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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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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毕业论文

一、 房地产业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都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体分析我国的房地产业仍处在绿色景气区内运行，但是，局部过热和结构性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1、房地产投资稳步上升，地域热点显现

发展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资本积累，投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投资的稳步增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就尤为重要。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实现和8%的高增长率，其中投资贡献率高达左右。在国内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0年的，逐步上升至2001年的(表1)，弥补了传统产业投资增长率下降的遗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慢慢显现出来。

从总量分析，在1997～2001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和，略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并没有出现1992～1993年增长率高达117%和165%的过热现象(图1)。

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基本合理，2001年住宅占投资总量的比重保持在66%，

其中普通住宅占51%，别墅和经济适用房分别占6%和9%，办公楼为12%，商业用房为12%。

从房地产持续投资热点的分布来看，它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上海和北京为

主导的三大城市群(图2)，从2002年1-9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9.%，，30%，，和。客观地讲，这些地区房地产投资热有其合理的因素，也有令人担心的一面。三大地带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换代，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劳动力的流动都会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但是，与其他产品一样，房地产投资也要以需求为后盾，没有效的需求，房地产投资就不可能持续的增长。那么，我国的房地区性投资稳步增长是否有需求的支撑?

2、销售率空置率，地域分化明显

近几年，购房低息贷款、减免税费、户籍制度的松动是刺激居民购房的三大政策因素，2001年商品房屋和商品住宅的销售率(当年销售面积占当年竣工面积的比例)分别是和75%，其中商品住宅的销售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图3)。

但是，在销售率回升的同时，空置面积也在上升，达到12000万平方米，其中，空置期一年以上的为4000多万平方米，占当年房屋竣工面积的，高于国际警戒线10%。对于空置率需要我们做认真的分析。首先，空置率上升无论何种原因都不是一个好现象，空置率高意味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占压银行资金多，由此会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市场上任何一种产品都需要有合理的库存。房地产作为一种价值高的大宗商品，其合理的库存期、库存比率应该为多少?以住宅为例，我国房地产开发的房屋多是高层和多层，国外多是一家一户住宅，不同样式的住宅，其均好程度差异极大，因此，就有好卖与不好卖之分。那么，不同质的住宅空置率是否具有可比性，就值得商榷。此外，国外的空置率是以全部存量房为分母，而我国城镇存量房有多少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再次，地域差别。即便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对空置商品房屋的承受能力也大不相同。1998年东亚危机爆发后，海南空置商品房425万平方米，给当地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带来重创，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烂尾楼”，而当时上海的空置房屋接近700万平方米，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却能使之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仍以房地产投资三大热点地区为例，1998～2001年，广东的商品房屋销售率为66%，69%，71%和68%，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销售率走低的情况下，施工面积仍居高不下，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同期，上海的销售率为73%，90%。85%和100%。截至2002年9月，上海商品房屋销售面积为1404万平方米，当期竣工面积为1194万平方米，销售量大于竣工面积无疑有助于消化空置商品房屋。鉴于销售率和空置率是房地产前期投资经营活动的一个结果，因此，全面的、动态地分析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和拆迁面积的联动关系，才能对销售率和空置率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

3、价格基本平稳，结构变化突出

2002年1-9月份，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较快，其中，宁波南昌、杭州、青岛、上海和厦门的销售价格指数分别为、、、、和，涨幅超前。但是，全国总体平均价格的走势力基本平稳，特别是与百姓相关的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很小，在北京等大城市还出现了小幅回落(图4)。

可是面对走低的价格，广大百姓却仍找不到自己能负担得起的住房，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平均价的构成，或者说住宅的结构。我们的统计分析中，只提供住房价格的平均数，却很少提供不同价位住宅所占的比例，或每套住宅的价格。以北京为例，近几年为配合旧城改造，增加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低价位住宅的供给增加无疑会拉低平均价格。此外，北京这两年炒“入世”、炒奥运会，城市建设摊大饼式的急剧扩张，大量远郊别墅、高档住宅星罗旗布，由于远郊土地成本低，别墅的平价为7583元/平方米，低于近郊区11605元/平方米，这样大量城郊楼盘的推出，也有压低整体房价的作用。

因此，总体房价的合理并不意味着住房供给结构的合理，单位价格(元/平方米)的走低并不意味着每套住宅的总价位走低。北京等城市经济适用房单位价格虽有政府控制，但是由于每套住宅的建筑面积大、建筑标准高，造成每套住宅总价位过高，结果许多工薪阶层还是买不起。加之低价位住宅的地段不近人意，靠公交车上下班的工薪阶层多希望购买京城四环以内的住房，可低价位的住宅多在五环和郊外，在地铁、公交车等多种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的情况下，买经济适用房多为经济收入可观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4、炒地圈地热，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隐忧

