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税收收入的研究论文

———纳税意识与现代税法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为什么要纳税？这常常是一个看似肤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总是宣传”纳税光荣”，”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为什么要纳税”这个关键问题。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开始，帝王向他的臣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赋税瑶役，以满足自己享受及统治国家的需要，成了约定俗成、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加于庶民百姓身上的赋税是单方向的、义务性的、强迫性的，帝王及他庞大的国家机器是税收权利的无条件享受者。纳税人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是纳贡和索贡的关系。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权来源于公民选举产生，民选政府代表所有国民管理国家，维系政府费用支出、支持政府正常运作的依然是税收，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渡，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正的关系。 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通俗而言是，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我花钱纳税是为了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而不是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每个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与行为自由，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无端侵扰，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少年》一书中说：“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第二是提供公民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疑，广泛的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两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要求于国家的。 因此，国家向每个公民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公共产品，保障每个公民有广泛的权利，作为这种服务的回报，公民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是应当和正当的，权利和义务应当一致，不纳税就好象当一名”逃票的乘客”一样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所谓的纳税意识，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完整结合于一体的，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来说，既有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提出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约”早已成了现代税法的法理基石。”个人纳税能力”指必须以纳税人自身的负担能力为依据确定纳税额，体现公平，不得苛征、少征，“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勒索。“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西方国家的税制以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因此越有钱就纳税越多，这样有助于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资源过分集中。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所得税的征收比重一直低于流转税，造成税收调节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遏制两极分化的功能大大弱化；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国是“富人的天堂”，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18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敛”。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 ）。从18世纪至今，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法律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法律就不是好法律，我国的法律家总是忽视这一点，过时的法律就如恐龙，而恐龙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完善的市场法律促成了它的消亡。

税收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税收，是支撑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支柱。按时交税，是每个公民必不可少的义务。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共和国前进的基石，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尽管税收如此重要，可还是有些人要逃税，死活不肯交。这是对祖国不负责任的表现！祖国养育了你，而你却不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人，是被大家所唾弃的。“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纳税光荣，逃税可耻，有了税收的支持，社会才会稳定进步，而发展又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民生又是税收的来源。你瞧！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依法纳税，何乐不为？

