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预备立宪论文开题报告

1.〈旧民生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9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2.〈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团练〉,12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3.〈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思想再评价〉, 8千字，《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4.〈旧民生主义与民粹主义之比较〉,10千字，《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5.〈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12千字,《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6.〈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13千字，《求索》,1987年第6期。7.〈重评《钦定宪法大纲》〉, 8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8.〈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13千字，《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9.〈一八四七年湘桂边境瑶民起义述论〉，《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10.〈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探索〉，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11.〈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2.〈梁漱溟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15千字，《求索》,1989年第4期。13.〈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析〉，《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14.〈梁漱溟与阳明学〉，15千字，《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15.〈自卑与自大：两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12千字，《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16.〈论胡适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 期。17.〈“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五四东西文化论争反思之一〉，13千字，《江汉论坛》 ,1992年1期。18.〈梁漱溟与五四时期反科学主义思潮〉，18千字，《东方文化》,1992年第1期。19.〈“评判的态度”与“同情的理解”——论胡适与梁漱溟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12千字，1〈3千字，《中州学刊》,1992年2期。20.〈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18千字，《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21.〈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论五四时期梁漱溟与胡适的中西文化之争〉，15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4期。22.〈“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吗? 〉,15千字，《求索》,1992年第4期。23.〈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研究〉,18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24.〈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50千字，《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5.〈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15千字，《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年。26.〈论“东方文化派”〉 ，18千字，《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27.〈中国向何处去——30年代张君励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出路的选择〉，15千字，《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995年。28.〈现代新儒学的历史考察〉，25千字《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哲学卷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29. 〈1840—1914年中国启蒙思潮的历史考察〉，15千字，《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30.〈不应被忽视的思想家——包世臣思想简论〉，15千字，《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1.〈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纲〉，26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32.〈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思想界〉，48千字，（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33.〈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20千字，《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34.〈论民国西学传播的特点〉，11千字，《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35.〈张君劢与西化思潮〉，11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36.〈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13千字，《求索》，2003年第2期。37.〈张君劢与1949年中华民国宪法〉，14千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38.〈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15千字，《湖南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39.〈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11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40.〈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12千字，《史学月刊》，2003第4期。41.〈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5千字，《新哲学》，2003年第1期。42.〈包世臣与道咸年间的经世思潮〉，450千字，（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2003第5期。43.〈张君劢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10千字，《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44.〈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历程〉，10千字，《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45.〈梁漱溟与西化思潮〉，9千字，《求索》，2004年第3期。46.,1930年代的“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12千字，《湖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47.〈论张君劢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10千字，《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48.〈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6千字，《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49.〈国家.社会与个人——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12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50.〈一战与战后（1918—1927）中国文化思潮的变动〉，15千字，《淮阴师范学院》，2004年第4期。51.〈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12千字，《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52.〈辩证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8日“历史学”。；53.〈如何深化近代湖湘文化研究〉，5千字，《光明日报》，2004年3月9日“史学版”。54.〈“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以泰戈尔访华为中心〉，5千字，《光明日报》，2004年6月8日“史学版”。55.〈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三个误区〉，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21日“历史学”。56.〈论国民党的训政制度与孙中山训政理论的关系〉，15千字，《第七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国立国父纪念馆，2004年9月版。57.〈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15千字，《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8.〈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5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9.〈论民国时期的东学西传〉，15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60.〈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20千字，《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1.〈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13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62.〈西化思潮的历史考察〉，16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63.〈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15千字，《求索》，2005年第1期。64.〈论包世臣在嘉道经世思潮中的历史地位〉，4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会，2005年。65.〈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15千字，《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66.〈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及其疏离〉，13千字，《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67.〈论张君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30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68.〈泰戈尔访华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斗争〉，15千字，《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9.〈论晚清思想家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70.〈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5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1.〈论晚清爱国主义的三个特点〉，5千字，《光明日报》，2005年11月25日“史学版”。72.〈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几个问题〉，15千字，《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73.〈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13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74.〈抗战时期钱穆复兴中国文化的思想及评价〉，13千字，《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75.〈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11千字，（《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史学版”。76.〈“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12千字，《求索》，2006年第3期。77.〈“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15千字，《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78.〈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6千字，《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79.〈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15千字，《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80.〈民国思想史的几个特点〉，9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81.〈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18千字，《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82.〈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15千字，《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8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5千字，《光明日报》，2006年9月18日“史学版”。84.〈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20千字，《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85.〈晚清思想家“振兴中华”使命感的历史考察〉，13千字，《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1期。86.〈西学传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6千字，《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87.〈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2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88.〈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20千字，《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89.〈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13千字，《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90.〈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18千字，《求索》，2007年第3期。91.〈民国乡村建设之“公共卫生”研究〉，9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92.〈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9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93.〈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10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94.〈论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18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7夏之卷。95.〈论“东方文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30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7辑，2007年4月。96.〈论东方文化派〉，30千字，《近代文化研究》第一辑，2007年6月。97.〈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转型〉，45千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集刊》第3集，2007年6月。98.〈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5千字，《光明日报》，2007年8月26日“史学版”。99.〈要加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5千字，《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5期。100.〈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3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集刊》第4集，2007年9月。101.〈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16千字，《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102.〈张君劢与1923年的人生观论战〉，12千字，《传记文学》，2007年第11期。103.〈辩证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12千字，《光明日报》，2007年11月30日“史学版”。104.〈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16千字，《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105.〈张治中与抗战初期的湖南教育〉，10千字，《教育史研究》，2008年第1期。106.〈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24千字，《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107.〈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20千字，《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108.〈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12千字，《光明日报》，2008年5月10日“史学版”。109.〈30年代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25千字，《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110.〈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9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111.〈“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18千字，《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112.〈包世臣的文论.诗论和文学成就〉，15千字，《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113.〈《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14千字，《晋阳学刊》，2008年第6期。114.〈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15千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115.〈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25千字，《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116.〈从徐继畲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10千字，《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117.〈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25千字，《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118.〈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12千字，《光明日报》，2009年4月28日“史学版”。119.〈论包世臣的吏治思想〉，15千字，《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120.〈论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苏俄热〉，45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121.<论“民生主义”的内容及其当代意义>，13千字，《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122.<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分期>，5千字，《光明日报》，2009年8月18日“史学版”。123.〈改造与五四社会主义之传入>，18千字，《求是学刊》，2009年第3期。124.<理性民族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公报〉>，20千字，《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125.<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15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126.<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与影响>，30千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127.<张君劢对西学传播的贡献>，1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夏之卷。128.<论清代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5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7月27日“史学版”。129.<新路：批判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第一刊>，25千字，《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130.<新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131.<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18千字，《华东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132.<关于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的对话>，10千字，《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7日。133.<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134.<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几个特点>，5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4日“史学版”。135.<报刊与民国思想史研究>，18千字，《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136.<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15千字，《学术研究》，2011年第1期。137.<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15千字，《学术界》，2011年第6期。138.<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15千字，《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139.<论九一八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15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140.<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15千字，《晋阳学刊》，2011年第5期。141.<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142.<论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15千字，《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10期。143.<论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18千字，《吉大学报》，2011年第6期。144.<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18千字，《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145.<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理论构建>,18千字，《近代史研究》（英文版），2012年第2期。146.<论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5千字，《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8日“史学版”。

