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一般是指在民间形成并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音乐体裁,例如我国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戏曲和说唱音乐等。它与专业音乐的不同,主要在于创作方式,即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和专业音乐的笔头创作方式的不同,以及由于不同的创作方式而生发出的不同的创作手法、创作风格、创作特征等。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而专业音乐创作又起始甚晚(本世纪初期),因此除了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外,我国音乐中还有一个“传统音乐”的概念。所谓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是当代创作的音乐。在我国,常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乐划为传统音乐的范畴。传统音乐中包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音乐,也包括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具体到民间音乐来说,传统音乐中包括传统的民间音乐,但不包括新兴的民间音乐。 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与非民间音乐的区分,要比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的区分复杂得多。首先,许多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有着亲源关系。它们或者发源、取材于民间音乐,在进入其他社会阶层后产生了音乐气质和风格上的种种变化;或者并未经过许多加工改造,显示出浓重的民间音乐的印记。其次,许多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创作方式,还保留着作为其源头的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的种种特征。例如在书面乐谱的基础上,保留着作较大即兴变化的余地,地域性流派的产生,以及一曲多用的创作方式,等等。 以古琴音乐为例。在我国古代文化生活中,古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乐器。孔子、司马相如、蔡邕、嵇康等,都以擅弹古琴著称。在长达3000年的艺术发展过程中,许多文人琴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创造了辉煌成就,形成了一系列从传谱、师承到演奏风格都各成体系的琴派,并有专用乐谱,这乐谱叫“减字谱”,唐代即已创立,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与古琴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技艺一同发展的,还有古琴音乐的理论。汉代蔡邕的《琴操》一书,是关于琴曲题解的著作。书中分类著录琴曲47首,记述其作者、命意、创作背景以及与作品有关的故事。宋代朱长文撰有《琴史》。全书6卷,为历代琴家的述评和专题评论。明代蒋克谦在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编辑成《琴书大全》。全书22卷,前20卷为历代有关琴学的记载,后2卷收录琴曲62首……也就是说,发展至今的古琴音乐艺术,不仅有历代相传和累积的琴谱,有不同传承关系、不同演奏风格的流派,还有收集、总结并推动古琴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建树。这些都与民间音乐很不相同。在很长一段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专用乐谱,更没有刊集曲谱的书籍。在由宫廷主持、文人编撰的音乐史籍文献中,民间音乐没有专门的地位,有关记载微乎其微,因此很难从古代文献中看清它的发展脉络;由于口传心授的流传方式,民间音乐不断产生新的创作,又不断随着历史的动乱而散失,缺乏像古琴音乐那样历代坚实的积累和推陈出新;由于民间音乐在宫廷和文人的心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理论研究,历代伟大的民间艺人对音乐艺术的创建也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了。可以想见,历史上民间音乐因灾难或后继无人而形成断层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这些情况,都与古琴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古琴音乐有传谱、有理论,演奏者主要是文人,但它又有演奏的即兴性和流派的乡土性等特点。比如古人所形容的:“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流奔雷,亦一时之俊快。”([宋]朱长文《琴史》载[唐]琴师赵耶利语)这些特点,与口传心授,并囿于某一地域范围发展之中的民间音乐有相似之处。 再比如昆曲。昆曲起源于我国南宋以来流传于南方各地的南戏的音乐——南曲,而南曲则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南曲是我国最早的戏民声腔之一。作为一种戏曲声腔,仅仅使用民歌小曲是不够的,因此南曲又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的宋词和传统音乐。在宋词与传统音乐中,既包含文人音乐成份,又包含民间音乐的成份。南曲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每到一地,便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繁衍出多种戏曲声腔。例如号称“明代四大声腔”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均出于此。 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江苏东南部的昆山一带,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结合,经当地音乐家的歌唱和推进,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后来又经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的改革,并吸收其他地区音乐的长处,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形成了委婉细腻的昆腔歌唱体系。