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来,在中国美术界,对中国画的有关笔墨与色彩,形式与构图,传统与现代,风格与流派,气势与意象方面的讨论文章言人言殊,高见纷呈。另外,一些人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讨伐追迫也正紧锣密鼓,飞出板砖无数。此文,我想从另一宏观的思想层面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我认为任何文艺的复兴、文化的繁荣,都是以自由活跃、百家争鸣的思想为前奏,都是以政治文明宽松下的和谐社会为条件,都是以对人类本性深处的美之激发为基点,都是以社会良性变革进程为必然。由于艺术家的敏感心灵极容易体会到人生的苦涩和欢乐,又时时受到真理的感召和被激情所驱使,因而,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挟带着浓烈的时代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精神。为此,只有当那些人为设置的限制学术自由的禁忌都得到突破的环境下,各种创新思维的艺术实践都能得到包容和尊重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畅顺地吸收新时代的基因细胞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真正得到振兴和发展;才能向世界跨出中华文化巨人的坚实步伐。就此而论,真正的艺术决不可能是政治和经济权贵的恭顺奴仆。再说,有的人自以为官位大了,主席台前排椅子上坐多了,绘画和美术理论水平也就高了,那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同样,断裂社会利益冲突失衡的环境中,急功近利的商业推动也只能生产出更多的文化次品。有些对艺术一知半解的“暴发户大款”,叼起雪茄当贵族本无訾议,偏偏以为金钱可以凌驾在文化、道德、精神之上,认为手中的大把钞票就能论定作品的艺术价值,人五人六,神气活现地在中国美术界东奔西走,身后竟跟着一大串唯唯诺诺的画人,类似炒房炒股的手段,在艺术品市场翻江倒海般的折腾,他们不是在投资艺术品,而是在劣性投机,败坏画坛的风气。金钱的力量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精神罂粟的种植者,销蚀着艺术的本质,有时还能气势如虹,在我看来却个个是不入流的精神瘪三!艺术家的人格尊严总让我拒绝这种人在我面前炫跃撒野!最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自己的书画卖给某些劣迹累累的“大款”们,我觉得那是对我艺术作品的侮辱!这伙人和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收藏家根本不在同一文化档次、同一精神层次上。当然,在商业上他们完全有操作钻营的自由,人家想怎么做是人家的权利,至少我本人决不去为他们推波助澜。我还想说的是山中无老虎,小猴称大王,那些囊萤映雪,数十寒窗,痴守着岁月寂寞的辛勤耕耘者中,其实是大隐着不少真正的艺术大家。在当前思想迷惘,权威飘摇,人心浮躁,诚信游离,炒作频频,高低难辨,巿场虚热的中国画坛,那些始终坚持对人类文明主流价值的认同与体现、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和作品,犹如沙土中的金子,将被我们的后代所珍视;而一切甜俗媚世、没有创造力量的作品都将在短暂年月的灰尘中速朽。灾难重重而脊梁挺拔的中华民族,好不容易从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走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人们在向一切西方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学习优秀的西方文化和人文精神,因为西方现代科技和西方文化精神、现代人文思维、优秀管理观念是分不开的,只有兼容并蓄,才能取长补短,全面发挥,振我中华。另外,在现代化进程的摸索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作为中国传统文人范畴的艺术家们也必然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国人们在人生生存的深层思维上,都在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旧的文化价值观势必出现新的反思和针砭,并带动社会审美品味的异变。所以,对那些挑战传统、离经叛道、冲击固有艺术观念的艺术理念及作品,我想也应该有存在空间,不必视为洪水猛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文明开放的社会里,艺术思想不可能定于一尊,要允许每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都享有“异端的权利”,而不是象“四人帮”横行的“极左”时期那样,整个神州大地上,只用一个脑袋来主宰思考,而且思想专制和文化独裁又给任何独立思考及敢于直言的艺术家带来穿越生死的灾难,整个美术界舞台上,只见得几个狐假虎威的政治打手和艺术在四处充当锤杀思想的行刑者。回过头去看看,米开朗基罗塑造的《戴维》,罗丹创作的《巴尔扎克》,马奈早期的女性裸体《奥林匹亚》以及印象画派的最初阶段,都莫不是在铺天盖地的攻击、嘲笑、漫骂与“异端”的责难声中成为艺术的经典。冷静观察当今美术界,浮华背后,浊世百态,洁白与卑污的心灵等级相差何至百丈。那些人生观油滑投机的艺徒们时不时暴露出虚伪贪婪的人性底色;又有许多人在玩世不恭的低俗消解中自鸣得意;偏狭与达观的思想对决,激起层层浪潮,让势利的“聪明者”躲之不及。真正的艺术天才们面对嘈杂的人世时,是无法随俗而歌的,一个走在时代前端的艺术家,与世俗价值体系的观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应予多多的宽容。如果用政治指令去直接干预艺术创作更是愚蠢的行为,记得赵丹早在1980年10月去世前夕,曾感叹地呼吁:“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巴金在同年10月14日就回应:“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希望智者们语重心长的忠告不会重复空转。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体现是尊重多元选择和价值多元化。