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报稿费

汪猷字君谋，1910年6月7日出生于杭州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汪知非是清末秀才，年轻时深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遂弃功名仕途，在浙江从事测量和盐务等工作。父母先后于1928年和1930年病故。1941年汪猷与协和医学院儿科助教李季明女士结婚，夫妻感情甚笃。汪猷聪颖好学，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喜爱自然科学。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之一），就读于应用化学系，从此汪猷与化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考入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1931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由于他历年学习成绩优秀，获得斐托飞（φτφ）学会金钥匙奖的荣誉。毕业后由学校推荐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作研究生后转作研究员。师从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吴宪，研究性激素的生物化学。他首先使用了问世不久的瓦堡微量呼吸器测定男性激素对正常鼠和阉鼠的各部器官的影响。在名师指点下，汪猷的研究才华脱颖而出，发表了4篇论文，深得吴宪的器重。1935年8月，汪猷作为中国生理学会代表团成员与吴宪等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这是汪猷第一次去国外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他见到了不少仰慕已久的国际生理、生化界大师，如巴甫洛夫和胰岛素发现者班丁（F．G．Banting）等。这使他下决心奋发图强，日后希跻身于国际著名学者之列。大会结束后，汪猷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化学研究所，在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兰德（H．Wieland）指导下当研究生。在维兰德及其助手唐纳（E．Dane）指导下，汪猷从事不饱和胆酸和甾醇的合成研究。找到了甾环内引进共轭双烯的改进方法，合成了胆甾双烯酮和胆甾双烯醇。1937年冬，汪猷获慕尼黑大学最优科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他又去海德堡威廉皇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客籍研究员。在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恩（R．Kuhn）指导下进行藏红素化学的研究。合成了十四乙酰藏红素。这是当时分子量最大的有机化合物。在国内外名师和著名学术机构的优良学风的薰陶和严格训练下，汪猷养成了严肃、严谨的学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这对他以后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9年春，汪猷离开德国转赴英国。在伦敦密特瑟克斯医学院考陶尔生化研究所陶慈（E．C．Dodds）的研究室任客籍研究员，从事雌性激素类似物的化学合成研究。当时欧洲战云密布，我国正遭受日本法西斯铁蹄的蹂躏。怀着振兴祖国科学事业的强烈愿望，汪猷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物质生活，于1939年8月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先后任讲师、助教授等职。除讲课外，他的大部分时间继续在吴宪指导下从事甾族性激素的化学研究，包括孕妇尿中甾三醇葡萄糖苷排泄量的测定和中药当归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等。他在与妇产科医生合作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怀双胞胎的孕妇尿中甾二醇葡萄糖排泄量特别高。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于1942年1月占领协和医学院，研究设备、资料和研究记录、样品全被日本侵略军搜掠一空。教授、医生、学生都被迫离开实验室，离开医学院。中国抗生素事业的开拓者1942年4月，汪猷进入上海丙康药厂，担任厂长和研究室主任。这是一家小药厂，主要生产针剂、止咳润喉糖之类。当时上海沦陷、视听闭塞。1944年他偶然获悉国外发现了一种从霉菌里培养出来的抗生素，激起了他对新学科的研究渴望。他刻苦学习微生物学、发酵等方面的知识，决心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汪猷对霉烂的桔子表面的烂毛发生了兴趣。经过几年研究试验，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分离得到了一种抗菌物质桔霉素。1947年汪猷的论文“桔霉素”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国内“大公报”等报纸报道了他研究成功桔霉素的消息。美国一家通讯社也做了报道。但是汪猷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并未得到药厂厂主的赏识，汪猷于1947年8月愤然离开丙康药厂。1947年9月汪猷借用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两间原病理和尸体解剖实验室，同两位自愿从丙康药厂退职跟随他的助手继续进行桔霉素的研究。当时他本人没有工资和报酬，汪猷一家的生活十分拮据，但他对清贫甘之如饴，刻苦努力，埋头研究。在助手的合作下，桔霉素的化学及其抗菌作用的研究未曾中断。