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民性论文

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态度是偏激的，而老舍的态度则是温和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直接相关，而其目的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而老舍在步入文坛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又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并不合拍，所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只是他通过“城与人”的关系对“市民世界”进行探讨时所作的文化反思。 老舍和鲁迅都看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心理和性格上所带来的深刻印痕，但当两者将这种认识渗透到国民性批判的创作实践中去的时候，则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鲁迅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等多个角度去洞察社会，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习惯于把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和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老舍的批判则完全不同于鲁迅的这一批判模式，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地投放在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的揭示和批判上。“老舍以他特有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形式，在丰富开阔的中西文化对比中，从宏观的角度广泛地透视了国民的精神状态。” ①老舍打小就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阶层，对流传于其中的各种文化都了如指掌，多年的留学英国的经历，西方的文化熏陶又使他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具备了宏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当他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去关照两个民族的文化时，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糜烂的传统文化给中国民族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在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市民性格的劣根性和国民人格的丧失。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一切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于是，执着于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研究和分析国民性的一切问题便成了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的主旋律。这相对于鲁迅多角度、大范围、重现实的批判来说，又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新特点，尽管温和的文人性格使他的批判缺少点鲁迅那样的尖锐，对文化的批判也过于绝对化，但这并不能抹杀他这一独特的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如此执著地从文化角度将国民性问题解读得如此透彻的人也就只有老舍一个而已。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梁启超对国民性批判的探讨无疑在促进中国人的近代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它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长期以来，生活在专制主义思想氛围下的大多数人，已经被奴役和压制得十分麻木愚昧，他们只能盲从着专制主义统治者的旨意，在既定的轨道上蹒跚前行，却无法超越这落后狭隘而又陈旧的轨道。专制主义的精神毒害，使国民愚昧无知、麻木不仁，进而受到列强的入侵而盲然不知所措。梁启超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对国民性所作的剖析、发出的“新民”的呼唤无异给了国人猛烈的一击，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其次，它影响了五四以来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启蒙学者。在思考“国民性”问题的这个方面，梁启超给予鲁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梁启超撰写的有关论文，大部分都发表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而鲁迅正是这些报刊的积极读者。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对这一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最后，梁启超在鼓吹变革政治制度的同时，对国民性问题作了深层思考，为中国这头睡狮的觉醒拉开了序幕。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指出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原因。梁启超正视国民性弱点，揭示它的原因，提出如何改造国民性，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对后来的学者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为后人的反封建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