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立法协调研究论文

试论中国图书馆立法的条件、障碍及对策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新的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文献、信息、知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亦日渐加强。�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律的引导、推进、规范和保障。图书馆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加强图书馆立法及图书馆法制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指出：“为了提供永久性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图书馆事业，全面管理和协调只有靠立法才能获得”。IFLA早就强调：“每个国家都应建立图书馆法”。车间书馆法，是调整图书馆系统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是国家图书馆政策的具体化和定型化，规范和管理车图书馆的各项活动，协调图书馆与其他社会外部关系。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部统一、完整的图书馆法，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国图书馆法，把图书馆事业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其得以全面、健康地发展。�一、 我国图书馆立法具备的条件�1、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实践是图书馆立法的基础�我国图书馆事业经历四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截至1995年，我国已有图书馆万多家，基本上实现了县县有馆。“九五”期间，图书馆还要向乡镇一级延伸；在文献信息服务的标准化方面，我国已制定了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实现联合统一编目。实现文献编目标准化，有力地促进了书目信息的广泛传递与交流；在自动化建设方面，大学图书馆走在前头，国家教委已在一千多所大学中确定了第一批进入CERNET网的百所院校，清华大学的校园肉、电子阅览室等已成为高校馆自动化发展的范例。国家图书馆已与INTERNET联网，公共馆系统将要建立京、津、沪三市间的联网，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区域性网络，并将与国际联网。在公共图书馆中，深圳馆的自动化具有较高的程度；在数据库建设中，已有全国善本书总目录，民国书目，科技、社会 科报刊资料索引机读版，在编的有中国古籍目录等等（1）；在服务水平方面，图书馆不仅充分发挥了其传统的资料服务功能，为科研、教学及其他公众提供服务，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图书馆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方式，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决策，为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信息服务，图书馆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图书馆事业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我们有必要制定一部图书馆法，用法律的形式对图书馆事业进行调整和保护，使图书馆事业得到法律的明确规范和引导，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我国图书馆事业现已达到的发展规模，使我们有可能对图书馆事业在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的地位有适法的分析，有可能较好地把握图书馆事业的内在规律，从而有可能用法律的形工反映和确认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面，尤其是图书馆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制定出一部既能反映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又能把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的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法。�2、我国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和支持是图书馆立法的前提�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倡导科教兴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全国图书馆事业。我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纳要》，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都明确指出，必须把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求各级政府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增加投入，给予物质保障。而现代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及世界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将把全球联成一个整体，影响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图书馆事业同样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国政府也制定了中国信息发展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实施各项信息工程，如与文化事业密切联系的金智工程，全国教育科研网建设等，努力使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相适应。政府及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图书馆及文献信息工作，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图书馆立法创造了前提条件。�3、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需求的发展是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契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强大的技术基础，导臻了文献信息的存储、加工、传递、查询和利用等方面的重要改革，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和文献情报机构的概念。