万历年间,昆腔由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并传入北京和湖南,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明末清初,昆腔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昆腔传入各地后,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化出众多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腔腔系。清代中叶以后,各地昆腔逐渐衰落,至今尚存者还有江南的南昆、北京的北昆、温州的永(嘉)昆和湖南的湘昆等。 昆腔在发展、兴盛阶段,从剧本的创作者到音乐的改进者,多为文人学士。例如对昆曲音乐风格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魏良辅,以及创作《浣沙记》的梁辰鱼等一批剧作家,都是有才学而无功名的布衣之士。加上昆曲的唱词温文尔雅,有些甚至晦涩冷僻,昆曲的音乐低回婉转,细腻缠绵,严格地说,它应该算作文人的音乐。但是,从昆曲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与许多地区民间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发展至今的昆曲音乐也还有着一曲多用和地方性的特征。在某些远离大城市的区县,那里的昆腔戏曲呈着比较朴实的、更接近于民间音乐的风貌。另外,与昆腔同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即发展至今的高腔,虽然产生和流传的年代同样久远,并且也采用昆曲等传奇剧本,但在音乐上则保留了更多的民间传统。 除了文人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复杂关系外,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也与民间音乐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西周到唐代,朝廷官府搜集民间音乐的工作形成传统,并设立专门的音乐机构。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后,被官府中的官员和艺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作为宫廷内外的仪礼音乐。南宋以后,宫廷撤消了专门搜集、整理、训练并表演音乐的机构,基本上采用招集民间艺人进宫表演的办法。宫廷使用民间音乐,一方面改变了民间音乐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又通过官府的力量对民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宗教音乐中也存在大量的民间音乐成份。例如北京佛教寺院的管乐和云南许多民族中流传的道教洞经音乐,其中就有明清的时调小曲、多种戏曲曲牌及民间流传的器乐曲牌。 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郑振铎先生说过:“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像五言诗,汉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当民间的歌声渐渐消歇了的时候,而这种民间的歌曲却成了文人学士们之所有了。”(《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2月版) 另外,民间音乐本身也存在成份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情况。例如,民歌中的劳动号子、山歌和农村小调,其主要创作者和歌唱者基本上是农民。这些歌曲多作为歌唱者自娱的方式,曲调上加工较少,情感真挚而质朴。而同属于民歌范畴的城市小调,其演唱者常为职业艺人或务农、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半职业艺人。这些歌曲多用作街头巷尾、酒楼茶馆卖唱的内容,听众多为一般市民或有钱人。为了换取报酬,迎合听众的趣味,这些曲调被艺人进行了较多的加工,形式上艺术性较强,商业性也较强,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世俗化和复杂化:既有诚挚坦率,突破旧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面,又表现出小生产者的狭隘、软弱、消极甚至低级趣味。在戏曲和曲艺(说唱)中也有这种情况。据统计,我国近代曲艺曲种和戏曲剧种均各有300余种之多。在众多的曲种和剧种中,都有经常或主要在大城市演出的、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的品种,也有很少或基本上不在大城市上演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相对较低、较粗糙的品种。那些经常在大城市上演的品种,例如京剧、京韵大鼓等,在历史上都有文人参与创作和表演,并且在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观摩和学习其他姊妹艺术,使之得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更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相对来说也较多地表现和传播了统治阶级、文人和市民的艺术情趣、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 在现代音乐生活的发展中,有更多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民间音乐品种的表演、改编和一定意义上的创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发展、兴盛的民间音乐、就更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分不开了。但是,这种创造性劳动,并没有脱离开民间音乐的基础、性质和传统的积淀,没有背离我国民间音乐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点。因此,这种创造,与专业音乐创作有本质上的不同。 那么,我国民间音乐有哪些特点呢? 二、我国民间音乐的特点 1.乡土性 所谓乡土性,也叫地方性或地域性。