后得到林可胜、冯德培的支持被聘为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研究员。这一时期汪猷发表了“抗生素桔霉素”、“双氢桔霉素”、“桔霉素及其衍生物的结构和抗菌活力”等6篇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汪猷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底调入有机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担任副所长。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使他得以对桔霉素的结构、合成、生物作用、毒性和药理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桔霉素”、“桔霉素骈醇”等10余篇论文。虽然由于桔霉素的毒性，未能用于临床，但是40年代汪猷在如此简陋、困难的条件下，对桔霉素开始了系统的研究，成为中国抗生素研究的开拓者。他的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三等奖。 50年代是抗生素研究的鼎盛时期。随着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力开展抗生素的研究。汪猷是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1952年汪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曾参加组织召开我国首次抗生素工作会议。以后又参加组织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1955年在北京主持了国际性的抗生素学术会议。这些活动都为推动我国抗生素的研究和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与合作者于1953年开始研究链霉素及金霉素的分离、提纯以及结构和合成化学。曾发表“有关链霉素菌株的选育、发酵及提取的研究”、“自L－双氢链糖酸内脂合成L－双氢链糖”、“金霉素的抗生作用机制”等近10篇论文。他和助手们在50年代即合成了几种性能优良的阳离子交换树脂，用于提取发酵液中链霉素与碱性抗生素。他们大胆地提出用离子交换树脂法代替当时使用的活性炭的分离工艺，并多次深入生产现场，指导和帮助解决生产工艺问题，汪猷不仅重视生产中的实际应用课题，也不忽视学科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他和同事们在研究链霉素的立体化学中纠正了美国著名碳水化合物专家、链霉素结构的测定者沃尔弗浪姆（M．L．Walfrom）等提出的链双糖胺β苷键的结论，确证为α苷键。这项成果被选入上海1960年科研成果论文集。中国生物有机化学的先驱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大为激发了汪猷对振兴祖国科学事业的热情，他的研究生涯进入了黄金时期。60年代开始，汪猷先后开展了生命基础物质——蛋白质、核酸、多糖的研究以及有机催化、生物催化、石油发酵和单细胞蛋白生产，模拟酶化学，生物合成等研究。他的研究活动几乎包括了这一时期我国生物有机化学的全部内容。这些研究都以出色的成果载入了我国有机化学发展史册。1965年9月，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它是第一个全合成的、与天然产物性质完全相同的、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胰岛素的分子组成和结构是1955年英国科学家桑格尔（F．Sanger）阐明的。虽然此后各国科学家都开展了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探索，但由于胰岛素结构复杂、合成工作量繁复浩大，直到1958年英国《自然》杂志还断言“人工合成胰岛素在相当长时间里未必会实现。”可是，在这场世界性的科学竞赛中，中国科学家领先了，我国得到了人工合成的结晶的牛胰岛素。这一举世瞩目的成果博得了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是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部分科学家合作进行的。王应睐、汪猷、邢其毅等负责领导组织这项研究工作。汪猷还直接参加了牛胰岛素A链和C14标记的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等研究项目。对合成方案、产物的鉴定分析标准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汪猷与合作者发表了“肽的研究”、“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牛胰岛素A链的合成及其与天然B链组合成结晶牛胰岛素”、“C14标记牛胰岛素A链和C14标记牛胰岛素的合成”等论文。胰岛素合成成功，推动了我国多肽激素医药工业的建立和生化试剂工业的发展。自1968年开始至1981年完成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是继胰岛素全合成以后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中又一成就，是我国生物化学及有机化学研究史上又一项崭新的科研成果，也是汪猷科研生涯中耀眼的篇章。1967年4月在北京由当时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主持召开有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座谈会上，汪猷首先提出把核酸化学提到日程上来，作为下一步的攻坚目标。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科学家的赞同和聂荣臻元帅的支持。经过酝酿与调查，1968年中国科学院正式下达任务，把“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列为重大科研项目，组织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细胞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上海化学试剂二厂等单位，前后100余位科技人员从事这项研究。