实事求是的讲，北京等大城市房价高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中“五多”——常驻人口多、老外多、外来人口多、高收入者多和集团购买多都会推动房价上扬;但是，土地市场的不规范，炒地圈地热是造成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盘升的根本原因。许多地产商借“旧城改造”之机或赶在2002年7月1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实施之前忙着圈地，以增加自已的土地储备，致使2001年北京购置土地面积增幅达到173%，在全国名列前茅(图5)。

圈地炒地让地产巨头从中获得了暴利，地价经多次转手越抬越高，房价也就跟着上去了，这种圈地炒地热对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贻害长远。熟话说“没有能长到天那么高的大树”，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长下去。因为任何来京创业的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生产与生存的成本，短期的涨价也许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过可接受的成本，那么，北京就丧失去了吸引创业企业和人才的优势。香港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已成为其经济发展一大制约因素，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省吗?

5、房地产信贷发展 有喜也有忧

房地产是一种投入大、价值高的资产，无论其投资与消费都不离开金融的支持。从住宅消费信贷方面分析，将抵押信贷机制引入住宅市场，对于多年来习惯于追逐的“大企业”、“大项目”、“大笔贷款”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无疑是一重大突破，对于习惯了“量入为出”的广大百姓来说更是消费观念与行为的一次巨变。个人住房抵押信贷的迅速增长，不仅改善了银行资产结构，提高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盈利性”，也促进了住宅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从房地产开发信贷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增幅很小，致使国内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的比重一直在22%徘徊。相比较，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所占比重却不断上升。那么在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多年负债率高达76%的情况，自筹资金主要是依靠预售房款和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而消费者购房的预付款除一部分个人储蓄金外，相当一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因此，无论资金以何种形式出现，多是从银行的口子出去的。

那么，靠银行信贷搞投资是否会诱发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在现代信用经济社会，银行借贷作为一种融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泡沫，能否诱发泡沫取决于资金的投向和使用效率，如果将资金投向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中、低档普通住宅，投资的结果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增进社会的财富。反之，盲目地炒地、炒高档楼宇、高档娱乐设施，表面上热得不得了，实际上供求关系严重失调，泡沫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分析房地产业是否存在泡沫，银行信贷的规模、增长速度只是一个变量，关键是看资金的投向和资产的'质量。

此外，银行自身体系是否健全也是抵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关键。衡量银行体系健全的基本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坏帐率)、经营管理水平、收益率和流动资产比率等。在1997东亚危机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地产信贷占银行资产的30～40%，却能在房地产价格大幅缩水时安然无恙，因为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达15～20%，不良资产率仅为3%，而韩国、菲律宾和泰国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在6～10%，不良贷款率高达22%，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这些国家的银行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collyns，2002)。在我国银行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率居高下的情况下，个人住房信贷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应在银行资产中应占多大的份额才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在我国信用制度、抵押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如何提高房地产信贷的质量?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举措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形势看好，且此轮房地产热主要是消费需求拉动的，与1992～1993年单一的投资热有质的区别，但是，总体形势看好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和隐忧。我们认为，我国房地产业潜在的风险不在总量，在结构;不在速度，在质量。因此，对于不同的房地产热，政府的调控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根据房地产泡沫的生成机理，我们认为，防范房地产泡沫应采取如下措施：

1、从土地源头入手，规范土地市场

土地资源短缺不仅是困扰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也是困扰城市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利用相对贫乏的土地资源为全体国民提供一个公正、平等、富足和安定的发展与生存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有赖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认为：首先，应通过立法确定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以防止朝令夕改、急功近利，保障土地使用结构的合理性，为城市和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加快建设有形的土地市场，实现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公正、公开、公平。今后，国有土地无论使用者是谁(政府或其他企事单位)，土地出让都应纳入有形市场，避免“黑箱”操作的诸多弊端，且招标并不是简单的价高者得标，政府可用综合指标，包括企业的资质，以往的开发业绩、土地使用方向、开发项目的市场前景等，来确定中标者的资格。这样，政府才可以有效的调控土地供给的规模、条件、时序和位置，同时，有效地保障百姓急需的普通住宅用地供给。再次，建立土地信息系统，各城市政府应对所有待出让的土地、现有土地使用结构、规划、评估价格等信息公开，防止信息不对称为一些人圈地、炒地谋取暴利便利;第四，对违规违纪者应给予严厉的制裁，以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2、灵活运用利率、税收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

