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论文范文论文

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页。）；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1107页。），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39页。）。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注：《申报》1890年12月1日。）。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进行。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本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幺二”。之所以“耻狎幺二”，乃是因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确实，近代的上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趋新赶时髦。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上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则是其他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上海。二是日益将消费与社交或交易联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交友和增进感情联络之外，消费一般都是单纯的消闲享受性活动，其方式也比较简单。而在近代，消费的目的则日趋多样化，有的是为了从事一般社交活动，但应酬拉关系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对商人而言，所谓社交实际上也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了解各地行情，广泛招揽生意。正因为如此，消费变得更加奢侈豪华，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到烟店开烟灯，上茶楼打茶围，赴酒楼设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进赌场碰和赌牌，以及到戏场看戏和在书场听书等，都成为非常时新的消费方式。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耗费巨资。近代上海报界文人包天笑曾说：“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59页。）《沪江商业市景词》也描述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聚，成盘出货约期忙。”无论是社交还是交易，一旦与侈奢豪华的消费联在了一起，即大多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互助行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诈目的，通过交际酬酢谋取不义之财。三是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的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在青年阔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注：《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当时曾有人作词讽剌这种盲目崇洋的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交际酬酢日趋盛行的风气之下，讲面子、图虚荣的消费性格也随之产生。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费毕竟只有少数富裕者能够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为了虚荣，也常常摆阔气，穿时髦西装，出入酒楼妓院，而实际上是“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债主逼辱者，皆昔日扬扬得意目为阔少者也”；“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赀，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岂知争一时之体面而费数载之补苴，甚非计之得者乎旨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功利化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风俗日漓，见有高车驷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人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注：《申报》1876年5月22日。）。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风气之下，迫使许多人都不得不讲求表面上的虚荣。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尊卑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别，等级森严，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消费领域中也多有体现。例如服饰、器皿等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高档次消费品，过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宦官士绅享用，普通民众则无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会被认为是僭越，引起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和谴责，甚至带来不测之祸。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贸易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变化，消费已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消费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享受一切。过去，“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钱”，现在，“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能为，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燕［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注：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特别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突出。例如上海滩上“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寻常”；出门乘轿原本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现在则“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轿役之身分超乎轿中之人者，殊可骇也”。此时，从消费方式中，已难以分辨出等级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贵贱不能别”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词曾描述说：“高车驷马过通衢，谁识当年旧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缙绅家世半屠洁。”对于这种现象，道学之士大为恐慌，他们惊叹当时的社会“凡事任意潜越，各处皆然，沪上尤甚”，并讽刺那些僭越之人“体制之不谙，礼节之不闻……更不知冠裳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于缙绅之间”（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尽管道学之士竭力反对，但这种变化仍以无可阻挡之势继续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虽伴随着许多消极的负面因素，并且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也互相促进。一方面，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将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与扩大，也会刺激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客观的认识与分析。此外，近代新型商业文化的形成，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商业文化载体的商品，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它在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陈旭麓先生论及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时，即曾强调五光十色的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俗乃至整个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善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从实际情况看，商业文化也确实推动了近代消费方式的变革。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甚或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款式或消费习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导作用。这称得上是商业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功能与作用。

或许现在的我们如少年般浮躁豪言“差不多”，但成熟后，反观自己的不足，由虚而实剥落浮华，将自己从一弯急流瀑布点化为静水深流时，我们才会发觉工匠精神如此重要。下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高三工匠精神优秀 议论文 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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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到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并不合乎所有人的梦想，有的人选择了放弃，而有的人却选择了坚持。”而比坚持更可贵的，是对于完美的不懈追求。

“我坚持做一件事的原因，是我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做到极致。”这是56岁的金浩所说的一句话，他用了21年的时间，把一家普普通通的街头书店，变为了整个上海滩最大，最美的书店—钱书阁。书店中藏书之多，设计之精妙，都源于他的那份对于完美的追求。在整理书籍这一方面的长达二十余年的监守，让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同时也为读书 爱好 者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和视野。

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中，有记者来到制作手工杆秤的小镇。富有南方特点的小巷中，男男女女忙于制作手工杆秤。他们选好原材料，用尺子量好所需的长度，把制造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做到精致，量取，秤重尽量做到毫厘不差。花了大量时间与心血，做出了标准的秤。他们的监守，为的是商家能诚信经营，消费者有更多保障。