再说,一切生命体都有它自身的运展规律,让它们都能自然地呈现着本来的生命能量时,整个社会才能在活跃的良性循环中,变得真正的平衡、和谐与繁荣,文化艺术才能绽放出千姿百态之美。无需讳言,这也是检验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准。二我完全赞同中国文化艺术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性,但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国粹化。因为,尽管西方文化也夹杂着一些邋遢,但从目前实情来说,在整体上它是属于人类的比较先进的文化。所以,我不能同意对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作“政治阴谋论”的解读。中国从打破禁锢思想的桎梏以来,改革开放进行了多年,在经济建设取得可观成就的今天,人们也期盼出现更灿烂的艺术文化,艺术家们有理由对那些扼杀艺术探索精神的话语霸权保持警惕。美术界的某些“愤青愤老同志”们,满脸溅朱,“义和团”心态,把不同文化艺术观点的争论、把“茶杯里的风波”,骤然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层面,好象不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认定是“帝国主义依托政治经济的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纵横扩张”、正在“向中国渗透”,然后再加以灭绝、再骂臭,中国艺术家们的政治立场就有问题了,就不是爱国主义了,就“心中有鬼”了,惊恐疑惧,任意弥漫敌视气氛,煞时骇人。如此轻妄无知的推论和“极左”的嗜斗思维只会在中国美术界造成思想混乱,只会窒碍中国绘画艺术的多方面探索。奇怪的是有的画家、理论家连“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纷纷在媒体上对其加以痛斥,义愤填膺地把“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人物杜尚的《小便池》拖出来大骂一通、热情有余地对50年代盛行的苏俄写实理论崇拜赞扬一番,包括把一些表态式的“文革语言”都用上了,把那些俄国人民和政府都已抛弃的含有“唯此独大、打杀异己”这类致命弱点的文艺观念当作经验之谈。个个意气峥嵘,言论骄横,可惜学术精神式微,曲解浅读,只是跋扈而过。事实不可罔顾,西方现代主义当初作为一大片重要的思想朝霞,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叶,它那种极为鲜明的挑战旧传统及古典主义的姿态,对理性、体系、科学、真理和人的个人价值的不懈追求,对于冲破西方保守的中世纪式的宗教政治对人类自由思想的禁锢,对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它那种艺术必须不断发展、创新和超越的观点,对因循摹古风气甚浓的中国画坛,仍有启迪意义。简要的说,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概念,它首先由西班牙著名作家德·奥尼斯于1934年在一部文学评论著作中提出,上世纪7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利奥德出版了《后现代状态》一书,才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作为西方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环境生态危机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化倾向,它的主要观点是∶非中心化、反对单一性、主张多元性、包容性;提倡个人思维超前卫、新具象;强调科学的局限性,劝说人类服从自然规律而并非去改造自然;同时,它还认为现代主义绘画也已经过时,在它反统一性、反理性主义的语境中,对任何来自发达国家的“权威”“潮流”都极端排斥,寻求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呼吁民族意识、传统文化意识的普遍回归。需要剺清的是中国和海外有的人进行一些类似“自残身体”、“虐杀动物”式的行为,其实这些并不属于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一些评论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总想把这些在西方是属于犯罪行为的举动,都坐赃给“后现代主义”。这在学术上是极不严肃的。严格说,“后现代主义”只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美学概念。发展到今天,“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观念和形态,就象西方前卫的摇滚音乐一样、就象西方美术界名目繁多的画派一样,在世界上到处流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和认可度,本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当今西方一流的思想家们围绕着“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想上仍在争论不断。必须说明,我本人的艺术观是完全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对它的某些虚无主义倾向,我也同相关人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我尊重并支持“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和艺术实践,这是每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艺术家应有的正确态度。由于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不同,对美学价值的取向也会有所不同。“后现代主义”可能在意识上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有些差异,但不必少见多怪,更不能在政治立场上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