近两年的房地产热，在一定程度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刺激下形成的。在经济紧缩时，低息、减免税政策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本无可非议，但是，长期实施一种政策，或无视受益对象实施同一政策，就可能给市场一种错误的信号：多次降息、资金成本低会诱使许多企业、个人涉足于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为引导企业投资与开发更符合市场的需求，政府应适时调高投资别墅、高档公寓、高档娱乐设施、商厦写字楼的贷款利率，调高个人非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使低息政策更好地向中低收入者倾斜;各城市政府还应对高档不动产开征不动产税，并可采取累进税。这对于中国一个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有利于抑制奢靡之风泛滥，而将有限和宝贵的资源用在实现城镇和工业化上。此外，完善市场信息的供给，也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内容。

3、完善房地产金融体制 防患于未然

我国银行业是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涉足房地产信贷业务，从外部环境上讲，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抵押制度和抵押保险机制不健全，从内部机制上讲，我国银行自身存在着许多脆弱性，如资本不足、不良资产过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低等，这些都会加大房地产信贷的风险。但是，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冲击，多次下调利率利差收益缩小的压力，我国银行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新兴的房地产信贷特别是个人住宅抵押信贷则成为银行业理想的选择。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一种好资产，但持有比例过高，也会增加资金成本和经营风险，这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在美国，人住房抵押贷款仅占商业银行资产的18%，占抵押银行资产的50%，银行资金来源不同，资金的运用也会有所不同。在香港，银行要及时动态踪贷款的质量。因此，我国的银行业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能力;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信用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险和抵押二级市场的发展，这样才有利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共同发展。

4、努力提高企业竞争力，迎接21世纪的挑战

21世纪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都为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不仅是未来城市的开发建设者，还是未来城市、地域空间设计者;我们为人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实物资产、价值的载体，还有全新的知识技术、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投资与经营中少一点盲从，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炒作，多一点真诚，给消费者多一点实惠。认认真真的在产品的质量、功能与服务上下功夫，我们的房地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徐滇庆等，“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林毅夫，“东南亚金融危机值得推敲斟酌的几点经验教训”，《经济学消息报》，1998-05-08。