中国地域辽阔,面积接近于整个欧洲(中国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和盆地;在气侯上,有四季分明的温带,终年常绿的亚热带,最南部还有热带;在经济生产方式上,有工、农、林、牧、渔等不同种类。因此,在大民族、大文化的共同性之下,各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生产条件、社会变迁、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等等,都有不同的特色。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性格气质以及审美情趣也各有差异。而且,这种特色和差异的程度、与交通发达的状况、对外交流的频率成反比:交通越发达,对外交流越多,地域性特征往往越模糊;反之,交通越闭塞,与外界的往来越少,地域性特征往往越鲜明。因此,那些处在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山村里的民间音乐,其地域性特征的突出,往往足以使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无法接受、无法理解。而这一点,正是在过于封闭的环境下所产生的音乐难以向外传播的原因所在。 民间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语言特征 我国民族众多,除有56个已识别民族外,据1990年统计,还有74万9千余人未识别民族归属。在56个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也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分别属于5个语系11个语族。有的民族,由于历史上人口迁徙等原因,其民族语言还有属于同一语系但不同语族的复杂情况。比如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裕固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但西部裕固语属突厥语族,东部裕固语则属蒙古语族。将世界诸语言区分为语系、语族、语支等层次的谱系分类法,是根据某一共同母语在分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共同成分来对语言进行分类的。语系是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的总称,语系之下根据语言的新疏程度再细分为语族、语支。越往下,其成员的亲属关系越密切。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一套语音系统。从民族到语支、语族、语系,越往上,语音系统之间的区别越大。语音的构成有四个要素:音高、音色、音长和音强。它们同样也是构成音乐的四个要素。语音特征通过歌曲中的唱词影响了音乐的音高、音色、节奏和力度,并以声乐作品为桥梁,影响到器乐作品中的音乐语汇和润腔方式。另外,一个较大的民族内部,又有方言的区别。方言即一个民族内部语言的地域性变异。以汉语为例,就有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语、湘语、闽语、粤语七大方言区,每一个方言区之下,又可继续划分出方言片、方言小片和方言点。一般来说,方言之间的差异小于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汉语某些方言,例如北京语与广东语之间的差异,则要大于某些民族语言,例如俄语与乌克兰语之间的差异。单就语音对音乐的制约作用这一点来说,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语音的差异越大,音乐的差异也就越大。因此,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的民间音乐,比起使用共同语的专业创作音乐,其特色就要鲜明得多。 汉语方言之多,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这就使同一首民歌在不同地区的流传中,由于语音的不同而发生音调上的变化。下例是民歌《孟姜女》在江苏和河北产生的两首变体。在基本乐音保持不变的基础上,音高运动的一些细微变化导致了两首曲调性格气质上的差异。概括来说,江苏的曲调柔和、委婉,河北的曲调刚劲,富于棱角: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确立中央集权统治,沟通地区间的往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但他只解决了“书同文”,却解决不了“语同音”,于是给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 ②性格特征 关于地理模式的作用,黑格尔曾归纳了三个方面,即地理环境对经济的作用,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对人的性格的作用。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也薰染了人的性格气质。有过一些旅行经历的人往往会感到,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倾向。大致说来,我国北方人粗犷、豪爽,南方人细腻、温和。作家沈从文曾说:“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云南看云》)丰子恺也说过:“周围的山水对于人的性格很有影响。桂林的奇特的山,给广西人一种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且短刀直入,率直痛快。”四川的长江浩荡湍急,山势奇崛险峻。那里人们的性格豁达而顽强,有旺盛的生命力,民间音乐也透着机智、勇敢和诙谐;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干旱少雨、广漠荒凉,黄色的土地映衬着高原上空的蓝天白云,风沙起处,一片苍茫,这里人们的性格质朴而深沉,民间音乐也在悠远深长中带有几分苍凉;江南地区山青水秀,物产丰富,这里的人聪慧灵秀,民间音乐也细腻委婉,曲调美丽动人;东北地区有寒冷的气候和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的人爽快粗放,民间音乐也干脆利落,活泼而风趣…… 地理环境造就了人,人以自己被造就的性格创造了与环境相协调的文化,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氛围。长此以往,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就在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在篇幅更大一些、包容力和表达力更多一些的地方戏曲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例如评剧擅长表现家长里短的人情世故,越剧擅长表现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秦腔擅长表现激昂悲烈的苦情冤案,京剧擅长表现帝王将相的功绩和争斗,等等。 ③音乐特征 由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传统不同,各地区的民间音乐在音乐的构成要素上也存在着差异。笼统地说,北方民间音乐多使用七声音阶,南方民间音乐多使用五声音阶;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音程较大,旋律运动多跳进,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音程较小,旋律运动多级进;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线多棱角,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线多曲折;北方民间音乐富于叙事性特征,南方民间音乐富于抒情性特征;等等。 通过无锡民歌《无锡景》及其北方的变体《探清水河》,可以看出南北方民间音乐的特征差异: 2.即兴性 我国民间音乐的基本传播方式是口传心授。老歌手、老艺人或师傅在传艺时凭借演唱演奏,新歌手、年轻艺人或徒弟在学艺时凭借听觉和记忆,基本上不采用书面乐谱的传承方式。这一方面使我国的民间音乐至今没有完善的记谱方法,另一方面,又使所有优秀的歌手、艺人有机会在继承下来的民间音乐中发挥才智,对民间音乐进行加工改编。民间音乐的成果是千百年来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造成了民间音乐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为集体加工提供了条件;而不断的集体加工,又使世代流传的民间音乐日臻完美。如此发展下来,民间音乐在演唱、演奏中的即兴发挥,就成了验证歌手、艺人造诣的标准。在各民族、各地区农村的对歌活动中,得胜者是那些善于将学来的曲调和唱词作临场发挥的歌手。在江南丝竹的合奏中,固定的曲谱只是基本框架,每遍演奏各不相同,要靠乐手们在长期实践中所练就的即兴发挥能力来进行现场加工。为了配合默契,乐手们总结出诸如你繁我简、你动我静、你断我连、你高我低等一套合作方法。过去老戏迷或票友(业余戏曲演员)进戏园子,常常不是去“看”戏,而是去“听”戏。他们在台下闭着眼睛也能听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戏台上搬演的故事他们很熟悉,唱段的词、曲他们也几乎能背诵。他们是来听名角儿的即兴变化的。当演员在某一处没有按照惯例演唱,而是做了现场发挥,并且这发挥更有利于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进展时,他们就会叫好。 即兴变化是民间音乐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者即表演者。虽然即兴变化只是相对固定的曲调中的局部改动,但经天长日久祖祖辈辈的积累,推动了民音音乐的发展。在这种创作中,听众既是欣赏者,又是评判者,他们不必等到演员谢幕时再报以赞许、鼓舞或尊重式的掌声。场上此起彼伏的喧闹、喝彩声和嘘哄声,及时表达了他们的好恶,也反映出听众与演员(创作者)更加密切的关系:除了商业性的演出中,听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这层关系之外,民间音乐的演员与听众有着更为融洽、更为平等、更为直接的关系,这或许是民间音乐比专业音乐更加鲜活、更加有生气的原因之一。 3.流传变异性 民间音乐口传心授式的传播方式,以及乡土性、即兴性的特点,导致了它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这变异大致有以下几类: ①地域性变异 一支民间曲调在异地流传时,会因唱词方音的变化而导致旋律的变化。也会因各地人民性格特征的不同而发生曲调情绪上的变化。前文所例举的江南与河北两地的《孟姜女》(例1),实际了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变化。再请看同一首《绣荷包》在山西中部和陕西北部的流变: 这两首《绣荷包》从歌词到曲调基本一致,仅仅是几处细微的差别,却表现出了二者情绪上的不同:山西的《绣荷包》明媚、俏丽,带有喜悦之情;陕北的《绣荷包》淳朴、抑郁,流露出凄凉之感。再加上山西《绣荷包》的演唱者使用的是明亮甜美的音色,陕北《绣荷包》的演唱者使用的是沙哑、涩滞的音色,更凸现了二者的对比。在唱到陕北《绣荷包》的第2、4、6、8小节时,沙哑的音色与下行旋律的结合,造成了如泣如诉的效果。 ②情感渲染性变异 一些比较简单的、平铺直叙式的、在情感表达上属于中性的曲调(如例6),在流传过程中经加工改编后,具有了鲜明而细致的情感倾向(例7)。前者曲调朴素、平直,后者曲调火爆、热情,把一个姑娘去看戏前的兴奋感表达得活灵活现: ③表现功能拓宽性变异 民间音乐有一曲多用的传统。表现某种题材内容的曲调,换上其他内容的唱词,并在曲调上加以修改以适应新的内容,这是民间音乐习用的创作方式。比如民歌中有些曲调原是叙述民间传说中的愁苦内容的(如例1《孟姜女》),后来用作表现爱情(《送情郎》)或演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三国叹十声》);同一首时调小曲,《叠断桥》既可表现女子相思与哀怨的缠绵(《穿心调》),又可表现新娘上花轿时的喜悦(《花轿到门前》),或歌唱四季生产劳动的繁忙(《四季歌》);等等。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些曲牌或腔调,中速时平稳流畅,慢速时徐缓抒情,快速时活泼热情或紧张激烈。当然,这些曲调除了作速度上的变化外,旋律的繁简也有所增删,曲调的线条也要作相应改变。 ④体裁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变异 有些民间小调吸收了曲艺音乐的表现手法,增强了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表现功能;有些曲艺音乐吸收了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扩大了表现戏剧性冲突和紧张激烈情绪的能力;有些民间器乐,从曲目的情节到乐曲的结构,都受到戏曲的强烈影响;有些器乐或声乐,在演奏、演唱时互相吸收润腔方式,拓宽了表现手法和表现范围。如此等等。 总之,民间音乐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是其发展、丰富的手段,这特点使民间音乐生生不已,充满活力。 4.人民性 从《诗经》的《国风》开始,民间音乐就表现出了与统治阶级不同的、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如对劳动的歌颂,对为富不仁者的痛恨和嘲笑,对官府黑暗统治的不平和反抗,对穷苦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对纯真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等等。