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分子量在2．6万道尔顿以上，是由76个核苷酸（其中有4种常见的核苷酸、7种修饰的核苷酸）通过磷酸二酯键连接而成的生物大分子。汪猷是协作组副组长，他和协作组组长王应睐及协作组领导成员王德宝等对这项高难度研究进行精心规划。经过13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81年11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含有全部修饰核糖核苷酸的并具有接受丙氨酸、参与蛋白质生物合成等生物活性的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这项研究使我国在生命基础物质的研究上步入了新的阶段，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支从事核酸化学和核酸生物化学的研究队伍。为我国的基因工程、核酸的工业生产、核苷类抗癌药物的研究与生产奠定了基础。汪猷与合作者发表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核酸化学研究”、“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3′－半分子（36—76）的合成”、“生物学上有趣的天然大分子的合成研究”、“多核苷酸合成的研究”等多篇论文。汪猷还在国际核酸化学会议、中德核酸蛋白质学术讨论会及中美天然产物化学讨论会上做了学术报告。尽管他工作繁忙，但对此项工作的指导十分具体、细致。他提出并成功地将羧酰咪唑应用于核糖核酸的酰化反应，使核酸化学合成中单体的保护方法的研究获得了进展。随后他又应用31P核磁共振和计算机技术进行羧酰咪唑酰化机制和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发表了“在寡聚核糖核苷酸合成中偏磷酸酯在TPS或DCC激活核苷酸的反应中的作用”、“N苯甲酰咪唑与核糖核苷酸的反应机制”、“用31PNMR法研究核糖核酸酶A水解核酸的机制”等论文。在进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研究的同时，汪猷还承担了另一项重大科研项目——天花粉蛋白的化学研究。天花粉是我国特有的引产中药，宋代已有记载。1966年底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开始从事这方面研究。1972年汪猷在国家科委的一次科研规划会议上，建议将天花粉的研究列为中国科学院重点课题。他认为这项基础理论研究，既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又有明确的应用前景。自1978年开始，汪猷参加和直接指导了对天花粉有效成分天花粉蛋白的一级结构的测定，并与协作单位共同完成了二级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初步测定。这是完全由我国化学家和物理化学家完成分离、提纯并测定一级及空间结构的第一个蛋白质。当汪猷将这一研究成果在1985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药用天然产物有机化学讨论会上演讲时，受到与会科学家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他曾与合作者发表了“天花粉的科学评价—历史，化学与应用”等多篇论文，并主编了《天花粉蛋白》一书。 汪猷在多糖化学研究方面也有建树，最突出的成就是与屠传忠等共同研制成功高效、安全的新型代血浆（即血管扩张剂）——羧甲基糖淀粉。这是我国独创的代血浆，和国际上广泛应用的代血浆——右旋糖苷比较效果相同，但具有原料易得、工艺简便等优点，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1979年英国《自然》杂志有一篇评论高分子代血浆的文章中曾提及中国有不少成果是“重复西方专利资料”，但这项成果则是“原始的”（首创性的）。外国学者到上海有机化学所参观时，至今仍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当初代血浆问世后，需进行健康人安全试验，汪猷是志愿受试的首批报名者之一。60年代初，汪猷提出开展有机催化和生物催化的基础研究。汪猷和王大琛从事的生物催化研究，迅速取得了成果并显露了应用前景——石油微生物转化。汪猷敏锐地意识到这项研究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农牧业的重要意义，遂不失时机地把这项研究转向应用基础研究，把实验室研究成果扩大到中试和设计试生产，组织协调各项应用试验。汪猷是我国石油发酵生产单细胞蛋白研究的开创者。曾发表“石蜡油微生物氧化产物支链九烷酸和十二烷酸研究的初步报告”、“石蜡油微生物氧化产物羟基羟酸研究的初步报告”、“分枝杆菌石蜡油发酵液中的支链脂肪酸”等论文。汪猷还在1973年维也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会议和1981年巴黎单细胞蛋白国际会议上分别宣读了“关于石油蛋白作为新饲料的若干问题”和“中国正构烷烃酵母作为食物的进一步研究”等论文。石油发酵生产的单细胞蛋白作为饲料的研究已通过国家鉴定。 汪猷在50年代后期负责并如期完成了国家急需的二个活性染料的剖析任务。在60年代负责完成了对高感光度高空侦察片中片基和增感染料剖析的军工任务。1985年以来，汪猷领导开展了抗疟药青嵩有效成分青嵩素的生物合成研究。发表了论文“青嵩素的二维核磁共振研究”、“青嵩素的生物合成研究”、“青嵩素和青嵩素B生物合成中的关键中间体——青蒿酸”。1986年，在蛋白质化学和核酸化学研究的基础上，汪猷组织人力开展了模拟酸化学的研究，已发表“具有合成核酸活性的多肽I．C－端去四肽和去六肽核糖核酸酶A及其水解和合成活性”等5篇论文。 汪猷的学术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了国家的嘉奖。