刘树成、汪利娜、常欣，“中国经济趋势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4月。

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众所周知，21世纪已经进入高速信息化的时代，手机，互联网等信息终端无时无刻不在干预着我们的生活，据统计，整个中国的手机用户突破5亿，互联网用户达到亿，两项数据均在世界位列第一，如此庞大的信息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不断取得突破，信息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了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新的历史高度。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几乎没有遭遇到地域的限制，这是一次全球性的浪潮。新的经济不再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不再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依托，而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而发展高技术又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为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信息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目前经济的分类有这么一种说法：一是朝阳经济，另一种是夕阳经济。多数传统产业已成夕阳经济，现代经济的主要职能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也许，对于某些国家或企业而言，今后的生产对象主要是“比特(Byte)”，而不是具体以原子构成的产品。信息经济是自9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经济形式。数字革命、互联网、电子商务和通信技术在这种新经济形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是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加速器。(一）、信息技术使知识和信息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资源。信息技术，尤其是微计算机革命和数字化革命使信息资源计算机化，把浩如烟海、杂乱无章的信息变成有序、有用、有经济价值的信息。人们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加工处理，以任何方式按用户的要求进行检索和利用，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信息，真正意义上和使用价值上把信息变成资源，进而成了现代国民经济的主要经济资源。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经济中的知识性日益明显，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企业中最关键的资产并不是资本而是智力。由于创意、信息和技术越来越成为产品的构成成分，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增大。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数量与价格，而取决于所拥有的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在新经济的客观现实面前，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把信息作为独立于资本、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一般说来，经济系统活动过程中都有三股流，即由生产资料、劳动资料等组成的物流；由劳动力和其他能源组成的能量流；以及由组织、计划、指导、协调、控制、管理等组成的为达到一定目标的信息流。信息在这里发挥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作用，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信息流中的反馈信息调节物流和能量流的数量、方向、速度和目标。信息流可驾驭经济系统中的人和物做合乎目的、有规则的活动。在同样的物质和能量的输入情况下，不同的信息输入会引起不同的经济效果，创造出不同的价值，经济系统中的信息可以转变为价值增值的一种手段。(二)、信息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更新与改造，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信息技术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它正在创立新的产业，全面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设计、制造和营销管理都已经或正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和生产线代替或减少了劳动者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计算机虚拟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降低了成本。网络技术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实现跨行业、跨地域、跨国界的合作与集成，逐步走向全球化。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国家实力的增长、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三）、信息技术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与效益。在信息时代，由于知识的大量产生、创新的不断进行、信息的迅速传递、经济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因而技术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愈益缩短。在信息技术领先的美国，30年来美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一直居世界首位，但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比例却由30年前占劳动人口总数的33%减少到17%。再过10年，还将降到12%。到了2020年将只占不到2%。现在一些自动化程度高的工厂，几乎已经不使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了。事实上，由于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90年代以来，美国持续实现高增长、高就业、低通涨，预算赤字减小，利率降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美国联邦政府商业部发表的关于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年度报告称：信息技术产业是推动美国目前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在过去5年中，虽然信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只占整个经济的8％，但美国经济增长的1/3归功于该行业的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的惊人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生产、消费、通信和娱乐方式。