因为民间音乐的内容常常与封建统治的要求不合拍,历史上不少皇帝曾下令禁止。例如元代武宗至大年间禁唱《货郎》,明太祖禁过歌舞,清代康熙、同治、道光禁唱秧歌、莲花落,等等。在皇帝的禁令面前,老百姓并不示弱。一首陕北民歌唱道:“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抚台管军门,只有知府管知县,哪个管得唱歌人。”(何其芳编《陕北民歌选》)另一首福建民歌唱道:“新官上任事头多,不管钱粮管山歌,若使山歌禁得了,文武秀才会断科。”其中表现出的对官府、对文人的的蔑视,以及对劳动人民才智的自信和骄傲,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统治者不断的禁令和改造,民间音乐中的反抗性和其他积极因素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一般来说,这种积极因素农村大于城镇,边远地区大于内地,很少在大城市演出的体裁、品种大于经常在大城市演出的体裁、品种。 5.多功能性 专业音乐的功能是他娱的,在舞台上为听众演出。民间音乐则具有多功能性。它可以是自娱的,在愁苦之至或喜悦之极时,唱上一曲以发泄强烈的感情;它也可能是他娱的,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驾驭音乐的能力,得到他人的赞赏和爱慕;它可以作为传送青年男女间感情的媒介,也可以用于红白喜事的仪式;它可以是集体劳动时的组织、指挥者,也可以是传授生产、生活知识的手段;它可以在不识字的劳动人民中间充当记载岁月变迁的史书,又可以作为宣扬民族英雄光辉业绩的教本;它可以是儿童的游戏,也可是长辈或首领对民众鼓动、号召;等等。民间音乐的多功能性,使之与人民生活的各个侧面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成为民间的百科全书。 三、对民间音乐的认识和评价 按照创作和传承的方式,音乐可以分作口头式和书面式两种。当然音乐不同于文学。“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从字面上、概念上即可明确标示其产生、存在和传播状态,而书面式音乐则仍需通过演奏、演唱者将乐谱变成活生生的音乐。这一过程中必然渗入演奏、演唱者的二度创作。即使是这样,口头音乐与书面音乐还是有极大的差别。简而言之,口头音乐在即兴发挥方面,给演奏、演唱者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但另一方面,口头音乐不能像书面音乐那样,由于有纸、笔将其固定在谱面上,便可以从容地思考和反复推敲。 特殊的创作和传承方式,给民间音乐的发展带来以下几个结果—— 首先,民间音乐中存在大量运用“现成思路”,“现成格局”的现象。比如,唱词中相同词汇、相同比喻手法的反复运用、一个地区内部旋律运动的模式、乐段结构以及润腔方式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即民间音乐只体现地方风格),而不体现个人风格;戏曲剧种、说唱曲种中腔调的雷同性和结构音乐的手法的单一性;等等。 其次,虽然民间音乐中不乏高度发展的技巧,但这些技巧只是停留在口头理论的阶段,不能像书面理论那样,有广泛传播和更普遍的实践机会以使之发扬光大。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不便,我国许多地区之间相互隔绝,民间音乐品种很少得到与外界交流、与其他艺术品种互相启发学习的机会,以致不少民间音乐中高度发展的技巧,又处于单一分散的状态,比方说,某地区的山歌有丰富的音色变化,另一地区的山歌有复杂而富于表现力的颤音技巧,还有一个地区的山歌有优美、动人的词句,……技巧和成就分散的状态,大大削弱了民间音乐的发达程度。 第三,民间音乐的起源虽早于专业音乐,但客观地说,其发展进度则慢于专业音乐。专业音乐不仅有在谱面上深思熟虑的基础,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演出之后,可及时得到批评家的反馈和评论,又有不断得到总结的技术理论相伴随,更重要的是,有使其创作者和演奏、演唱者从事音乐专业的经济条件,这就保证了专业音乐的质量。这些都是民间音乐所欠缺的。除了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或宫廷占有一席之地的民间音乐品种可以得到一部分上述专业音乐的发展条件下,绝大部分的民间音乐在乡间村镇长时期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总结、整理,无数优秀民间艺人的才华和成就就像空中的流星一样,其光亮转瞬即逝。有些民间音乐品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便过早地衰败了。没有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民间音乐在岁月的流逝中不由自主地升沉起落。 像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或宫廷居身的民间音乐品种,虽然在物质和艺术交流等条件上优越于乡村音乐,但因处于官府的严密统治之下,其精神上的独立不羁和气质上的纯朴清新都有所损失,有的含有庸俗低级的内容,甚至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工具。 尽管民间音乐有上述种种的局限,但作为劳动人民的心声,从本质上说,它还是充分展现了人民精神面貌最积级、最光彩的方面。虽然因创作和传承方式所决定,民间音乐在技巧上发展得比较缓慢,但经过了千百年来历代人民集体的积累、加工和筛选,使之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其艺术水准和表现力日臻完美,成为人世间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它是人类文化成果中最优秀的部分。它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境界和情操,培养、改善人的艺术感受和鉴别能力。它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北方的蒙古早原上,在西北的广大地区,世代流传着灿若凡星的各种民歌。 民歌,是土地上的声音,它载送着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源源不断,绵绵流淌。 民歌,深切的反映人们的生活与情感,经万人之口,通万人之心,是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的寄托,是劳动人民心灵深处的声音。因此,一切欢乐和痛苦、无奈和愤怒、爱意和离伤、热烈和谐谑......