工人亲身打造的零件，修复师对钟表的反复校准，传统工艺美术刻师的精雕细琢，都是对"工匠精神"的一种坚守。一个团队花了20年时间编出的字典;一位老人传承 文化 ，筛选，煮沸，晾晒出的红糖。正式因为有人在精益求精，有人在批量生产商品的时代里，选择坚守，才让飞机正常运行，才让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一个人的坚守，就会让世界大有不同。那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需要如匠人般监守的执著。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质量时常为无法保障，长久以往，中国将会在世界之林失去站稳脚步的机会。各行各业都需要慢下脚步，坚守自己份内的职责，做到精致，那么才会国泰，国泰才能民安。人民生活需要质量的保障，质量需要对匠人精神的坚守。十年磨一剑的耐力，克尽职守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决心，才能让文化传承，让国家永存。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无法改变时代发展的脚步，能做到的便是一成不变的如匠人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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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前进都需要去制造各样东西，制造这些需要工匠。工匠有的是工匠精神。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甘于处在工匠之位?不，我认为工匠精神是勤劳，细致，负责。

工匠精神是勤劳。在建筑工地，你我都看到来来往往反复工作的工人，他们不停地在材料与施工区往返，日复一日，不仅枯燥乏味浪费体能还面临这种.种危险。既然这样，他们为何不放下工作，去休息呢?是勤劳让他们持续工作，是他们的工匠精神使他们如此。没有他们这些勤劳的工人，我们的街巷房屋恐怕不再存在。他们以工匠的勤劳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正是他们的勤劳推动了国家的建设。

工匠精神是细致，作为传统工艺美术师的孟剑锋，他的工作就是细致地制作工艺品，他的工艺作品作为了国礼送给了外国元首。作为国礼的工艺品势必极为精美，而作为它的制作者，孟剑锋完美地体现了工匠的细致，没有他对工艺品极为细致的制作，这件工艺品就不会作为国礼送出。假如所有工匠都缺乏应有的细致，那中国的形象将大打折扣。

工匠的精神是尽责。胡双钱是我国大飞机制造的首席钳工，35年里他加工的零件没有一个出现过问题，为飞机制造积攒了大量的零件。胡双钱的负责是对飞机的负责，飞机这样的精密机器不容一点马虎，胡双钱的负责对飞机的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他是负责，正是他工匠精神的体现。

对一个国家来说，工匠是必不可缺的，而工匠的工匠精神是一个国家制造的保证。工匠制作需细致，工匠工作需勤劳，工匠的态度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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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每每提到买汽车，买手机，买手表，中国人总会侃侃而谈：手机要买老美的苹果，汽车还是德国人制造的 保险 ，手表要小日本的用期较长久……那么国货呢?为什么国人口中大谈特谈的没有一件国货呢?

哦，因为我们国家的工匠都成为了商人。

从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精心制作，诚信品质，坦然而有力的 名言 ：“我有一船之力即抵洋人一船之力。”那时即使中体西用的思想有种.种弊端，但我国学习西方器具，制造本国工业品的诚意却是令人感动的!在那些动荡的时代，我国出现了如邓稼先般无数爱国工匠，为国家工业捐躯。他们对零件，对一个小数点的执著充分体现了一个工匠认真负责的态度及敬业精神。

反观现代，化身为商人的工匠们不知廉耻的赚黑心钱，小到毫无技术便敢沿街摆摊修手机贴膜，大到为了赚钱将客人一点小问题的用品说得天花乱坠，干脆人家花大价钱修复……

仅仅是因为逐利之心造就了一批披着工匠外衣的商人么?

当然不。

现代人对待工业品的态度也是造就这一情况的致命缘由。老人们常言以前人的东西坏了去修而现代人的东西坏了却会扔掉。然而正是这看似平常的举动使中国工业久久停滞不前。时代在进步，科技日新月异，于是人们习惯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尤其中国人更从自身便追求品牌，追求新兴。人们对工匠劳动成果不再尊重，甚至淡去民族危机时的爱国之心去支持外国货，于是工匠们也只好只挣一时利益，化身商人。

中国商人已太多太多，工匠却如脱发般日渐稀少。我真心希望首先国家可以倡导人们支持国货，扶持工匠;其次国人把目光放长远，为我国工匠开辟一条道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工匠们要认清身份，担起责任与义务，真正造福人民，敬业务本!