二、信息产业的建设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头戏，先进的IT产业将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日本将信息化的成败、IT产业的兴衰与日本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紧密联系，订下信息化立国目标，力争在5年之内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韩国认为，21世纪是知识和信息决定国际竞争力的时代，信息化、网络化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大计。欧盟则把建立信息社会与统一欧洲市场和推行欧元等重大项目并列，当作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来抓。虽然信息化已成为各国的普遍需要，但是各国的信息化战略仍然有各自鲜明的特色。事实证明，立足本国或本地区的历史和实际情况，扬长避短，不随波逐流，才能在滚滚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下面，我们看一下芬兰这个以信息化带动经济增长的个例：芬兰是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信息技术已融入芬兰整个社会。在近几年的国际竞争力评比中，芬兰一直名列前茅。究其原因，除了芬兰政府长期重视发展教育，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并增加科技投入外，还与其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芬兰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目前已获得巨大效益。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和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芬兰全国的劳动生产率目前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芬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当快，其工业劳动生产率在交通和信息产业方面甚至已超过美国。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已成为芬兰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目前，90％的芬兰企业已在互联网上建立了网站。芬兰企业普遍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大量有关生产活动和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和销售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依据，并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目前，芬兰所有工业企业都已广泛使用电脑和互联网，服务行业的绝大部分公司企业也已开始普及使用电脑。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雇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8％至18％。过去10多年里，芬兰在大力发展信息与通信产业的同时，还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其传统的森林工业、金属及机械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芬兰国家技术开发中心先后协调和资助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实施智能系统应用计划、芬兰中小企业信息化计划等项目，大大促进了芬兰传统产业的信息技术改造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通过信息技术改造，芬兰森林工业、金属及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得到加强，成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综合体，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在当前全球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芬兰政府于2003年9月通过了一项进一步发展信息社会的规划，力争通过全社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增强芬兰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消除地区之间的差距，确保全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芬兰政府力求通过这一规划达到以下目标：所有公民都有机会享受信息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并能有机会学习和掌握利用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芬兰所有的公司企业、团体和组织都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改进其服务并加强其竞争力；各行各业的员工都能具备较高的信息技术水平，确保芬兰不断获得能够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高质量的劳动力；进一步加大在科研和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以确保芬兰在利用信息技术方面继续走在世界前列。三、我国信息技术的产业战略我国传统的信息产业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对传统信息新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国家一系列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信息与信息产业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信息产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的信息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不仅需求旺盛，发展迅速，而且竞争激烈，效益提高，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倍增作用与重要地位日益突出，成为21世纪新经济的战略产业。但也不难发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许多领域在国际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在这新形势下，我国要在21世纪进入世界信息产业大国和强国的行列，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推行工业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方针，研究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的发展规律，处理好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统一决策、多层次分级管理、多元化和多样化经营的关系。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发展阶段，又面临着全球信息化的挑战和机遇，发达国家已开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建立网络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不能埋头工业化而置信息化于不顾，也不能脱离工业化现状盲目追求信息化，而应实施“机遇战略”，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用信息化促成工业化，引导新世纪的工业向高增值、高竞争力、高信息含量的方向发展，用工业化支持信息化，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物资、能源、资金、人才以及市场。