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诗的比较研究论文

首先，他们的身份不同，很多词苏轼可写，王安石不可写，比如“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要是王安石写了，他就要回家了，所以，其一，苏轼的诗词豪放，但是王安石只能含蓄其次，苏轼经历起伏，王安石平步青云，苏轼的诗词就处处凸显人生哲理，王安石则要逊色一点再次，苏轼集儒释道一身，诗词不免有些感情复杂，需要仔细琢磨，王安石的词则很好理解最后，苏轼的词乐观浪漫，王安石的词的雄浑现实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3] [2] [4]

从四个人年龄来看，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司马光又比王安石大2岁，王安石又比苏轼大16岁。也就是说，苏轼在司马光、王安石面前，就是个小老弟；在欧阳修面前，简直就差了几乎两代人。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交还算不错，但在政治上，观点却是截然不同，后来甚至成为死敌。王安石主张“变法”、“开源”；司马光主张“守旧”、“节流”。欧阳修曾经跟随范仲淹搞过“庆历新政”。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特别欣赏王安石、苏轼，也曾经提携过王安石。但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过反对，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私交。何况，这时候的欧阳修，年龄大了，基本处于休养状态了。公元1007年生的欧阳修，和公元999年生的包拯是同时代人，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宋仁宗时期。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王安石和苏轼，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16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成为忘年交的障碍。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没有过明确反对，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苏轼写过很多诗讥讽变法。这使得两人关系有过一些尴尬。也正因为如此，苏轼后来被牵扯进乌台诗案中，险些要了命。但在“乌台诗案”中，除了弟弟苏辙极力想办法营救苏轼以外，这时有两个人也在皇帝面前极力替苏轼求情，一个是章惇，另一个就是王安石。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和苏轼私交都不错，但也都是被苏轼讥讽过的变法领袖。可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格局非常大。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闲居时，苏轼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那是元丰三年的事。苏轼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调往汝州途中，路经江宁，想起王安石对自己的搭救之恩，专程去拜访王安石。赋闲在家的王安石郁郁寡欢。见到苏轼，十分高兴，和苏轼煮酒吟诗，通宵畅谈。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有点尴尬。尽管两人原来的关系非常不错，但在后来，慢慢疏远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和苏轼都持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反对变法的出发点不同。司马光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全然不管变法内容的是非对错。这是司马光在历史上的一个污点。由反对变法，到在实际工作中变得非常偏执，即使是一点小事，也要处处和王安石作对。苏轼倒并没有全然反对变法，他对变法的看法，一是认为某些变法项目不切合实际，二是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人才的方法、原则有问题。但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的保守和偏激。因为，在被贬斥途中，苏轼的确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给现实社会带来的许多好处，逐渐改变了对新法原有的态度。因此，苏轼又遭到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排斥、打击，不断被贬。也就是说，不管哪一派上台执政，苏轼一直在被贬的路上飘荡。可以说，苏轼因为被贬，倒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那就是公费周游了大半个中国。谈到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欧阳修应该是苏轼小时候的偶像和榜样。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文坛领袖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在审阅苏轼的考卷时，立刻被苏轼华丽奇绝的文风所吸引，赞不绝口。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苏轼的考卷，以为考卷是自己的门生曾巩的，本来想判定为第一，但为了避嫌，便把苏轼的考卷评定为第二名。后来，当他知道是苏轼的考卷时，又后悔没有让苏轼当成状元。不过，据说苏轼倒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欧阳修的弟子。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那么，苏轼就是北宋文坛的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将。总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造诣都非常高。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都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欧阳修、王安石又都属于改革家，在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地位比较突出。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从整个历史看，苏轼的文学成就又明显高于其他三位，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学大家。而司马光，尽管和欧阳修、王安石同样都是政治家，也担任过北宋宰相，但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实在乏善可陈。特别是在王安石下台后，他尽管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新法，但面对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又毫无办法，束手无策。而且，他不惜牺牲王安石、章惇等人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割让土地，以保边境的苟且偷安。可见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故此，他的主要成就更多偏重在史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各有千秋，各领风骚。论政治成就，王安石第一；论当时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是文坛领袖；论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当之无愧；论史学方面的成就，司马光是独一份。

两个人和这两首诗，都很有名气，我们先来看看原诗，再细致的分析。先看看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首诗写于1050年，当时王安石在浙江任知县，任期已满，在返回故乡途径杭州时，他登上飞来峰看日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那时他正值朝气蓬勃，心怀高原，所以写的诗也大气磅礴。他之所以不畏惧会有浮云能把他的眼睛遮住，是因为站的高看的远啊！是啊，王安石当时正在朝廷做官，高高在上，看下边看的一清二楚，他也不担心有人会把他能怎么样。这首诗同时也侧面反应出一个人生哲理：当我们的思想和见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时，就不会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我们再来看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苏轼因乌台案被贬，去黄州任团练副使的途中，来到了庐山，被庐山的美丽景致所感动。到庐山一般都去大寺叫东林寺，那的人多，香火旺盛。而苏轼确偏偏来到小寺西林寺去观赏，西林寺小巧紧凑，也是秀丽玲珑，在西林寺的墙上，苏轼有感而发题写而成。该诗的前两句主要还是描写庐山的美丽，从不同的角度看庐山，就会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感受。诗的后两句非常的有份量，诗人观山之后，借景抒情直抒感情，引出富含深意的人生哲理，真是振聋发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苏轼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有借看庐山的感受，说出了不能看一山一壑一川的景致，会总是失之片面，为什么不能看懂全貌，因为我们在这山中，顾此而失彼，难以全面。要全面正确的看清事物，必须要立于之外而不能深陷其中，成为一个耐人回味的哲理，很受人赞美。这些与诗人的人生经历可能有点关联，王安石当时年少气宇轩昂，而苏轼已是老成持重，深有感悟了。其实苏轼与王安石年龄相差15岁，但从他们作的这两首诗看，确有很多相通之处。两首诗在立意上很是相似。王安石用动词“登”飞来峰，苏东坡用动词“题”西林壁。王安石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苏东坡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王安石的“身在最高层”与苏东坡的“身在此山中”也何其相似。从那个哲理性来说，苏东坡的诗中的哲理是说的全局性，整体性。而王安石诗中说的哲理只是说的一个向上的方面。也就是说苏东坡诗中的哲理就包括了王安石诗中所说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