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正广泛用于图书馆，出版物载体的多样化、电子化，传播信息媒体的自动化，通信的网络化，这一切使图书馆工作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惫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在这期间图书馆正在发挥着新的更大范围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图书和其他馆藏资料已不再是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图书馆应借助最现代化的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公众提供大量的、多载体的、即时的现代文献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离不开文献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利用，无论是哪个层次、哪个方面的决策，都越来越依赖于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文献信息和咨询服务，这是保障决策的科学化、理性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可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现代化创造了条件，而社会对文献的急剧膨胀的需求则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图书馆必须面对和接受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需求的挑战而走向现代化。这种发展态势为制定一部具有现代化意旨、原则和内容的图书馆法，从而对我国图书馆事业进行有效调整提供了契机。�4、国内外图书馆立法例为我国图书馆立汉提供了借鉴�迄今为止，我国虽没有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立法，但自建国以来，各类图书馆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图书馆工作的规定、规程、法令、条例、办法等，其内容涉及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条例》，经1978年、1987年两次修订，1991年颁布实施，该条例适用于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于1982年12月由文化部颁发，主要适用于公共系统图书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于1987年7月由国家教委颁发，是高样系统图书馆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系列条例和规程对各时期图书馆工作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具有一定法律意义的文件，它们构成了我国图书馆立法的法律基础。我们应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把现在仍行之有效的一些图书馆政策和法律性文件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加以补充修改，使其科学合理的部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继续指导图书馆的工作。�此外，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法为我国的图书馆立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立法例。各国对立法的程度、范围及要求虽不相同，但对立法的必要性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只有立法才能确定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并赋予图书馆以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立法是国家对图书馆进行统一控制的手段，也是图书馆全面合作，并形成一个完善的国家图书馆系统的必要步骤；一个永久的、不断进步的国家图书馆服务系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达到。立法赋予图书馆以生存，还赋予其生存和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2）。如美国、日本等国都比较早地制定了图书馆法，1849年，美国产生了第一部州图书馆法，到1890年已有29个州相继制定各类型的州图书馆法。1956年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通过了《全国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法》，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联邦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与建筑法》、《初等与中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等，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屡经修订，内容愈加完善。日本于1899年公布了早期的图书馆法-图书馆令》，1950年制定了《图书馆法》，1953年制定了《学校图书馆法》，并且仍不断进行修订（3）。�这些国家的图书馆法为其图书馆事业的发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法律渊源上，大多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以国家法律形式颁布，从而保证了图书馆法执行的最大效力。在处理图书馆法与其他立法的关系上，基于图书馆事业与教育事业密不可分这个判断，把图书馆立法与教育立法紧密联系起来，使其构成各该国教育、科技、文化立法的主要内容。在图书馆法的内容上，这些国家的立法在充分反映图书馆事业的共同性、规律性的问题的基础上，又根据本国的实践作了具有自己特点的规定。例如，关于图书馆的地位，《日本图书馆法》明确规定，立法根据社会教育法的精神，以确定图书馆的设置及经营上必要的事项，以求其健全的发展，并以致力于国民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目的。1984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的《苏联图书馆事业条例》中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的形势下，图书馆作为最大化的思想教育机关，文化教育机关和科学情报机关，其作用日益提高”。“图书馆的使命是保证最充分和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藏书，以求得苏联社会进一步的经济进步，社会政治进步和精神进步，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与原则的精神教育公民”（4）。再如，在图书馆经费的来源和使用上，一般是根据国民总收入，确定图书馆一定的投资比例，或者根据人口数量确定图书馆事业的总投资。图书馆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它的总量直接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国民经济收入变化而变化。美国各州图书馆法对图书馆经费来源都有明确的规定：一是根据财产征收图书馆事业特别税；二是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专款作为图书馆的资金。此外，美国的公共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国会制定的图书馆法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资金支持。日本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国家应在其预算范围内拨专款支持地方政府兴办的图书馆。还规定，公共图书馆在设置规模和经营等方面必须达到最低标准时，才能接受由国家支付的经费。它将图书馆经费的投入与产出、使用与效益紧密挂勾，更加注重使用经济手段促使图书馆提高其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图书馆的需求（5）。许多国家的图书馆经费除国家投入外，其来源渠道也是多方面的，如个人和团体捐款、社会基金等。