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与社会工作实务论文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总之，社区工作日新月异，年年都有新变化，社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也要年年有新提高，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区和现代社区工作者。例文二：如何当好一名称职的社区工作者我幸运地成为了一名社区专职工作者，两个月的工作“体验”，如何去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的转变，使我对做好社区专职工作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几点想法。一、做好这份工作要善于“打交道”。与人打交道、沟通，首先要敢说。把我们自己推销出去，通过我们的自我推销让党员、基层党组织来认识、了解我们以及我们的工作，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哪些服务。其次要能说。要会“拉家常”，如果两、三句话就没词了，不可能与党员、党组织负责人打成一片。再次要会说。有人说“社区专职工作者”是复合型人才，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但同时我们还要因人而异展开话题。像居民区的党员大多谈的是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从生活细节处着手；老党员对国内外形势比较关注，就可以从时政新闻着手；而在“两新”组织中的党员，对与他们职业有关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职业开始切入；基层的党建工作主要抓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工作，而党组织负责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兴趣爱好，侧面了解一些他们的兴趣爱好，再沟通时，就有了沟通的桥梁。二、做好这份工作要善于“抓信息”。许多信息稍纵即逝，像我们每个人走的路，过了就过了，但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掌握大量的信息，我们就要善于发现对我们有用的信息，并及时掌握、消化。不仅掌握交流对象的需求信息，并且关注他透露的其他信息。尤其是在党建工作中的一些好的思路，就像一句名言说的“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互换，一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但你有一种想法，我有一种想法，我们互换，一人就有两种想法。”不同的思路通过我们的总结归纳，传递给各个基层党组织。就拿主题实践活动来说，有几个两新组织党组织表示他们无从下手，我们就把其他两新组织党组织或者居民区的设计的主题实践活动介绍给他们，并和他们一起讨论、设计，结合各自企业的实际设计出适合自身特点的主题实践活动。还有像基层党组织中的一些闪光点、典型事例，党建工作中遇到的疑点、难点，尤其是群众关注的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掌握并反馈给街道党工委、街道综合党委。这些信息可能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没特别注意到，我们就要不停的与他们交流，在不断的交流中发现亮点，有时甚至能发现新的契机。三、在贯彻、落实各项工作时要体现“开创性”。党建工作要秉承优良传统，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还要善于开拓创新。社会形态的调整使许多“单位人”转变为了“社会人”，而我们要思考如何把这些“社会人”通过我们的努力转变为“组织人”。社区专职工作就是为了适应党建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和延伸的新情况，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全覆盖、凝聚力、组织化”应运而生的。我们要有新的思路，创新的意识，用创新的方式方法来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新时期的党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因为如此，我认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一点也不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还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不仅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眼界以提高工作能力，更要发挥好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我们的党建工作。在新的形势下从事社区基层党群工作，不仅仅是一项职业，更是光荣而崇高的事业。我用一句话作为我的结束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旋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新；我们的时代就是在改革中前进，我们的事业也将在创新中发展。”例文三：如何当好社区工作者社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出现的城区居民自治组织。做好社区工作，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调动广大市民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养一批优秀的社区工作者是当务之急。结合工作实践，我就社区工作者应具备什么素质，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社区工作者谈几点粗浅看法。社区处于社会的最基层，社区工作者每天接触、打交道的都是居民群众，工作具体而又繁杂。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社区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和协调各方关系的能力。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区工作者应具备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质。社区工作者是党和政府与广大市民群众联系、沟通的纽带和桥梁。一方面，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工作者宣传到群众中去，并组织群众加以贯彻和落实；另一方面，广大居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也要靠社区工作者及时地反馈和报告，这就从政治上对社区工作者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即必须具有政治敏锐性，熟知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我认为，一名优秀的社区工作者首先要政治上合格。从近年来我区各街道聘任社区主任、副主任的情况看，总体上是好的，但用高标准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培训，否则，社区工作低水平循环的局面难以改观。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主要应学些什么知识呢？一是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举措、现状和前景应有基本了解。二是要学习国家、省、市关于社区工作的有关文件和规定，深刻理解社区的性质、职能和作用，对自己做的每一份工作，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而不断提高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三是要学习基本的法律常识，尤其是《宪法》、《民法》和《行政法》的有关内容，以利于及时调解居民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降低因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和摩擦，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社区工作者应具备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琐碎繁杂。所谓头绪多，是由于社区处在最基层，区委、区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布置的每一项工作都要靠社区干部来落实；所谓繁杂，是由于社区工作面向广大市民群众，吃喝拉撒睡，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工作范围广泛，什么事都要管，什么问题都可能碰到。社区工作既劳累又麻烦，加上条件差，待遇低，可谓是苦差事。在这种情况下，一名社区工作者要做好工作，就必须具备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必须正确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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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实践总结论文