种种感情都会不可避免的反映到民歌中来。 民歌的作者和传唱者就是劳动人民自己,他们有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与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这就要求一定要用自己的艺术手段表达出来。劳动人民创造民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如《绣荷包》抒发了少女对情人的一片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川江船夫号子》、《打夯号子》等表现了劳动人民在与自然斗争时的豪迈气概;而《长工苦》、《揽工歌》则倾吐了遭受欺凌压迫的长工们的悲苦情怀。 在山东,一说起民歌,大多数人一定都会提起《沂蒙山小调》。小调还被称为“家曲”,在演唱时不受环境、对象的限制。由于小调根植本乡本土,与地方方言结合紧密,包孕着浓郁的民歌情调,展现绚丽的乡土风姿,深受人们喜爱。小调像历史长河中扬帆鼓浪的轻舟,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更新,具有茁壮的生命力。小调的歌词,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加上衬词的穿插,很有特色。小调歌词反映的社会面极为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角落,浓缩着不同的风华,是历史流光的折射,是劳动人民心声的表述。 民歌所表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非常真实和深切的,是劳动人民心声的深切体现。 我国民族众多,分布很广泛,其居住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50%以上,如此广阔的地域和复杂的自然环境,必然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民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辉煌的音乐传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样,都对中国的音乐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历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使各民族的音乐在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共性。而伟大的中华民歌就是各民族音乐相互交融、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结果。民歌就在这一次次的交融中相互学习并被劳动人民广为传唱,正是这样一些朴实真切的民歌,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团结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用民歌这种表达方式传达生活的幸福和民族的团结。所以数,民歌是各民族共同的结晶,是民族凝聚的纽带。 民歌是人与自然结合的产物,黄土民歌是黄土文化的积淀,是黄土人民世世代代的苦难凝成的歌。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先辈们特别不容易,他们需要凄凉婉转或高亢悲怆的调子来抒发情感,民歌就是他们心灵的呼喊。 虽然身在湖北的我从未亲睹黄土地,但我知道我的心连着那片土地,那是中国的脊梁,背负着民族沉重的历史,承受着长久的苦难。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为缓解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压抑感,创造了这样一种具有浓浓黄土味的黄土民歌。民歌记载着民族的历史,是先人生活的记录。不懂得黄土地,不懂得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无法读懂中国。江南小调让我们认识阴性的中国,黄土民歌则使我们了解阳性的中国。听黄土民歌,你会想到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和浑黄浑黄的黄河水。黄土民歌是中国音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黄土地区地广人稀,风俗淳朴而民风剽悍,加之茫茫的草原、高山大川对民族性格和乡土文化的直接影响,大部分黄土民歌粗犷、豪放、高亢而挺拔,极富阳刚之气。黄土民歌就是中国民歌的脊梁,是中国民歌之魂。 在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传统音乐的五大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丰富的。其中民歌是最早形成的,在其他传统音乐体裁的形成和发展上,民歌起着积极作用,许多歌舞、曲艺、戏曲和民族器乐的品种是直接或间接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各地的“花灯”歌舞、“花灯戏”“花鼓戏”;说唱音乐中的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中的大部分曲种;“河北吹歌”等乐种及许多民族器乐曲牌,如《梳妆台》、《剪剪花》等均由民歌发展移植或改编而来。所以说,民歌是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 常听到有人说:“我很喜欢音乐,可就是听不懂音乐。”美国著名作曲家科普兰曾经这样说:“如果你要更好的理解音乐,再没有比倾听音乐更重要的了。”作为大学生,只要相信自己的音乐潜能,不断的倾听音乐,就会越来越多的获得音乐美感。而对于民歌,要在倾听民歌的前提下主动去体验民歌,这样就会产生自己对民歌的感受和理解。作为一个大学生,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增多,求知欲的盛切,如果对祖国民歌知之甚少,当在事业上成功时,会感到自己感情深处的欠缺。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民歌。除了通过反复的“听”,还需要理性的去理解民歌作品,与审美体验相结合,才能进入一个更崇高的情感境界。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在一个各种文化、各种潮流交汇撞击的时代,中国人不能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不能丢掉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大学生,更应当为保护和延续这些劳动人民世代传承的文化瑰宝做出贡献。