如丹麦设有“共同目的基金”，用于公共馆和高校馆的技术工作、合作事宜及各项研究等。日本为振兴图书馆事业，设有图书馆振兴财团，其基金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提供（6）。�总之，我们要注意吸取、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立法的实践经验，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规律，制定出中国图书馆法。�二、我国图书馆立法存在的障碍�1、国书馆立法的思想基础较为薄弱�图书馆事业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柱石，它在我国这近五十年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中，得到了较大规模地发展。但是从全社会、全民族发展的整体上讲，对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不是认识不足，这种思想观念的薄弱已经在图书馆事业的地位、基础设施、服务手段、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影响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讲程。例如，图书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依赖于社会公众或政府支持的公益性机构，所以在经费来源上，应当形成一种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创办图书馆事业的合理机制。但从我国的现实状况而言，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经济支持明显力度不够，不仅图书馆事业的经费在有限的文化、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而且其数额没有及时、同步地更不必说较快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图书馆事业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实践中图书馆费用被拖欠、挪用的状况亦屡见不鲜。社会、个人对图书馆的资助也不够积极，人们可以为一餐饭、一首歌而一掷万金，却很少为图书馆慷慨解囊。这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等文化公益事业得到社会、个人的积极支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卡内基图书馆有一千多座，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音乐厅和图书馆而记住他的英名的。�对图书馆事业的作用认识不足，还深深地影响了图书馆法律意识的建立和加强。图书馆法律意识是人们对图书馆法的地位、作用等法律观点的总称，它对于我国图书馆法的立法和实践状况及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对于图书馆立法普遍重视不够。有的人认为通过我国现行的图书馆行政法规和规章对图书馆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就已经足够了，甚至有人认为图书馆作为一项具体的事业，没有必要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进行规定。即是说，在我国还没有从全社会的整体范围内、从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待图书馆立法问题，对于图书馆法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这是制约我国图书馆立法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2、图书馆立法缺乏组织保证�图书馆立法是国家对图书馆进行宏观控制、实行协作协调的重要保证。各国政府都把图书馆事业列入国家信息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视为保护和发展国家信息资源的主要基地。我国也应当把图书馆系统作为国家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建立起国家统一的专门机构，领导统筹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协调各系统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工作。但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来看，国家缺乏对事业的统筹安排和全面规划，缺少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综合协调能力不足；图书馆业务工作难以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体制仍处于低级、分散状态；没有建立起全国文献资源的保障体系，无法做到资源共享。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一部统一的图书馆法的制定，使其迟迟难以面世。�3、图书馆立法及立法研究亟待加强�我国图书馆事业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发展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没有图书馆法，立法不完备，就谈不上图书馆法制建设。已有的工作条例和规章多属于行政性法规，是对图书馆工作的内部要求，缺乏图书馆与社会、经济联系的内容，难以协调图书馆与外部的各种关系。由于其法律渊源采取了行政法规的形式，其权威性和效力不够充分，实施时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甚至发生违反条例、规章的行为，也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即便如此，条例、规程的内容也是非常陈旧的，其补充修改工作也远远跟不上客观发展的要求。以《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为例，该规程于1987年制定，至今已实施了近十年。这期间，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自不必说，图书馆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也是不言而喻的，规程的内容显然有待修改。如关于图书馆文献资料购置费的来源和渠道，应随学校教育经费的来源和渠道的拓宽而拓宽，经费所占学校事业费的比例应有所提高。再如，随着现代化设备在图书馆的应用，高校馆的设备费应在学校设备费中保持一定额度。此外，关于人员编制、工作时间、人员的地位和待遇等也应重新做出规定（7）。而且，以往的规定还缺乏相应的保障条件，使其执行缺乏实际的约束力。�图书馆法制建设基础薄弱，对图书馆立法研究相应不足。图书馆界关于图书馆立法的必要性、迫切性、意义和作用等已基本取得共识，也有一些专文探讨图书馆法的问题有关问题，但是，对图书馆法的涵义、图书馆法的原则、图书馆法的内容等方面缺乏深入细臻的分析和研究，尚没有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三、我国图书馆立法应有的对策�1、加强立法的宣传工作�《世界图书馆事业-比较研究》的作者通过对备国图书馆副业的比较研究，认为：“图书馆立法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事业的性质、目的和需求了解的越多，这些官员制定的图书馆立汉就越充分”。可以说，英、法、德、美、加、澳等国图书馆立法之先进，应归功于其政治家的图书馆意识。而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反作用的立法，如需要图书馆员负经济责任的立法，对书目资料征税的立法等等，就要归咎于国家政治家缺乏对图书馆的认识（8）。可见，思想认识对立法的影响之大。