一个新的严谨的理论的出世，一定伴随着跨越不同的组织层次。下面是社会工作实践总结论文，为大家提供参考。

2017年12月3日，我们社会工作2012级3班的同学来到了来到了乌鲁木齐水磨沟区苇湖庄雨虹自闭症服务中心，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康复实践。时间不长，我们体会甚多。明白了那句话：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

本次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个人与社会的沟通，进一步培养与人相处的技巧、团队协作精神、待人处事的能力等，尤其是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以便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希望能帮助自己以后更加顺利地融入社会，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一般来说，学校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的工作环境存在很大的差距，学校主要专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专业技能，社会主要专注于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结合。要适应社会的生存要求，除了要加强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外，还必须要亲自接触社会参加工作实践，通过对社会工作的了解指导课堂学习。实际体会社会对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以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我们在实践期间，与自闭症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同参与了三部分的矫治课程，分别是生活自理课、动手实践课、音乐课。三部分课程各不相同，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因而我们也很用心。

首先，我们进行的是生活自理课。在矫治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志愿者每人负责带一名儿童，辅助他们学习戴围巾、戴手套、戴帽子。在常人很容易做到的戴围巾等任务，在我们的课程上却难以进行，自闭症孩子有的不愿意参加，有的不愿意学习，有的认知有障碍，难以理解所教的内容。尽管这样，我们作为志愿者，一点一滴手把手的给孩子们进行教学，让他们认识并学习生活自理，在这节课上，我们深刻感受到自闭症孩子真的很需要人去关爱，社会需要一个爱护自闭症孩子的大环境，我们也应该呼吁更多人加入到这个服务队伍中去。

接着，我们进行了动手实践课。这节课我们来到了矫治中心的活动场地，我们每个志愿者带一名自闭症孩子动手捏橡皮泥，做游戏，折纸等一些少儿的活动。孩子们在活动中展现了他们的天真活泼的一面，我们志愿者在活动中也做到了志愿者的耐心服务。我们很难去想象，对于常人家的孩子，如此简单的游戏，对于自闭症孩子却如此困难，为何这样简单的快乐也要剥夺，我们真心希望社会大众更多的关注到自闭症孩子。

最后，音乐课作为结束活动登场。在音乐课上我们志愿者和自闭症孩子围成一圈坐在一起，我们教孩子打手鼓、唱儿歌、做简单的节奏动作。在这很欢快的气氛中，出现了些插曲，有的孩子玩着玩着突然大哭起来，有的孩子总是欺负旁边的孩子，还有的孩子坐立不安，来回走动，很是影响课程的进行，我们看着在这些可爱的孩子的影响下和他们一起玩儿、一起做动作、一起打节奏、一起拍手鼓。

虽然已经是大三，但对于实际社会工作还是茫茫然的，毕竟书本上的只是一个概念，具体操作并没有教你。难得的实习机会，我想把它做好。在这段时间学会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但确实体会到了工作的辛酸，觉得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严重不足，不能适应激烈的工作要求，像那些实际操作性极强的工作，我们这些刚出来没什么工作经验，而且本身就没好好学学校的专业课的人来说，根本无法和那些老手相竞争，有时候感觉确实无从下手。

