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八旗研究论文

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我这是在百度 -教师群吧关于汉族的形成里转载的，希望多你有所帮助。。。。

1.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2.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3.八旗制度对满族的文化整合4.清代前期的八旗制度5.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思想态度变化6.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7.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8.八旗制度与满语言文字的湮没9.八旗制度在清朝历史中作用研究综述10.满清八旗制度与八旗色彩琐谈11.清代旗人刑事司法特权研究12.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计"13.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满化"现象14.八旗制度与满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15.八旗制度在清朝历史中作用研究综述(本回答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八旗的兴衰

八旗的兴衰 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共存在 296 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八旗与北京

在八旗当中，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直接由皇帝管辖;其余的五旗，则分由其它官员管辖，称做下五旗。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满洲八旗的主力则按旗驻扎在北京城内外，人们称之为“禁旅八旗”。除正阳门外，北京的八个城门都有八旗兵驻防。当时清朝统治者认为北京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因此北面的德胜门和安定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由皇帝亲自指挥的正黄、镶黄两旗驻防，其余的城门，则由剩下的六旗兵按照各自的方位，分别把守。出于同样的道理，清朝在京城的北部郊外也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北京的北面多有以“旗”、“营”为名的地名，而其他三个方向少有类似地名的原因。

八旗制度给北京留下的历史遗迹还间接地烙印在了皇城之内，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我们总可以看到许多像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这样的地名，追根溯源，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地方曾是驻守城门的八旗兵的营房。

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胡同叫校场口，校场口附近还留存有校场头条至五条，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八旗兵练兵、习武的地方。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这些风韵无存的老胡同里时，刀光剑影的声声厮杀穿过了现代都市的阵阵喧嚣荡入耳畔，屋檐之下、门墩之后依稀若现五尺男儿们那威武矫健的身影。

想当年，德胜门外的西北这一带，是清军正黄旗旗营所在地。有军队驻守，理当太平，于是人们便称此地为太平营。解放以后这个当年的军营所在地被改名为北太平庄。今天的北太平庄军旅不在，容颜已改，只有太平依旧。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共存在了近三百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国家的重要军事支柱。古老的.北京城，见证了它由盛及衰、由衰而亡的过程，而历史把这个见证绘记在了今天的地图之上。

八旗的渊源

众所周知，八旗制度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农业生产组织，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也许我们会想起，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上还有一个女真人所建立的王朝也创立过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那就是清朝的前身金朝，完彦阿骨打所创立的猛安谋克制。但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无疑是一种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完善。

早在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时，建州女真就有了自己的军队。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对女真原有的军事组织加以改造，组见了一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铁骑，并创立了八旗制度。

先是，女真人在出猎时，各出一支箭。十人中立一个总领;总领成牛录额真，后以牛录额真为官名。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将他的部族分为若干个牛录，每牛录统辖三百人。牛录额真已不是行猎时的小头目而成为女真部族的一级官员。牛录也不单单是围猎组织，也成为了军事组织。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建州女真军队初次整编，始设四旗，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员，并画一颜色。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的军队已不下五六万人。他将原有的四旗，扩为八旗。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参领)，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都统)。每旗约七千五百人八旗总共有五六万人。每个固山有特定的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将固山译为旗。原有四旗用黄、白、蓝、红四种颜色做的旗帜有增添四旗。将原来的旗帜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为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不镶边的旗帜成为正旗，镶边的旗帜成为镶旗。从此八旗制度开始实行在女真军中。

到天命七年(1622年)，始设的蒙古旗后发展为蒙古八旗。天聪五年(1631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将满州八旗中的汉军选出，另组建了汉军八旗。于是，满州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分为左右翼两旗，但统称为八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他还掌管行政、经济、和家族组织。牛录额真下设二人副职，并设四名拔什库，管理村屯。牛录额真及其副职管理牛录的军事、民政、经济、土地、诉讼、婚丧等事物但以军事为主。八旗兵丁“出则为兵，如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出征时要自备马匹、器械、粮草;俘获，掠来的财物按军功分配。

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以他为纽带，把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经济、家族统治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按照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从而使分散的女真社会联结成为一体并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生气勃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的创立是少数民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改革和一种创新。为清军最终问鼎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