其中有二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1982年7月）及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1988年8月）；一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天花粉蛋白的化学（1988年8月）；一项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1956年1月）；以及多项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汪猷始终站在有机化学发展的前沿，在生命基础物质的研究以及其他天然产物化学的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就，为我国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中国有机化学事业的发展再做贡献汪猷是我国有机化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不仅由于他在有机化学研究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还由于几十年来他为国家培养、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学有所成，能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的队伍，建设了有机化学研究基地。自1952年汪猷被调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后，相继任副所长、代理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成长和发展。毕生追求就是振兴中国的有机化学事业，进而推向世界先进水平之列。汪猷根据我国有机化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和有机化学发展的规律提出有机化学研究所体制、专业设置的“二经二纬二辅助”的方针，二经是有机合成化学和物理有机化学；二纬是天然有机化学和元素及金属有机化学；二辅助是配合全所研究工作，建立分析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化学实验室。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1973年汪猷又及时提出建立计算机化学实验室。有机化学所有着雄厚的有机合成研究力量，但70年代前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室从事物理有机化学的研究。1973年汪猷提出建立物理有机化学研究室，请擅长物理有机化学的蒋锡?出任室主任，组织从事有机化学中理论问题的研究。从研究所的体制上保证了基础研究的比例。汪猷在执长有机化学所的数十年间，带领全所人员积极承担国家下达的应用研究课题的同时，鼓励科研人员勇于进取，努力开展基础性研究，勇于开拓新学科、新领域。汪猷先后主持领导了近10项基础性研究课题，他也亲自参加和组织了多项重大应用性课题，甚至是任务性研究。近40年来，有机化学研究所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发表研究论文2600多篇，获得研究成果达300项。这些成就正是研究所稳定、健康发展的证明。汪猷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作为主管业务的所长，他深知建设一支具有真才实学、勇于探索的精兵强将对于科学事业的重要性，50年代开始，汪猷亲自主持制订全所科研人员的业务学习计划，使他们较快地掌握了最新的有机化学基础理论、分离技术、立体化学、谱学等知识。他还多次亲自为本所专业外语及文献阅读辅导班、有机化学微量操作短训班、有机化学实验班、德文训练班授课。1955年起招收研究生，至1965年汪猷共培养研究生7名，还培养了一批在职科技人员。汪猷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认真、严谨的研究风尚。1978年后，汪猷是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并亲自负责指导研究所的研究生培养工作。80年代末，他不顾自己古稀高龄，两次去新疆、一次去云南考察，指导边远地区的科学事业，为当地有关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人才培养、仪器保养等作详细指导，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研究上的难题。如新疆化学所在天然有机化学方面力量比较薄弱，在汪猷的支持下，有机化学研究所派出周维善、林国强赴疆进行短期工作培训。汪猷还亲自代培了一名维吾尔族女进修生，还为新疆化学所代培研究生。蛋白质的结构分析在我国曾较薄弱，汪猷结合天花粉蛋白一级结构的测定研究课题，于1980年邀请西德B·维特曼·利博特（B．Wittmann－Liebold）和亨辛·埃特曼（A．Henschen－Edman）这二位蛋白质结构化学家到有机化学研究所举办蛋白微量顺序测定讲习班。后由该所再办学习班，把这一新技术推广到全国许多单位，为提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测试水平做出了贡献，受到了好评。改革开放以来，汪猷积极为研究所的业务骨干的出国进修、留学创造条件。他根据研究所的专业设置方向、学科发展趋向，有计划有重点地派遣科研人员，让他们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报效祖国。汪猷受中国化学会委托担任《化学学报》主编达24年。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学报由复刊时的季刊发展为双月刊，进而为月刊，篇幅也不断增加。并且于1983年创办了《化学学报》的英文版，使国际化学界能及时了解中国同行的研究进展。汪猷积极为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友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是1955年北京抗生素国际会议、1979年中国一前联邦德国蛋白质和核酸学术讨论会、1980年中美天然产物化学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他组织并主持有来自五大洲3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科学家参加的1985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上海药用天然产物有机化学讨论会，其学术水平和组织工作均受到与会科学家的高度评价。