回顾这两周来，我们的实践情况，扪心自问，坦言总结。在诸多方面还存在有不足。因此，更要及时强化自己的工作思想，端正意识，提高实践的方法技能。

首先，在不足点方面，从自身原因总结。我们在一定程度的存在有欠缺的知识技能，打动服务对象。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架起一坐连接我们与服务对象的桥梁。为服务对象带来改变。在这个方向的指导下，怎样用真诚的心，打动服务对象，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以后的实践工作中，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沟通能力，同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为下一阶段工作积累宝贵经验。

其次，注意我们在服务过程的细节，谨记助人自助的理念。用自己真诚的微笑，清晰的语言，细致的关怀，体贴的服务去征服和打动服务对象的心。让所有接收到我们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有所改变。树立起我们的优质服务。

再次，要深化我们的实践工作素养。熟悉服务方法，把握服务技巧，做到烂熟于心。学会面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服务技巧。力争让每一位服务对象都有所提升。

最后，端正好自己心态。不论做任何事，务必竭尽全力。这种精神的有无，可以决定一个人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或失败，如果一个人领悟了通过全力工作来免除工作中的辛劳的秘诀，那么他就掌握了达到成功的原理。倘若能处处以主动，努力的精神来工作，那么无论在怎样的工作岗位上都很难有所建树。

实践是学生大学学习课程后的最重要的实践环节。通过这次的实践，我们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为详尽而深刻的了解，也是对这几年大学里所学知识的巩固与运用。从这次实习中，我们体会到了实际的工作与书本上的知识是有一定距离的，并且需要进一步的再学习，我们可谓受益非浅。仅仅的二周的实践，我们受益终生。通过此次实习，不仅培养了我的实际动手能力，增加了实际的操作经验，缩短了抽象的课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的距离，对实际的工作的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实践是每一个学生必须拥有的一段经历，它使我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打开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我们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的论文选题是“跨学科融通视野下社会工作者专业认知与归属感研究”。

首先整理一下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

1.社会工作硕士毕业论文应注重实务研究而非理论，需更换实务课题。

2.整个论文框架逻辑混乱，思路不清晰。

3.论文选题太模糊，跨学科融通并不影响社会工作者的归属感。

4.探讨社会工作的存在意义，多为哲学层面，没有实际研究意义。

师之建议，我之不足，自应遵从并逐令改之。然而因个人兴趣浓厚，且条件多有限制，所研究问题又确实存在，又得导师支持，实属无奈，不愿弃之。开题述说之前，思路并未整理透彻，以致如此。

科学具有主观性。

扎根实务的老师希望学生能多写理论研究的论文，偏理论研究的老师则更希望学生能将理论融入实务。庆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排斥社会工作专硕研究生做纯理论研究。我们无法排除个人价值观或相同文化群体的影响，考虑到各种原因，如是否能顺利拿到毕业证，老师希望学生保守写论文。

价值观对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及研究工作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影响。社会工作不仅仅是分属不同学科利益的集合，同时还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不同策略。在科学研究领域，个人观点无足轻重，科学证据是最终的裁判。然而，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真能做到如此客观吗?社会工作者的自身价值观以及人们行事遵循的个人信念，会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具体的社会工作研究当中?

当价值观以客观事实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常常很难认出它们。客观现实的确存在，但我们总是透过信念与价值观的眼镜观察它们。哲学家休谟于200年前指出的在科学描述与道德评价之间的鸿沟，直到今天也没有缩小。

当社会工作者在进行研究工作时，价值观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由于在社会工作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通常持有共同的观点和价值准则，在相同的文化群体之中，他们的研究假设一般不会受到挑战，我们便倾向于认为那些被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社会表征的共同信念，是相当重要且无需加以验证的。然而，有些时候，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工作中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将潜在的问题暴露出来，从而引发我们去关注这些假设，如妇女工作者的政治保守主义更倾向于接受对社会行为中性别差异的生物学解释。

不可忽略的是，近年来社会工作的发展步伐加快，但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 价值理念、知识体系、实务操作的研究还处在非常薄弱的状态。发表的论文缺乏系统性，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衔接也存在重大问题，多为重视社会工作的实务操作而轻视理论研究。