我与税收征文------我们都是纳税人 自有国家起，税收也便应运而生，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完善。纵观我国历史发展进程，历朝历代的君王无不把减轻税负、轻徭役作为立国之本。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而每一个公民，都是纳税人，对于这些，有些人会产生疑问，我们又不做生意，也没有上过税，怎么会成为纳税人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比方说，我去商场买一瓶洗头液，那么在付洗头液的价款中就已经支付了增值税与消费税，如果单位给职工发工资超过1600元钱，也要给国家上税，如果我们想改善居住条件，购买一套新房，购房价款中已也包含了房产税、营业税等。同样，如果买彩票中奖了，在银行存钱取利息时，都要支付20%的个人所得税。而我国政府为了扶植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已取消了农业税。总之，税收多种多样，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国家收取了这些钱又做些什么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它又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因此，税收的作用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是共和国的基石，是经济平衡发展的保障。 从深处说，税法很抽象，也难以理解，但是通过上述的几个例子，会让我们看到税法的具体性，也便于理解，如果有兴趣深究的话，不妨借几本有关税收的书看看，一定会对税收加深理解、受益非浅的。 扬荣弃耻——从依法诚信纳税做起！ 也许有人会问，扬荣弃耻，同依法诚信纳税有什么联系？这句话问对了，扬荣弃耻同依法诚信纳税的关系可大着呢。且听我细细说来： 只有扬荣弃耻，才能提高依法诚信纳税的遵从度。现在我国的税收意识还很淡薄。人们对税收带有偏见。几千年的旧税收制度，是剥削阶级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在人们传统的思想上对税收有一种抵制心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国家和税收性质的改变而消除。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有一部分人，总是削尖脑袋，想空了主意，用尽了办法，盘算了又盘算，想在国家税收上“捞一把”，能偷就偷，能就，能逃就逃，并把偷逃税作为一种本事和能力。纳税人税收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是导致税收大量流失的直接原因。 依法诚信纳税是祖国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就拿保康来说吧，改革开放以来，保康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翻开《保康县志》，最早的县城城墙周长仅有1717米，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保康县，赛猪圈，堂上打板子，河边大听见。如今展示给我们的是“十里长街、百家企业、千幢楼房、万家灯火”花园般的县城。保康面貌焕然一新，一跃成为全省的旅游热县，文明城市。保康面貌的巨大变化，税收功不可没。当我们漫步在新街，散步在紫徽广场的时候，深深感到城市建设的大大改善。我们保康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全山区农业县，全县财政收入去年刚刚过亿元。文化、教育、卫生、城镇建设等公益事业资金从哪里来？要靠财政拨款。财政拨款从哪里来，要靠税收。 只有把扬荣弃耻落实在诚信纳税上，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经济。中国的建设需要税收，而税收又呼唤依法诚信。国外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只有纳税和死亡不可避免。由此可见他们的税收诚信度。近年来，国家税务机关正在建立纳税人信用机制，对纳税人进行分类管理，让不同信用程度的纳税人享受不同的待遇，信用程度高的，优先办理各项涉税事宜，并在某一个时段免予稽查，对信用差的，严格跟踪监控，对偷逃税的“无信”纳税人，予以严厉打击，从而倡导依法诚信纳税。如果没有扬荣弃耻的思想，何来依法诚信纳税的好风气，如果没有诚信纳税的好风气，何来足够的财政资金搞好保康建设，改变全县面貌就等于一句空话。 保康县尧治河村就是一个明荣耻、依法诚信纳税的典范。与神农架原始森林相邻、有着大森林的原始与梦幻，更流传着尧祖圣地、野人故乡的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曾经是特困村，但经过10多年矿电滚动发展，一举告别贫困，跨入全省300强村，人均贡献国税万元，创造了让人惊叹不已的神话。尧治河村的龙头企业——尧治河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开立来累计交纳国税超过四千万元，仅2006年入库国税790万元，在保康县年度国税排行榜中列第二，成为全县纳税最多的磷矿企业、乡村企业和人均交税最多的全县纳税第一村。谈及纳税意识，国税部门不禁赞叹：尧治河人致富靠的是艰苦奋斗精神，在纳税意识方面也堪称全县楷模，村党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孙开林，企业法定代表人许列奎等支持税收工作更是没说的！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大声疾呼，扬荣弃耻，要从依法诚信纳税做起，提高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个人所得税改革（论文）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产生的作用，即减轻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降低基尼系数。并通过经济学原理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使中等收入阶层收益最大，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的结论。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标准 消费理论 改革效应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也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逐步成为各地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国家征得的75%的个人所得税却来自中低收入者，这显然与当初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国酝酿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延续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尽管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会造成短期内的个税减收，但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仍是我国税收增长潜力最大的税种之一。再者，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将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形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体现了国家积极鼓励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向。同时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调整个人所得税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 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 本次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将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立足于调节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给工薪阶层减轻税收负担，增加消费。按有关部门的计算，我国城市居民年消费支出月为1143元，将扣除费用确定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证基本支出得到满足后略有结余，这是顺应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费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调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阶层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满足前就需缴纳所得税，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发展经济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一宗旨的。本次个税改革的取向在于减税，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将减轻，甚至根本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亿元，其中65%来自于工薪阶层。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财政可能因此减少280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每年可减少280亿元的纳税负担，也就意味工薪阶层增加可支配收入280亿元。根据税收乘数原理，280亿元的减税可形成社会需求1120亿元。据国家税务总局预测：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全国个人所得税的减收部分占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亿元的16%左右。（二）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目前所得税种中最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种。在降低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所得税在调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进新手段，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关键。本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提出了对富人进行重点征管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提出了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将以前的单项申报改为双项申报，即将原来由纳税人所在单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改为高收入者的工作单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否则视为违法。条例规定，扣缴义务人都必须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这就形成了对高收入者双重申报、交叉稽核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实施条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确的定义：“年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的个人”。 （三）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国统一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如果对高收入地区实行高费用扣除标准，低收入地区实行低费用扣除标准，反而将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这将与个税本来的调节意义背道而驰。目前，各地实行统一的纳税标准，对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将产生很大益处，西部相当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该地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将会减轻，有利于鼓励消费，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在所有税种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收入进行二次平衡。富人和穷人是财富分配链中的两端，要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财富，用来补贴穷人。而在我国近十多年来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达到，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凸显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而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占收入或消费总额的50%，但是，这20%的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竟然只有10%。这充分说明，个税不但没有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调节”，相反，这种财富的二次分配还处于一种“倒流”状态中。长期“倒流”下，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贫富差距仍将继续加大。有人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只有通过政府的税收强制手段才是完成“调节”的最有效方式。对比中国这样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个税政策无疑可以借鉴。新加坡总理发布税务报告称，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数的93%，意即：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新加坡政府另外对市民有各种补贴，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补贴和交税平衡后，都有净入账；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净出账，2003年富人的平均净出账是万新币。富人承担几乎全部的个人所得税义务，政府收缴上来以后通过补贴等方式实现对穷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纳税活动中付出义务，穷人从纳税活动中获得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有效的个税“调节”状态。中国公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个税制度的归位中。税收制度对广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对降低基尼系数有明显的作用。 二、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个人收入增加产生的效应 （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减收也就意味着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即期可实现的购买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消费需求的大小和强弱。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大量的假说。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1. 消费理论 （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2）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消费不是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3）弗里得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得曼将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弗里得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变动，人们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函数关系。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4）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上述消费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尤其是稳定收入的确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而本次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正是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稳定而持久的收入。2.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分析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将不断上升，预计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险、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消费的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某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为，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全国约有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加，消费开支绝对量也会增长，同时投资类消费比重也将随之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三、 结束语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大幅提高8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对国民经济发展必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