(二)、分析国内外环境，注重研究和开发，抓好大型企业集团和放活中小企业相结合，运用市场机制与依靠政策法规相结合，加强协调，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与结构。收集技术、市场等信息，分析国际国内影响各部分信息产业发展的环境变化，捕捉机遇，供宏观决策和微观经营参考。这种工作在我国相当薄弱，亟需加强。增加研究和开发费用，加强研究和开发力量，使企业逐步成为研究和开发的主体。在信息产业中既有竞争性产业又有基础性产业。对前者而言，引入竞争机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后者而言，近几年来的国际经验表明，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也是提高服务质量、抑制价格上涨的有效手段。过去被认为是“天然垄断”的行业，由于技术变革和市场变迁，现在已开始程度不同地加入竞争行列。所以，运用市场机制对发展信息产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反映市场规律的政策法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和十分重要的。因为政府在信息产业发展全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没有政府的干预和协调，市场是不会自行发挥正面作用而无负面效应的。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合理，协调必须恰当。同时，这种干预和协调要及时、灵活，并富于弹性。任何盲目指挥的后果不会亚于市场的失败。政府是帮助而不是代替企业，解决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为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在全球生产链中找到本国产业的定位，积极扩展本国产业的营销渠道，并根据世界行情不失时机地调整本国产业的相应结构。(三)、从领导、规划、管理、政策等各方面，积极加强信息产业的薄弱环节，即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使其与信息产业其他部分发展相适应，并逐步发挥它对信息产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信息服务业包括数据库服务、软件服务、网络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行业，它们在整个信息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未被我国社会各界所充分认识。信息产业的其他部分都有相应的管理部门，惟有这一部分处于多头分散管理以至无人管理的状态。由于信息产业各个部分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电子工业和邮电事业等部门开始把业务范围向信息应用服务或信息增值服务延伸，出现“电子信息产业”和“信息通信产业”等新称谓，而且这两个部门在数据联网服务的领域相互交叉重叠，有所争夺。事实上，信息服务业同电子工业和邮电事业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别。为了遵循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规律，推进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理应有单独的管理部门。同时还应加强组织领导和统一规划。虽然国家计委的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在规划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国信息协会也对加快信息服务业发展问题多次呼吁和写报告，但是由于没有对口的管理部门，全国性的业务协调和规范化管理以及有关投资、财税、信贷、资费（价格）等等政策扶植，迟迟难于落实而告吹。信息服务业滞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短期内似乎不甚明显，但时间越长后果的严重性将越来越清晰。因此，需及早解决信息服务业的管理和发展问题。(四)、人才为本，教育为先，为发展信息产业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初期，曾大规模培养工业化所需的人才，并源源不断地从其他战线向工业战线输送人才。当时的一个口号是，“要造就一支产业大军”。那么，在现今信息化启动时期，我国同样需要高瞻远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为信息化所需要的发展信息产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上，应适当增加信息科技、信息工程、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等院系。在信息产业的各部门和单位内，应大力加强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在企业实践中，应物色和造就一批信息企业家。同时，还应创造条件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工作，使他们致力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合理规范信息产业领域各类人才的流动，使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发展信息产业效劳。信息产业是21世纪的战略产业，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一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中的能力和地位。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时代的规律，加速培育自己的信息产业，发展信息经济，使我国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增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节 借租税转嫁说明价值问题的种种理由。 地租现象是如此复杂，和它们有关的曾引起价值问题中的一些枝节问题的争论 的实际问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有必要来补充我们以前用土地所作的例证。我们可 以用想像的商品再来论证一遍，这种商品要选择得使它在问题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自 己的显著特征，而不致引起在地主和佃户的现实关系中不存在这些特点的非难。 但是在我们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可以借租税的归宿从旁说明价值问题。因为大 部分经济科学确实是从事于研究主要影响某特定生产或消费部门的那些经济变动在 全社会的普及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原理不能用某种租税“向前”即离开原料和生 产工具的生产者而向最后消费者转嫁、或按相反方向而“向后”转嫁的讨论加以适 当的说明。而这对于现在所讨论的那类问题是特别适用的。 有一个普遍原理，即：如果一种税加于某些人用来生产售与其他人的商品或服 务的任何一种东西上。那末，这种税有使生产缩减的趋势。这将使大部分租税负担 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小部分向后转嫁给供应这组生产者以生产必需品的那些人身上 。同样，任何一种东西的消费税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向后转嫁给它的生产者。 例如，对印刷业所征的那种料想不到的重税，会使从事该业的人受到严重的打 击，因为如果他们力图大大提高价格，即需求势必急剧下降。