社会工作面临实务与理论脱节的困境，若不能形成专业的本土理论知识体系，社会工作实务的交流只能流于形式，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可取经验。一线社工在所接触到的众多案例中不免会发现无法处理的孤例，仅仅依靠社会工作的介入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学术界与一线社工之间缺乏互动沟通是导致上述现状的主要原因。但是处于许多两难境地，并非无从着手，这时，跨学科如神经生物学(抗逆力)、犯罪心理学(青少年犯罪心理)、医疗(身体及精神疾病)众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及理论同社会工作方法的综合运用，便有了用武之地。

至于论文框架逻辑混乱，思路不清晰。我承认是自己将“客观认同”和“主观判断”混淆了，很像是一场自说自话的闹剧。本论文思路的着重点是社会工作的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并非是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及归属感。我的观点是“社会工作面临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脱节的专业化困境，必须寻求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的帮助，以社会工作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为起点，重新理解‘抛却价值评判之后的社会工作的存在意义’，就会使公众乃至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对社会工作的实务开展或新理论的构建都有借鉴意义。”

但客观认同并不一定等同于客观事实，虽然有大量的事实不符合客观认同，但作为有效讨论的基础，客观认同是并不在讨论的范畴之内的。比如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我们大部分人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和归属感，多半只停留在价值道德层面，往往显得廉价而苍白。科学研究是可证伪的，而价值因素是不可证伪的，因此道德是无法用科学研究证明的。

自从卡尔 · 波普尔提出科学必须可以证伪以来，科学界已经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的基本标准之一。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他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于是数学和逻辑学便被划分为非科学的。同样，心理分析学说，占星说，骨相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也都是非科学的。它们都不可被证伪。数学和逻辑学之所以被划分到了非科学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需要经验去检验它们，他们被休谟称为必然真理。

然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们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不可证伪性”可以增强人们的信念。换句话说，不可证伪性其实是虔信者的催化剂，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越是无法用事实来验证，越是要诉诸于模糊、神秘的因素，他就愈加深信不疑。

虽然很难理解，但请一定要理解，科学往往只是其中一类动机，人们很可能是由于其他更重要的心理动机做出选择，比如传统、意义、价值感、目标感等等。价值因素是归属感的动机，而不是原因，彼此之间只是相关关系，无法构成单一的因果关系。

隐含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到我们对概念的正确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隐含这种价值判断，对婚外情的评价是追求"婚姻解放"还是给予“道德谴责”，这取决于我们的个人价值观;人们把自己反对的社会影响称作“洗脑”，把自己从不尝试的性行为称作“性变态”，价值观隐含在我们对社会科学的种种建议与标签之中。

既然如此，公众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仅仅是建立在价值评判上，即社会工作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只不过是运用专业的社工方法而已，忽略了社会工作的学科体系建构的存在，从而造成了大量的误解。而对事物存在的根本解释是抛却先验价值观之后此种事物的存在逻辑，而不应该建立在这种简单的价值评判之上，将社会工作的存在原因放置在它的学科体系构建当中，也就是各个学科当中的重要理论、学说构成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我还是坚持，一个新的严谨的理论的出世，一定伴随着跨越不同的组织层次。心理学、生物学为什么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是因为它们天生就是跨越不同组织层次的学科，从社会生态跨越到人类的大脑和心灵。21世纪，随着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统计技术等的发展，抗逆力研究超越了早期的研究成果，形成整合性的多元的跨学科研究，特别强调让神经生物学重新进入现有的抗逆力理论和实践框架中。

所谓的专业化，实不能固守一亩三分地不知变通，而是在跨学科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在实践领域有所突破。要把专业知识普及推广到社会实践生活当中，并从社会实践当中总结本土性理论。一句话，从自身专业限制中跳出来，各学科中对社会工作有重要作用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实践岗位的结合才是发展和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现实道路。

以上针对此次开题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建议，重新整理论文思路，以及总结我的论文当下的处境，实在坎坷非常。但我依然坚持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对跨学科融通概念的清晰理解，对于梳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困境有很大帮助——在社会工作还没有发展壮大之前，规范、制度只能导致专业的限制。而此时，认知显得比实务更加紧迫。

后续在老师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加强对选题设定及论文逻辑框架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