50年代以来，他曾到比利时、荷兰、英国、奥地利、捷克、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古巴、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法国、瑞士、瑞典、美国、苏联、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参观访问、考察、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许多国际著名科学家建立并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和密切的联系。汪猷的学术成就受到国外同行的赞誉。他被聘为国际著名的有机化学杂志《四面体》、《四面体通讯》的顾问编委（1982—至今），《四面体计算机化学》和《四面体不对称合成》的顾问编委（1989—至今）以及《核酸研究》编委（1982—至今）。1984年他被列入美国马尔基（Marquis）第七版名人录，1984年3月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外籍院士，1986年当选为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名誉会员。1987年11月慕尼黑大学按德国传统为获得博士学位50年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汪猷举行了重发博士学位文凭的隆重仪式。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1988年他又当选为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1990年在他80岁时，《四面体》以其第46卷第9期作为献给汪猷80寿诞的专刊，辑录了海内外著名有机化学家专门为他撰写的学术论文。其中包括美、法、英、德、日、瑞士、香港等地著名有机化学家，这是国际化学界对汪猷的学术成就所给予的殊荣。求索不息严以律己汪猷有着为祖国科学事业彻底献身的精神，多少年来，他总是早起晚睡，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科学研究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他已发表论文100余篇，获奖成果近10项。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列，勇敢地迎接挑战性的难题。30年代他研究甾体，40年代研究抗生素，以后是合成胰岛素和核糖核酸。他对“无涯之知”的求索从未停息。多少次他与同行或学生探讨甚至争论一些科学命题。他反对停滞的观点，勇于进取。因此当胰岛素合成后，他思索在深化蛋白质化学所取得成果的同时，开展另一重要的生命基础物质——核酸化学的研究。经过国内有关科学家的集思广益，形成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课题。历经13年，前后上百人的艰苦研究，核酸合成的任务完成了。在欢庆这一成就时，汪猷发表了“无涯之知，世代之功”（《红旗》1982年第4期）的文章。告诫他的同事、助手和学生“学无止境”，不要满足于已得之功，揭开自然科学的奥秘需要世世代代不懈地努力。汪猷身体力行，尽管当时他已过古稀之年，仍壮心不已，继续去攻克新的科学堡垒，1985年和1986年他组织人力开展了两项国内尚属空白和尚无系统研究的重要学科；生物合成和模拟酶化学，至今已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取得了可喜结果。汪猷对研究工作刻意求新、求精的精神是他治学态度的又一特点。他大胆、积极地采用新方法、新技术。在他主管有机化学研究所期间，非常重视大型仪器设备的配置和更新。我国第一台用于有机化学研究的红外光谱仪和核磁共振仪都率先建立于该所。他总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积极应用新技术。从事抗生素研究时，他率先采用当时还属先进的技术，如离子交换、层析和电泳等。在胰岛素、核酸和模拟酶的研究中，他将同位素技术、核磁共振、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及时用于检测、动态跟踪、机理研究等。他首次应用计算机拟合方法于天花粉的结构测定，取得了可喜的结果。凡是汪猷直接负责的研究课题，从路线设计、合成方法、分析手段、数据处理直到撰写论文，他都亲自指导，严格把关，一丝不苟。胰岛素的全合成曾开过二次鉴定会。在1965年底的第一次成果鉴定会上，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专家对研究结果都表示满意，但汪猷作为这项成果的主要负责者之一，带头发难，指出胰岛素的合成虽然基本完成，但数据不够充足，应再补充一些必要的数据再进行鉴定。他的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受到与会者的赞赏，使几个月后召开的第二次鉴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汪猷爱护青年，提携后学。1984年他主动退出了所、室领导岗位，放手让中青年化学家去挑担子。他说：“中青年思想敏捷、精力充沛，以中青年更新老年，必然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开创和发展。当然老的科技工作者有更成熟的经验，更丰富广博的学识、见闻、思虑，但体力日衰、反映渐钝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老科学工作者应该主动地、有意识地、实事求是地培养青年接班人。”他的行动给该所的老同志起了表率作用，推动了该所体制改革的步伐。汪猷博闻强记。他能熟练使用英、德两种语言，能阅读法、俄、日文献，谙熟中外科学史中的典故、轶事，他常借这些故事教诲他的助手和学生，指点成才之路。 