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勇敢尝试，但是其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它为什么会失败呢?又给现今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有哪些启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来探索的，同样也是历史考试中一个很重要的考点。下面就来就来探索下清朝末年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失败的原因。从新政领导和施行者的素质与个性上看首先，中央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都是政府无能的表现”。其次，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从上述可知清末新政的施行，没有一个完整的过程，中间出现了无数的断点，使得政策的施行没有很好的衔接上，这必然导致新政失败的命运。从新政受到的阻力上看就社会经济的问题进行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包括财政的不足，政府腐败等方面。首先，严重的财政困难是造成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经费问题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不但未能搜集到改革所需的资财，反而激发了民众对清廷和宪政改革的抵触情绪”，完全使得新政无法正常的运作。在这些种种阻力之下，清朝统治者必然会没有勇气去面对，见好就收，不会让新政阻碍自己发财的道路的，所以新政失败在所难免。从新政的结果上看首先，科举制的废除“斩断了两千多年来逐渐累积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堵塞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途，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使原来效忠于清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凭依、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将其推到自己的反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解体;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并没有获得多少为清王朝所用的人才，反而培养出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新思想，新的价值观，更是王朝的掘墓人，而非拥护者;主要是由于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初,便确立了师法日本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清政府没有考虑到两国国情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又没有考虑到两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区别,故而使这种拿来主义变成了东施效颦。清政府一厢情愿地把日本模式移植过来,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以上就是清末新政失败原因分析了。

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勇敢尝试，但是其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它为什么会失败呢?又给现今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有哪些启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来探索的，同样也是历史考试中一个很重要的考点。下面就来就来探索下清朝末年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失败的原因。从新政领导和施行者的素质与个性上看首先，中央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都是政府无能的表现”。其次，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从上述可知清末新政的施行，没有一个完整的过程，中间出现了无数的断点，使得政策的施行没有很好的衔接上，这必然导致新政失败的命运。从新政受到的阻力上看就社会经济的问题进行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包括财政的不足，政府腐败等方面。首先，严重的财政困难是造成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经费问题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不但未能搜集到改革所需的资财，反而激发了民众对清廷和宪政改革的抵触情绪”，完全使得新政无法正常的运作。在这些种种阻力之下，清朝统治者必然会没有勇气去面对，见好就收，不会让新政阻碍自己发财的道路的，所以新政失败在所难免。从新政的结果上看首先，科举制的废除“斩断了两千多年来逐渐累积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堵塞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途，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使原来效忠于清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凭依、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将其推到自己的反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解体;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并没有获得多少为清王朝所用的人才，反而培养出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新思想，新的价值观，更是王朝的掘墓人，而非拥护者;主要是由于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初,便确立了师法日本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清政府没有考虑到两国国情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又没有考虑到两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区别,故而使这种拿来主义变成了东施效颦。清政府一厢情愿地把日本模式移植过来,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