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梦游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希望采纳

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关键词]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3]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J).管子学刊, 2000,(1).[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1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