我们要从我国图书馆的实际邮发，从图书馆界作起，增强服务观念，发挥图书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图书馆工作的社会地位。要采取不同形式，主动与全国各级人大、政府法制部门、司法部门、各专业主管机关、新闻单位加强联系，密切协作，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尤其向各级领导宣传，提高领导的图书馆意识和法制观念，以期带动群众搞好立法工作。确立完整的图书馆法制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依法制馆的新秩序，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2、加强图书馆立法的组织工作�成立跨系统的国家统筹图书馆事业领导机构，是集中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必要措施。由其研究发展我国图书馆副业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划，提出建议，协调组织全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和自动化系统的总体布局和建设，加强社会化书目事业建设、图书馆队伍建设和国际馆理论、技术的研究，建立起竞争、利益等科学有效的原则和机制，惟解决图书馆总体建设中的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在当前已基本具备了图书馆立法条件的情况下，更需要这种强有力的组织和组织工作来保障繁剧的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考虑建立事业性质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图书馆事业管理委员会，由其组织、协调、管理全国各系统图书馆的工作。3、加强图书馆立法专项研究�图书馆法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地方政府和各系统图书馆还要依据图书馆法制定相应的图书馆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图书馆法律体系。图书馆法作为一项国家立法，绝对不是一项简易、草率的工作，而是必须建立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必须组织法律学和图书馆界的专家坟图书馆立法的各项问题进行专门、系统地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应当注意图书馆法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图书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图书馆的性质、地位、社会职能；图书馆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图书馆人员编制、人员结构；图书馆资源建设与布局；图书馆服务方式与标准；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图书馆经费来源；图书馆协作；图书馆网络建设与资源共享；法律责任；等等。另外，还需要加强图书馆法的配套法规及相关法律的研究。其配套法规，如关于各类型图书馆的法规；关于图书馆专门问题的法规，如图书馆服务法、图书馆协作规则、图书馆文献标准化规则等；关于地方性图书馆法规等。与其相关的法律，主要有教育法，版权法，档案法，文物保护法，信息资源保护法等。应当研究图书馆法与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冲突等问题。通过上述研究工作，尽快提出我国图书馆法议案，完成立法程序，促使其早日出台。

摘 要:中国区际法律冲突既表现为不同法系的不同法域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也表现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和相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还表现为它是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的法律冲突,并且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内容复杂,既有一般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也有国际条约适用上的冲突。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主要有区际冲突法途径、统一实体法途径以及统一实体法途径与区际冲突法途径相结合的途径。关键词:区际法律冲突;特点;解决途径“所谓区际法律冲突,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属地性法域之间法律冲突。”[1](P49)而法域是指“一国内各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区域”[2](P386)。任何一个法律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被殖民统治多年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各自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立法权以及司法终审权。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同时存在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之间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而这些不同法律制度相互之间彼此承认其域外效力,使得中国进一步成为多法域或复合法域的国家,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在中国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着三地之间的经贸往来的进一扩展,区际间的法律冲突就日益突显,将来台湾统一后,这种区际间的法律冲突只会增强不会减弱。一、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中国区际法律冲突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1、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表现为不同法系和不同法域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西方法学家通常认为,当代世界主要法系有三个: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系”[3](P78)据此分类,由于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仍保留原有的法律制度,香港法属于普通法法系,澳门法属于民法法系,而中国大陆则属于社会主义法系。这样,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表现为分属不同法系之间和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2、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表现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和相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仍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变,而在中国大陆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法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但是在香港和澳门之间就表现为相同的资本义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3、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的法律冲突在美国,各州法院对属于州性质的案件享有终审权,但属于联邦性质的案件,终审权则归属于美国最高法院。