难的、艰深化的、障碍重重的语言。有时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相近，但这并不与艰深化的规律相悖。普希金写道： “她的名字叫塔季雅娜…… 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的名字 让充满柔情的篇章生辉， 这样做真有几分放肆，”23 普希金的同代人习惯于杰尔查文那种文体高昂的诗歌语言，而普希金那种（在当时看来）低俗的文体倒是显得出乎意料地难以理解。我们都记得，普希金的同代人当初都因他用语粗俗而大惊失色。普希金把使用民间俗语作为一种引起注意的特殊手段，正如他的同时代人平常说法语时也总是用用俄语词一样（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例子）。 现在正发生一种更为典型的现象。俄罗斯标准语其根源本出自俄国的异邦，它已深深渗入人民底层，使许多民间俗语为之同化。但文学却开始热衷于方言（列米佐夫、克柳约夫、叶赛宁和其他一些作家，他们彼此才华迥异，而语言却相近，都有意追求一种外省语言）和外来语（因此才可能出现谢维利雅宁诗派）。马克西姆·高尔基现在也从标准语到标准的“列斯科夫腔。”这样一来，民间俗语与标准语交换了位置（维亚切斯拉夫和其他许多作家）。终于出现了要创造新的、专门的诗歌语言的强烈倾向。大家都知道，这一派的首领就是维利密尔·赫列勃尼科夫。所以，我们给诗歌下定义：它是一种障碍重重的、扭曲的言语。诗歌言语——是一种言语结构。散文——则是普通言语：节约、易懂、正确的语言（散文女神是正确的、易产的女神，婴儿“胎位正常”的女神）。关于阻滞和延缓是艺术的普遍规律问题，我将在谈情节编构一文中更详细地加以论述。 初看起来，那些提出节约力量是诗歌语言某种本质特征，甚至是其决定性特征这一概念的人们，他们的立场在节奏问题上是十分有力的。斯宾塞对节奏作用的解释看来也完全不容置疑，他说：“如果我们经受的拳击不均匀，我们就不得不使肌肉保持多余的，有时是不必要的紧张，因为我们不能预计到下一拳何时出来。如果打击均匀，我们就能省力。”这个见解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却犯了一个通病——混淆诗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不同规律。斯宾塞在其《风格哲学》一书中对这二者完全不加区别，而实际上可能存在两种节奏。一般语言（散文的）的节奏、劳动歌和劳动号子的节奏，它一方面，能够代替在必要时喊一声“吭唷，加油”的口令，另一方面能够减轻劳动，使之自动化。的确，在音乐伴奏下走路要比没音乐时轻松；但一面走，一面进行活泼热闹的谈话同样也轻松，因为此时走路的动作我们并不意识到。所以一般语言节奏作为产生自动化的因素是重要的。但诗的节奏则与此不同。在艺术中有“建筑柱型”，但希腊神庙中的园柱没有一根是精确地立在建筑柱型规定的位置上。艺术的节奏存在于对一般语言节奏的破坏之中。对这种种破坏规律的现象人们已经在试图加以系统化，这正是节奏理论今天面临的任务。可以预料，这一进行系统化的努力将不会取得成功。因为这不是节奏复杂化的问题，而是打乱节奏的问题，这种打乱是无法预测的。如果这种打乱成为一种范式，它就失去其艰深化手法的功用。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