但从事该业的各阶层 所受的打击是不同的。因为印刷机和排字工人在印刷业外不容易得到雇用，所以， 印刷机的价格和排字工人的工资一时降得很低。相反地，厂房和动力设备，以及杂 勤人员、工程师与雇员是不会等待通过自然毁灭的缓慢过程使其数量与已减少的需 求相适应的；其中有些会很快地在其他行业中找到出路，而长期由仍操该业者所负 担的部分极少。此外，很大一部分租税势必由辅助工业如造纸业和铸型业来负担， 因为它们产品的销路有所减少。作者和出版商也会受到一些损失；因为他们不是被 迫提高书价，从而销数减少，就是让成本汲尽他们的大部分总收入而后已。最后， 书商的总销数减少，从而他们也会受到一些损失。 上面曾假定税的分布范围很广，并涉及所述印刷业易于迁入的各个地区。但是 如果它只是一种地方税，则排字工人势必迁出租税所及之范围；同时印刷厂主，所 负担的税额也许多于，而不是少于那些厂主，他们的资金更加专用，但易于调动。 如果这种地方税不能由有吸引人口趋势的任何结果得到补偿，则部分负担将落在当 地面包商和杂货商等人的肩上，因为他们的销售量将有所减少。 其次假定所课的税是印刷机税，而不是印刷品税。在这种场合下，如果印刷业 者没有他们情愿毁坏或弃而不用的半旧机器，那末，这种税不会打击边际生产。它 不会立即影响印刷量，从而不会影响它的价格。它只会中途截取印刷机所有者行将 获得的一部分报酬，并降低印刷机的准租。但是它不会影响过去引诱人们把流动资 本投于印刷机所必要的纯利润率。因此，当印刷机被用坏之后，这种税会增加边际 生产费，亦即会增加使生产者感到犹疑不决而可以自由抉择的那种费用。从而，印 刷供给减少，它的价格上涨。而新印刷机的引用只会到达那一边际，在该边际，根 据一般印刷业者的判断，它们除能支付租税外，还能给那种支出提供正常利润。 当达到这个阶段以后，印刷机税的负担分配和印刷税大致相同，只除去一点， 即：从每台印刷机攫取巨大工作量的引诱更为加大。例如，较多的印刷机可以实行 双班制，尽管夜班会引起特殊费用。 现在我们就把租税转嫁的这些原理应用到我们的主要例证中去。 第二节 上节所讨论的租和准租与价值的关系之例解。 让我们假定，有几千块比钻石硬的大陨石落在一个地方，因此，人们立刻把它 们拣起来，再拣就没有了。这些陨石能切削各种东西，势必使许多工业部门发生革 命；而陨石的所有者在生产上占有特殊优势，它会提供巨大的生产者剩余。这种剩 余一方面完全是由对它们服务的需求的迫切性和大小，另方面是由陨石的数量来决 定的。它不会受取得更多供给所用成本的影响，因为按任何价格也不能再生产出一 块来。生产成本确实可以间接地影响它们的价值，但那是用硬钢和其他材料制成的 工具的成本，而这些工具的供给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聪明的生产者惯于 用任何一块陨石来完成用这种工具同样可以完成的工作，则那块陨石的价值不会大 大超过在这些次要用途上和它同样有效的那些工具的生产成本（减去折旧）。 因为陨石是如此坚硬，以致不会受磨擦的影响，所以，它们也许在全部工作日 内都在被使用着。如果它们的服务是很有价值的，那末，为了使它们提供最大的服 务，加班加点，甚或实行二班或三班制也是值得的。但是它们被用得越厉害，它们 每次追加的服务所提供的纯报酬也就越少；从而就说明这一规律，即：不仅土地， 而且也有其他各种生产工具，如果被用得过于厉害，势必产生报酬递减。 陨石的总供给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当然任何特定厂商要买多少就几乎可以买多 少。在长时期内，他预其他用在陨石上的支出提供利息（或利润，如果他自己工作 的报酬也包括在内），正如同仿佛他购买的是一架机器，它的供给可以无限增加， 因此，它的价格同它的生产成本几乎一致那样。 但是当他一旦购买陨石之后，诸生产过程或借助于它们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需 求的变动，也许使它们所提供的收入成为他的预期收入的两倍，或只是二分之一。 在后一场合，它类似于从那样一架机器所得到的收入，这架机器没有最新的改良， 只能赚取一架成本相等的新机器所能赚取的二分之一。 陨石和机器的价值同样都是它们所能赚取的收入的资本还原，而这种收入又是 由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的纯价值决定的。收入获得力，从而各自的价值，并不取决于 它的生产成本，而取决于它的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但是在机器的场合下，那种供 给是由和它效率相同的新机器的供给成本所制约，而在陨石的场合下，却没有这种 限制，只要现有的陨石是用来做任何其他东西所不能做的工作的话。 试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因为不论谁购买陨石，都是从其他生产者 那里买的，他的购买实质上并不影响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一般供求关系。因此，它 不影响陨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仍然是陨石在那些需要最不迫切的用途上所提供的 服务之价值的资本还原。断言买主从代表服务价值的资本还原的价格上预期正常利 息，等于断言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由那些服务的价值所决定，这是一种循环 论。 其次让我们假定，这些陨石并不是立即都被发现，而是散落在公共土地的地面 上，只要大力搜寻，还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着一块。那末，人们的搜寻陨石只会到 达那一点（或边际），在该点，寻找陨石的可能利益，在长时期内恰够补偿所用劳 动和资本的支出；在长时期内，陨石的正常价值就是使供求保持均衡的那种价值， 而每年所找到的陨石的数量，在长时期内恰是正常需求价格等于正常供给价格的那 一数量。 最后，让我们把陨石这一场合和通常用在加工工业中的轻型机器和其他设备的 那一场合加以等同对待，办法是假定陨石是易碎的，而且很快就会磨坏；并假定有 一种取之不竭的源泉，从它可以按几乎不变的成本迅速而有把握地得到追加的供应 。在这个场合，陨石的价值总是和该成本大致相等； 需求的变动对它们价格的影响极小，因为价格稍有变动，就会很快地使市场上 的陨石存量发生巨大的变动。在这种场合下，从一块陨石所得到的收入（减去折旧 ）总是和它的生产成本的利息十分接近的。 第三节 续前。 上面的许多假设是不断地从一个极端伸向另一个极端的，在一个极端，取自陨 石的收入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地租，而在另一个极端，它宁可同自由资本或流动资 本的利息列入一类。在第一个极端场合下，陨石是不能用坏或毁灭的，而且它的数 量也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它们有被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的趋势，而在这些用途上它 们是这样应用的，以致增加陨石的供给以适应某种用途的需要，如不取自它们所提 供的纯服务至少具有同样价值的其他用途是不行的。可见，几种用途的应用边际是 由陨石的固定数量和在不同用途方面对它们的需求总额的关系来决定的。这些边际 一旦如此决定，对其使用行将支付的价格，是由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边际所提供的 服务的价值来表示的。 加于陨石而征自使用者的等一税，将减少陨石在各种用途上的纯服务，所减之 数等于税额。这种税将不影响陨石在几种用途上的分配；也许在由于重新调整的磨 擦阻力而引起某些延缓之后，它将全部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上。 在我们假设链条上的另一个极端，陨石的毁坏是如此之快，按几乎不变的成本 得以再生产又是如此之快，以致陨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 将迅速引起可用陨石数量的变动，因此，那些服务永不能提供一种大大高于或低于 取得追加陨石所用货币成本的正常利息。在这种场合下，当一个企业家计算行将使 用陨石的任何定货的成本时，他在行将使用（和耗损）陨石的时期可以把利息（或 利润，如果把他自己的工作也计算在内）列入，作为该定货的一部分主要成本或直 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陨石所课的税，会全部落在那个人身上，他甚至在实行这 种税不久之后接受了借陨石来生产的一批定货。 假定陨石的寿命和新陨石得以供应的速度处于中间阶段；我们发觉，陨石借用 者所必须支付的费用和陨石所有者在任何时候从它们所能取得的收入也许与其成本 利息（或利润）暂时有所差异。