在实行判例法的美国,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其他州法院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英国,情况也与之相类似。但是与美英不同,由于香港和澳门实行高度的自治权,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中国大陆的法律除宪法和基本法外,基本不对两个特别行政区产生效力,香港法院对案件的终审判决也不对大陆产生判例法上的效力。因此,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各法域之上,没有最高司法机关对有关的区际法律冲突加以协调”[4](P449)“这在国际社会是极其少见的。”[4](P449)4、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还表现为“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内容复杂。既有一般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也有国际条约适用上的冲突。”[5]以及某一法域的法律与外法域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以及各法域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按照《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第十一节和《中葡联合声明》附件一第八节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条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条约,要在这两个行政特区实行必须事先征询它们的意见以决定是否适用。中国大陆虽未参加,但已经实行于香港和澳门的一些国际条约仍然适用于香港和澳门。“显然,这将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的产生,即一些国际协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一地区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由此又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协定之间以及各地区所适用的不同国际协定之间会产生适用结果上的冲突。这无疑是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中一种特有的现象。”[2](P393)有学者将此种层面上的法律冲突称为“同为WTO成员的四个法域之间的冲突”[6](P573)5、也有学者认为各法域法律内容规定差异和复杂性也是构成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主要特点之一。[5]“鉴于以上各项特点,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除了不属于主权国家间的法律冲突之外,与国际法律冲突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些情况反映了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冲突的艰巨性。”[4](P449-500)二、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解决的途径(一)一般区际法律冲突解决的途径一般而言,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区际冲突法途径,二是区际统一实体法途径。1、区际冲突法途径所谓区际冲突法途径,是指采取通过制定区际冲突法的方法来解决一国内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它是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一种方法。由于区际冲突法是解决一国内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的方法,而各国的实际情况又不一样,导致其相应采取的解决措施又各有不同:(1)采取一国内制定统一区际冲突法的方法加以解决。这种方法既可以采取就某一方面制定统一区际冲突法的方式解决各法域在该方面的法律冲突,如波兰1962年制定的《全国统一的区际私法》;也可以就全国各法律方面的法律冲突制定统一区际冲突法加以解决。由于复合法域国家中各法域的实际情况复杂多样,一国各地区在短期内对所有法律冲突方面都达成共识难度较大。(2)由各法域在各自领域制定区际冲突法加以解决。此种方法是在各法域既有冲突法的基础上,根据一国成为复合法域国家的事实及实际情况,由各法域立法机关进行冲突法立法加以解决,可行性较大,但必须兼顾本法域与外法域的不同规定,避免出现较大的分歧。(3)不加区分地适用与解决国际私法大致相同的法律规则加以解决。“普通法系国家中,在冲突法意义上,法院将本国内的其他法域视为同其他主权国家一样的“外国”，因而某一法院在解决本法域与其他法域的区际冲突时,适用的是与解决国际冲突基本相同的规则。”[7](P422)(4)将类推适用国际私法的有关规定视为一种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法。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只是简单地按照既有国际私法规则来适用区际法律冲突,是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变化了的情况,毕竟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有着很大的不同,用国际私法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难免有失偏颇。2、区际统一实体法途径实体法途径“是指复合法域国家制定或由复合法域联合起来采用统一的民商事实体法,直接适用于有关跨区域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从而避免在不同法域的法律间进行选择,以最终消除区际法律冲突。”[7](P422)“统一各法域的实体私法,消除产生法律冲突的根源,当然是解决法律冲突最理想的模式。”[7](P422)但需要在私法较发达的国家才可能出现,如瑞士。(二)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一般原则1、坚持一国两制原则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今后台湾的统一,都是建立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的,因此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在考虑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过程,应首先考虑不影响一国两制为原则。2、坚持有利于增进中国四地经济往来、发展为原则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法律必须充分发挥其为经济服务的功能,区际私法亦然。不同法域的法律之矛盾势必阻碍区际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发展,因此,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另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制度的制订应有利于促进中国四地经济的交往和发展。3、坚持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和社会融合为原则四地的居民由于政治、文化、历史等原因而被分处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交往甚为艰难。