别等N年以后，提起中国只空有一个文明古国的外号，实则一群黑心商家的无工匠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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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 爱岗敬业 ，练就一手绝活，将技艺变技术，成为“大国工匠”。他凭借着专注、认真、坚持，把技艺发挥到极致，达到较高的境界。不是在简单地做重复劳动，而是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一件事上，忠于它，发现其中的规律，在将“活计”做向完美的境界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

孔子自述生平：“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就是将“教书匠”做到极致，终成“万世师表”的人。

我们总想在做事时胸有成竹，其实胸有成竹是在画竹前，认真专

注地观察竹子，日积月累后，在心里有了深刻的印象，等到画竹时，自然一挥而就。要做到胸有成竹，就需要有专注、认真和坚持的工匠精神。这种精神是自信的来源。不仅画竹如此，对待生活、学习和工作也该有工匠精神。

日本有一家1965年创立的寿司店，只卖寿司，门面不起眼，只有10个座位。但他的主人限定客人用餐时间15分钟，座位需要提前一个月预定。尽管如此，，食客们依然坚持去吃这个“值得一生等待的寿司”。因为这取决于这个店89岁的创始人小野二郎的工匠精神：寿司店自创建以来，直到他70岁以前，一定是亲自去市场挑选食材，会在柜台后重复着看似简单的寿司制作，几十年如一日，练就了 魔术 般的娴熟手法，制作出一个个看似普通却有着独特匠心的寿司，成就一个小却极有竞争力的品牌。而这娴熟的技法需要多年的反复练习。正如他所说：“一旦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之中，你必须爱自己的工作，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这就是成功的秘诀。”小野不是单纯地在做寿司，也是在享受其中的乐趣。

我们喜欢做工精巧的商品，喜欢高品质的物品，而这些物品的背后，渗透着工匠的精神。德国凌美钢笔、双立人菜刀、菲仕乐锅价格不菲却备受欢迎，瑞士的军刀、机械手表，日本的电子产品，甚至马桶盖??我想，人们在追求品牌的背后，追求的是制作产品的那一份匠心，那一份工匠精神，只有在产品中注入了独有的认真专注，把技术变成艺术，其价值才不言而喻。

我们不禁要 反思 ，国人的工匠精神去哪儿了?一位地注重速度利

润，不重质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让人望而生畏：粗制滥造的工程，充满添加剂的食品??我们吃得不放心，住得不安心，走得不舒心，当这一切都和我们密切关联时，我们应该找寻属于“中国制造”的工匠精神。

毅然销毁质量有问题的.冰箱，除了诚信，不就是一种关注品质的工匠精神吗?正因为这样，才有代表“中国制造”的海尔集团走向世界。

工匠精神在哪儿?一念执着，一生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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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耳熟能详的品牌名字，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万国、卡地亚”时，我脑海中常常浮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戴上老花镜，在深夜的台灯下，一次次打磨着不足几毫米的零件。手表，在生活中或许是件奢侈品，但也因此体现出了工匠精神的伟大。老钟表师们夜以继日的坚持着每一个没有丝毫偏差的零件，才做出百年不停的机械手表。

工匠精神是坚持认真、坚持细致。

日本 赛车 手井田在职业生涯结束后开始着手改装汽车，每一辆保时捷都由他亲手只用眼睛与彩笔在模具上画出，精心打磨剪裁一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才安装在车体上，完美无缺。不得不讲，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着实让人佩服。

工匠精神是少而精，不求利。

德国人生产的汽车每年都会限量，但他们只用半年工资便买得起，每一辆汽车都可以使用二十到四十年。对于工匠精神，可谓完美的诠释。

相反，马虎与凑合终酿恶果。

旧时，有一位画家在画马时觉得不像，便将其改成了老虎。他的两个儿子问他时，他便解释道一个是马，另一个是老虎。于是他的儿子出去打猎时，一个将马误看，射死了一匹千里马，另一个将虎误看，骑上去被咬死了。凑合看着像，却终酿成了悲剧。

中国目前的工匠精神是稀缺的。

在如今这个变化万千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安静下来，持之以恒般做一件小事。但不论是身边微末之事的变化，还是宏大的社会政事变化，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在万千改变中却总有一些东西历久弥新。它们经历时间的淬炼，依然散发出灼灼的光芒，就如我们头顶的苍穹一般，日升日落，亘古如斯，那便是工匠精神的产物。

我们必须具备工匠精神。或许现在的我们如少年般浮躁豪言“差不多”，但成熟后，反观自己的不足，由虚而实剥落浮华，将自己从一弯急流瀑布点化为静水深流时，我们才会发觉工匠精神如此重要。所谓工匠，亦是认真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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