因为陨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 动，会使它们在它们的边际使用上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有很大的提高或下降，即使 在生产它们的困难方面没有巨大的变化。如果由于需求的变动，而非由于陨石成本 的变动的这种上升或下降，在讨论任何特定企业或任何特定价值问题期间多半是大 的，那末，对那种讨论来说，陨石所提供的收入与其说近似于陨石生产成本的利息 ，而不如说近似于地租。在这种场合下对陨石所课的税有减少用户所付租金，从而 有减少取得追加供应的投资引诱的趋势。因此，它减少供给，并迫使那些需要用陨 石的人把租金逐渐增加到一点，在该点，租金和陨石的生产成本完全相抵。但是这 种调节所需要的时间也许是很长的。在这个期间，大部分税会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 上。 如果陨石的寿命和我们所述的使用陨石的那种生产过程比较起来是长的，那末 ，陨石的存量也许超过它们特别宜于做的各种工作所需要的数量。其中有些几乎是 闲而不用，这些陨石的所有者计算他恰愿生产的那种边际价格时并不列入陨石价值 的利息。这就是说，有些成本就持续长时期的合同或其他事件来说被划成直接成本 ，可是就仅仅短时期的某特定事件来说却被划成补充成本，而这种成本在商业清淡 时是要加以考虑的。 当然，在长时期内，所索价格应当抵偿补充成本和应当抵偿直接成本是同样重 要的。一种工业由于甚至不能对投于发动机的资本提供低廉的利息，和由于不能补 偿逐日消耗的煤和原料的价格一样，在长期内势必破产。正如同一个人由于得不到 食物或由于带上镣铐而势必停止工作一样。但是人不吃饭也能继续工作一日，而如 果他带上镣铐，他就立即不能工作。同样，一种工业在整个一年甚或一年以上的期 间也许而且往往相当活跃，虽然在那个期间除主要成本外所赚无几，而固定设备也 不得不“白白地使用”。但是如果价格跌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不能支付当年用现金 所购买的原料、工资、煤和照明等费用，那末，生产势必立刻停顿。 这是生产要素所提供的被视作地租或准租的那些收入和被视作当前投资的利息 （或利润）的那些收入（减去折旧和维修费用）之间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虽说是 根本差别，但它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生物学有趋势证明，动物界和植物界具有共同 的来源。可是，在哺乳动物和树木之间仍存在着根本差别；而从较狭隘的意义上说 ，橡树和苹果树之间的差别是根本差别；同样，从更狭隘的意义上说，苹果和蔷薇 之间的差别也是根本差别，虽然它们都属于蔷薇科。这样，我们的中心理论是，自 由资本的利息和旧投资的准租逐渐地融合在一起，即使地租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 一大类中一个主要的种。 第四节 续前。 此外，不论在精神世界或物质世界中，自然界从来没有把纯粹因素和其他因素 分割开来，从严格意义上说的纯粹地租是极其罕见的。差不多所有的土地收入都多 少含有某些重要成分，而这些成分是从投在建筑房屋、棚舍和排水等方面的劳动产 生的。但是经济学家学会了识别日常所说的地租、利润和工资等这些名词所指的那 些混合物的各种性质。他们知道在日常叫做工资的这一混合物中含有真正地租的成 分，在日常所谓的地租中含有真正的劳动报酬等等。总之，他们懂得把化学家作为 自己的榜样，他探求各种元素的本性，因以处理商业上普通的氧与苏打，虽然它们 含有其他元素的杂质。 他们知道差不多所有实际使用的土地都含有资本的要素；由于人为了生产而投 于土地的劳作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和不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产生的价值是需要加以分 别论证的； 在讨论普通所谓“地租”，其实从较狭隘的意义上来说并非全都是地租的那种 收入的任何特定场合下，必须把这些论证的结果加以综合。论证综合的方式取决于 问题的性质。有时只用机械的“力的合成”就够了；较多的是必须酌计各种力量之 间类似化学的交互作用；而在差不多所有那些范围很广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对生 物学上的增长概念势必要加以注意。 第五节 稀有地租和级差地租。 最后，简单谈一下“稀有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地租都是稀有地租，所有的地租也都是级差地租。但 在某些场合下，把用适当工具同样使用的某特定生产要素和劣等要素（也许是边际 要素）所提供的收益加以比较来计算该特定要素的地租，是方便的。而在另一些场 合，最好是直接考察需求和用该要素来生产那些商品所需要的资料的稀缺或丰裕的 基本关系。 例如，假定现有的陨石都是同样坚硬，同样不易毁坏的； 假定这些陨石都操于某个别人之手。再假定他决定不利用垄断权来限制生产， 以便人为地提高它的服务价格，而是把每块陨石充分使用到它能被有利使用的程度 （这就是说，使用到强度这样大的边际，以致产品只能以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 刚够它的费用和利润，而对陨石的使用不提供任何剩余）。这样，陨石所提供的服 务的价格势必由它们服务总量的自然稀缺性和对那些服务的需求的关系所决定；而 剩余总额或地租最容易被看成是这种稀有价格和陨石使用费总额之差。因此，它一 般地被视作稀有地租。但是相反地，它可以被看作是陨石纯服务的总价值超过假如 它们所有用途像它们边际用途那样无利时所达到的总价值的级差差额。如果陨石为 不同的生产者所有，而他们又由于互相竞争而不得不把每块陨石使用到再用就无利 可图的边际，那末，上述论点也完全是适用的。 上例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为阐明这一事实，即：用“级差”和“稀有”的方法来 计算地租是不以劣等生产要素的存在为转移的：因为按优等陨石的边际使用和按在 完全不值得使用的边际上的那些劣等陨石的使用，都同样可以清楚地作出有利于陨 石在各种较有利的用途方面的级差比较。 由此可见，劣等土地或其他生产要素的存在有提高优等要素地租的趋势这一见 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却是真理的反面。因为如果劣等土地被淹并且完全不能生产 任何东西，那末，其他土地的耕作势必更加集约化；所以，较之该地提供少数产量 时，产品的价格较高，而地租一般也有所增加。

看看下面这个经济学论文范文怎么样，也是用某种经济学原理解释某种经济学现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10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身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候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反”。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当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和被别人占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无人看管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怪。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便宜的机会。相反，如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豹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宫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观。小结：收入差距大未必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造成差距大的原因何在。把账算清楚，可以避免产生忿忿之情，剥削也就不再可能。经济交往中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内部摩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