直到近几年,内地居民到香港、澳门旅游、购物甚至投资购置不动产渐为流行,而到台湾旅游成为可能也是近一、二年的事。究其原因,历史、政治原因固然不可忽视,不同法律制度所形成的障碍则更应引起重视,在设计区际法律冲突解决途径时亦应朝着有利于人员社会交往为原则。(三)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一般区际法律冲突的共同特点,也有着其独特之处。在设置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途径的时候,既要考虑到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一般方法,也要根据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考虑特殊的解决方法。1、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冲突法途径同解决一般区际法律冲突的冲突法途径一样,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法途径,也可以有3种方式：(1)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区际法律冲突制度。首先需要在充分考察中国四地各自法域内的区际私法并对此进行充分、有效的论证、协调的基础上始能成行。与统一区际实体法途径相比,“它不能直接构成当事人为或不作为的准则,当事人也很难以它为根据来预期法律关系的后果,因而冲突规范缺乏实体规范那样的预见性和明确性。”[4](P131)但是区际冲突法又具有灵活、适应强的特点,在中国目前建立统一的区际实体规范仍存有诸多困难的今天,运用区际法律冲突途径解决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不失为一种好方法。(2)由大陆、香港、澳门以及统一后的台湾根据中国已经是复合法域国家的事实,在各自原有冲突法的基础上,制定各自的区际私法,以解决有关的区际法律冲突。(3)在中国少数不同的法域内就某个具体法律冲突方面制定统一区际法律冲突法,然后再逐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区际私法。不可否认,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区际法律冲突制度尚有法律、历史等诸多因素的障碍而面临困境,有学者认为可以类推适用各法域地区的国际私法。“…按照这种方法,各法域法官在审理区际民商事案件时,可以直接类推适用其国际私法上现有的冲突规范。…”[4](P452)笔者认为,由各地类推适用各自现有的国际私法,并不是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各区域延用已有的国际私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是中国在出现多法域之前就有的做法,中国出现多法域之后仍延续此前的做法,实为一种消极的方式,根本谈不上“解决”。另一方面,中国是采取社会主义的单一制国家,将外法域视为“外国”不加区分地采用或类推适用国际私法规则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这种做法将会(至少在区际法律冲突方面)误导人们将各地区视为单一“国家”,不利于人们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刚回归不久、各项制度尚待完善、而台湾仍未实际统一之际,这种做法更是不能提倡的。2、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统一实体法途径不同法域的地区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详细考量各地不同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历史背景前提下,求同存异,据此制订统一的区际实体法,将原来适用不同法域的不同法律,经过整合、调适并进而制定统一适用的实体法,避免在不同法域的法律间进行选择,将从根本上消除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这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最佳途径。作为一种循序渐进的策略,制定统一区际实体法,可有以下两种方式：(1)借鉴英国的做法,在中国少数不同的法域内先就某个法律冲突方面制定统一区际实体法,如在香港和澳门之间制定可统一适用香港和澳门的某一实体法,在台湾和中国内地制定可统一适用的某一实体法。(2)借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制订统一的区际实体法。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四个不同法域的地区,制订一个全国统一适用的实体法,将可以避免多个法域之间不同法律规定的冲突。但是,由于中国四个不同法域地区之间文化、历史背景、人们思想观念等的差异,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在某方面共同适用统一实体法的局面,它需要一个长期、艰难而复杂的协调、磨合过程。在中国采取统一区际实体法途径时,应注意以下问题:其一、我国的四个地区,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中华民族的许多文化传统都是相通的,因而,对于实体法方法应用的领域就相对能更宽一些;其二、应将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区际私法与在部分法域内制定区际统一实体法结合起来,在合适的领域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区际私法,在其他领域考虑在部分法域内制定统一区际实体法。3、统一实体法途径与区际冲突法途径相结合的途径统一实体法与区际冲突法这两个途径对解决中国目前区际法律冲突而言各有优劣。而审时度势,在充分考察论证的基础上将两者结合起来一起考虑构建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不失为一个良策。(1)从实际来看,制定全国统一的实体规则并不现实,但是在经济交往频繁,已相当程度上形成唇亡齿寒的经济依赖关系、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先制定局部的区域统一实体法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确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在合适的区域,先制定区域统一实体法,在时机成就时再考虑制定全国统一实体法。(2)在不能制定区际统一实体法方面,则考虑制定全国统一的冲突法规范进行调整。(3)在制定全国统一的冲突法规范或法律冲突方面尚未成熟的区域,则考虑先在少数区域内的某些法律冲突方面制定有少数法域参与的统一区际冲突法。当然,通过全国实体法最终实现统一而消除中国区际法律冲突是最好的办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尚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参考文献][1]黄进.区际冲突法研究[M].北京:学术出版社,1991.[2]张仲伯.国际私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刘金国等.法理学教科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张潇剑.国际私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程宗璋.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若干问题[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4(4).[6]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赵相林.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