愿真正的民歌不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绝响。 一、《中国民族音乐欣赏》课的任务除了让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欣赏之外,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歌舞和歌曲。现在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吹奏乐器——陶埙。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周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前256年)就曾出现过庞大的宫廷乐队。特别是唐代(公元618年-907年),音乐高度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音乐的先进行列;对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音乐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分为五大类,即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每类音乐又各有多种体裁、形式、乐种和作品,如歌曲又有古代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分;民间歌曲中又分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及多声部歌曲等不同的体裁;同是山歌,又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具特点。又如民族乐器,早在两千多年的周代就有七十多种乐器了。现在经常使用的乐器已达两百多种。按其演奏方法和性能,可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类,这些乐器既能独奏,又能组合成各种形式和乐队进行重奏和合奏,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二、 民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写意性,也就是烘托一种精神氛围,一种心灵感受。比如《高山》、《流水》,并非直接对景色进行细致的描写,而是写情,以情见景。正如子期所说----“巍巍乎志在高山”、“荡荡乎志在流水”,是 “志在”,而非景在也。在这里,有人会认为笔者把写意(和写实相对)和写情混为一谈了。但实际上,写意描绘了客观事物经过心灵投影之后的影象,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人的感情的加工,并进一步抽象化为音乐形式表露出来,落在纸上而为谱,发于声则为乐。民乐的这种写意性与民乐体裁大多为独奏或少量乐器合奏,而很少有乐队合奏、协奏这一事实十分吻合。大型乐队长于细致入微的景物、色彩描写,精于大范围气氛的烘托,而心灵深处的意境所至,则是独奏和少量乐器合奏的专利。在西洋古典体裁中,最贴近心灵的是室内乐,如弦乐四重奏之类,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听听民乐吧,你不会失望的。民乐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体性----写个人之意,抒个人之情。这与西洋音乐中的室内乐很相似,但在民乐中似乎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与西洋交响音乐相匹配的体裁与作品。不只沉浸在个人情致里,而是反映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的音乐作品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江河水》等,但是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应当说,过于强调意境,过分地沉浸在个人世界中严重地限制了民乐的发展,使民乐的音乐体系没有达到西方音乐体系的广度和繁荣程度。这是十分可惜的。你听民乐,大部分时间不会感到酣畅淋漓、热血沸腾,也不太经常感到缠绵悱恻,美得醉人,但它却能充分调动起你的心灵(如果你真的在听的话),让你产生一种意境、氛围,并融化在其中,从心底里产生最细致、最真挚的情感。这就是民乐,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
新疆古称西域,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所以各民族性格开朗外向,自由奔放。新疆音乐蓬勃舒展,直抒胸臆,热烈绮丽,太阳般光辉明朗,壮美绚丽。新疆是我国著名的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万花筒般绚烂。新疆音乐有着火焰山的热力,冰川融水的清冽,天山雪莲的明媚。恣肆汪洋,海涵沙瀚的音乐让人惊叹、感叹、赞叹。 本辑精选《在银色的月光下》、《阿瓦日古里》、《阿拉木汗》等新疆最优美、最具代表性的民歌,令听者仿佛置身于天山碧野,葡萄架下,不由闻乐起舞. 新疆地方音乐简介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作的重大贡献,是我们伟大祖国艺术宝库中的一颗闪耀璀璨光芒的珍稀瑰宝。她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她集传统音乐、演奏音乐、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堪称一绝。木卡姆历史源远流长,背景广阔深远,与维吾尔族人民的历史时代同步发展。尽管属于维吾尔族民俗范畴的部落众多,地域辽阔,其音乐文化也具有多层次多源流的特点,但她仍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音乐。新疆地区常用民族乐器包括独他尔、热瓦甫、手鼓、冬不拉等,极具西北游牧民族风情。 【新疆民歌】新疆地区各族民歌的统称。流行于新疆以至会国各地。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回、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满、塔吉克、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十三个民族。他们能歌善舞,故新疆素有“歌舞之乡”的美称。各族民歌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活泼鲜明,结构规整对称,情绪热烈欢快,大多采用七声自然调式,也有用五声调式,b7、#1、#2、#4、#5等变化音的使用丰富而有变化,色彩鲜明独特,乡土气息较浓。