汪猷酷爱写诗，藉以叙情记事、抒怀言志。汪猷为人正直，品德高尚，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绝不谋一己私利。“文化大革命”中汪猷被诬陷，身处逆境，仍坚持原则，拒不承认强加于他的罪名，也丝毫不说假话。他默默地忍受着“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巨大创伤，并不鸣冤叫屈。在他复任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后，他一如既往，宽厚待人，从不计较私怨。粉碎“四人帮”之后，组织上着手解决一部分高研人员的住房问题，有一套较理想的房子，组织上打算让汪猷搬进去，汪猷婉言相谢说：“我的住房已经可以了，我年纪已大，也住不了多长时间，还是给别的同志。”他把较好的住房让给了另一位高研。汪猷克己奉公、公私分明。他每年的外事活动、学术交流、外出开会频繁。凡是私人用车、复印资料坚持自己付款，外事活动中凡以个人名义请客送礼或邮寄年历等费用，从不向公家报销。相反，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他尽可能地节约伙食、交通费用，把省下来的钱包括在国外作学术讲演所得酬金为研究所添置打字机、幻灯机，购买急需的试剂等等。实行奖金制度以来，无论是论文稿费、研究成果的奖金、月度奖、年终奖等等，他都分文不受。甚至连《化学学报》的主编费、审稿费也统统交给编辑部。他认为他所有的成果都是依靠大家的努力，功劳是大家的。 近几年来，汪猷曾推荐多人出国，为研究所的业务骨干创造了许多留学、进修的条件。但他却从未为自己学化学的女儿写过一封推荐信，没有为她提供出国机会。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安排自己的女儿出国时，他回答：“出国学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如果我先给她联系，那在研究所里我还怎么执行好国家的政策！”汪猷就是这样一位严以律己、不谋私利的优秀学者。汪猷于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爱党，维护党的威信，拥护社会主义。他党性强，时时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1959年至1987年，他曾被选为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86年汪猷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党员。他的一言一行，严格地履行着他入党时立下的誓言“我决心争取做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实的马列主义信徒和实践者，党的革命事业的先锋。”

我有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习，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绝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绝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忘记我!”这个熟习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绝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作“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绝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这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或则以地位、财富为条件，或则“一见钟情”的恋爱观的批评。 这首诗是鲁迅作来讽刺徐志摩的。鲁迅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只是徐的诗，更多是徐这个人。盾加剧，进行上下求索时候的作品。《野草》在思想上以书写内心、解剖心灵为主要特色，也有部分针砭现实之作。反映了鲁迅战斗、探索、彷徨、苦闷的内心感受。但是，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如《秋夜》中枣树可贵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精神富有诗意的形象表现。《死火》、《腊叶》、《过客》中虽有矛盾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雪》和《好的故事》是绚烂明丽的，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理想的向往。《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等篇章，重点袒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更显示了鲁迅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最后两篇《淡淡的雪痕》、《一觉》，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脱离了苦闷和彷徨，格调明朗，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野草》在艺术上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构思奇特，境界奇幻。同时，作者也注重写实手法、抒情手法的并用。语言精致形象、饱含深情，具有音乐美、绘画美的特点。《野草》以深邃的思想哲理和成熟优美的语言艺术放射异彩，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希望》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分享到网易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