主要伴奏乐器有手鼓、冬不拉、热瓦甫、铁鼓等。歌词通俗易懂,大多结合现实生活,民歌手与民间诗人普遍受到尊敬,他们在民歌的创作、加工以及传播等工作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维吾尔著名的大型民族音乐舞蹈史诗“十二木卡姆”长期流传民间,深受群众喜爱。著名歌曲《歌唱解放军》、《新疆好》、《弹起我的冬不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流传全国,影响极广。 新疆音乐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最享盛名。它继承了古代龟兹乐、高昌乐、伊州乐、疏勒乐和于阗乐的艺术传统,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由于地域的分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民间音乐都融注了本地生活的乳汁,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几个音乐色彩区,即南疆色彩区、东疆色彩区和刀郎色彩区(刀郎地区包括巴楚、麦盖提、阿瓦提县以及麦盖提与莎车县接壤的乡村。“刀郎”是当地人对这片地区的自称)。南疆色彩区范围较广,内容、形式又因地而异。例如,和田民歌古朴短小,富有乡土气息;喀什民歌节奏复杂,调式丰富;库车民歌热烈活泼,具有鲜明的可舞性,隐隐透露着古龟兹乐舞的乐声舞姿的遗风。东疆色彩区包括哈密、吐鲁番等地。民间歌曲在结构、调式等方面,都同汉族、蒙古族的民间歌曲有许多近似之处。刀郎色彩区的民歌风格粗旷,保留着古代从事游牧的刀郎人所喜爱的牧歌情调,此外,在伊犁地区,200余年来由南疆、东疆大量迁来的维吾尔族,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里多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带有伊犁地方色彩的维吾尔民间音乐。歌曲结构完整,规模较大,曲调悠长,情绪深沉,不少歌曲有着叙咏性的特点。维吾尔族传统的音乐,有木卡姆、库夏克、埃提希西、卖达数种。维吾尔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八十二部大曲),是维吾尔民间音乐向套曲形式发展的重大成果,也是一部维吾尔民间音乐和舞蹈完美结合的艺术瑰宝,它包括古典叙咏歌曲、民间叙事组歌、舞蹈乐曲和器乐曲等340多首,长期流传于南北疆各地。“木卡姆”(大曲)因地区不同而分为“喀什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和“哈密木卡姆”3种。其中“喀什木卡姆”规模宏大,形式最完整,曲调最为丰富。每个“木卡姆”都由大乃格曼、达斯但、麦西来甫等3大部分组成,以散序一中板一热烈的快板这种速度的程式发展。12套“木卡姆”连续演唱一遍需要20多个小时。《十二木卡姆》于解放后经系统整理而正式出版。 “赛乃姆”一词在维吾尔语中是“偶象、神象、美人、美女”的意思,也可为女人的名字。在音乐中则是一种由多首歌曲(多至十余首,少则七八首)联唱的歌舞音乐的名称。喀什木卡姆的第一部分中(穹乃格曼)就有赛乃姆,同样也是舞曲,由此看来这种名称和形式由来已久。除木卡姆中赛乃姆以外,各地多有以地名命名的赛乃姆。如伊犁赛乃姆、喀什赛乃姆、刀郎赛乃姆等等。这种歌舞曲的共同特点是以歌为主,载歌载舞。起之徐缓平稳,逐渐加快,趋于高潮,最后以欢快的音乐和热烈的舞蹈而结束。 “库夏克”、“埃提西希”,“卖达”等为维吾尔族说唱音乐形式。“库夏克”为民间歌谣之意,有些是由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谣组合,音乐曲调单一,规模较小。其唱词多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为内容。“埃提西希”是说唱之意,单人或双人表演,以说为主,间或有少量以热瓦甫伴奏的演唱,内容与库夏克大体相同。“卖达”则主要是说书,以历史故事、宗教战争、神话故事为内容,基本上没有唱,表演者绘声绘色,以渲染气氛。维吾尔音乐的鲜明特点还表现在民族乐器的多样性。远在隋唐时期,龟兹等地就盛行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箜篌、琵篥等乐器,并伴随西域音乐而传入中原。现在的维吾尔族民间乐器就是继承古西域乐器的精华,并接收中外乐器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弹拨、吹奏、打击乐器等达数十种,主要为独它尔、弹拨尔、扬琴、艾捷克、热瓦甫、沙塔尔、唢呐、已拉曼、笛子和达甫(手鼓)、纳格拉等。在表演维吾尔歌舞的场合,人们都能听到独它尔、热瓦甫的清亮柔和的琴声和节奏轻快锣铬悦耳的达甫的鼓声。 哈萨克族是一个酷爱音乐的民族,素有“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之说。民歌在哈萨克族民间音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哪里有哈萨克族的毡房,哪里就有歌声。哈萨克族民间音乐按照传统可分为“奎衣”和“安”两大类,所谓“奎衣”就是器乐曲,“安”就是歌曲。“奎衣”主要是用冬不拉演奏,一般说这些乐曲都是单个的小型乐曲,也有由若干个乐曲联结演奏的套曲。“安”(歌曲)又可以根据内容和演唱场合而分成若干类。从音乐上讲,“安”一般都比较短小,曲调优美动听,易于上口。著名的“玛依拉”、“我的花儿”……等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声乐坛上经常演唱的曲目。 按照习惯,在祝贺新生婴儿诞生时要唱“祝诞生歌”;婚礼中要唱一整套的“劝嫁歌”、“揭面纱”等饶有风趣的“婚礼歌”;亲友离别时要唱“别离歌”;节假日亲朋相聚要相互对唱;亲人去世要唱“送葬歌”。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萨克人的一生都是伴随着歌声度过的。 职业的吟唱诗人被称作“阿肯”,因为他们经常是站在广大群众一边,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重。每年在牧群转移至夏牧场,草茂畜壮的季节,都要举行传统的“阿肯弹唱会”。这是一种演唱和诗歌即兴创作的大比赛,届时,各地的“阿肯”要在众人面前以自己拿手的歌曲曲调:即兴填唱,互相盘问。根据双方对歌的情况,最后由裁判裁定胜负。 哈萨克族的传统民间乐器主要有冬不拉、阔布兹、斯不兹厄等。
201 浏览 4 回答
135 浏览 3 回答
332 浏览 7 回答
209 浏览 4 回答
347 浏览 5 回答
252 浏览 6 回答
214 浏览 4 回答
244 浏览 5 回答
146 浏览 3 回答
233 浏览 4 回答
224 浏览 4 回答
304 浏览 4 回答
176 浏览 3 回答
166 浏览 4 回答
99 浏览 3 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