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楚以为项羽本色不过为一骑将,这只是项羽复杂个性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项羽在当时乃至后世都称的起是一个大政治家,只不过这个大政治家,生不逢时,其出手的政治措施与时代不合,故导致失败。先说项羽的政治眼光。项羽在楚怀王帐下,不过为一偏将,随宋义出征救赵。而宋义因一言偶中,被破格提拔为全楚武装力量的部指挥后,便碌碌无为,畏敌避战,与齐国割据势力相勾结。这时项羽当即向其指出与秦战钜鹿的重要性,但为宋义所拒。事实表明,项羽的主战是对,而宋义的避战是错。钜鹿一战,秦王朝便没得救了。秦将章邯归降项羽后,暴戾的项羽并没有将其杀掉。如果项杀章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项羽之祖项燕死于秦人之手,其叔项梁直接就死于章邯之手。但项羽没有杀章。这里推测其内心考虑可能有二,一,灭秦已为当时的大势所趋,接下来就有安定秦地的问题,如果不在秦人中寻找地位高者为盟友,则秦地之定,就是一个未知数。二,当时楚怀王号令天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自以为能笃定先入关,为防万一起见,立章邯为雍王,造成既成事实,以免有人先入关的情况发生时,用此法箝制对方。事实证明,这一手不为无用。刘邦居然用一支弱旅先行入关灭秦。而项羽立章邯之举就很有先见之明的意味。项羽的分封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认定其为有意搞倒退。吕思勉先生有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项羽想做秦始皇,也是不可能的。周骋先生有言,秦统一搞的声名狼藉,大一统显然为当时思想认识所拒,分封是当时的唯一选择。而项羽的分封也是很有心机和技巧的。撇开公正性不说,分封的结局,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有利于项羽的统治的。因为项羽诛灭秦降卒,封秦三降将,这三降将无颜面对秦人,其在秦统治是不稳固的,因而只能在政治上依靠项羽。史称项羽用三秦降将封刘邦出蜀之路。实际上,刘邦在蜀之封,何尝不是对秦三降将的制约,令其不敢稍萌叛志。因为刘与项毕竟是楚怀王帐下结为兄弟的战友,刘不论受到多大的委曲,在对三秦与对项羽的立场上,肯定是倾向于后者的。清人恽敬对项羽立都于徐州有一个相当高明的见解,即彭城为天下之脊,彭城定,而天下定。其以为项羽的分封已将从彭城到三秦一线都安置了项氏自己的人,或以为是他自己的人。如殷王司马昂,是项羽从赵将直接提拔起来的,河南王申阳也是项氏从赵将直接提拔起来的,此二人是位居彭城至三秦道的北面。南面有黥布、共敖、吴芮,此三人原本都是楚将,被项羽提拔到王的地位。如果三秦有事,受攻击或反叛,项羽都能立即畅通无阻地前往出事地点。而三秦对项氏的依附,又使得南北二线的诸侯国不至于生异心。这种布局之巧妙,非一骑将所能设想。但项羽心思巧妙却于事无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的种种作为已先验地决定了他不可能成功。其最早的失败是杀秦降卒。但秦卒不杀也不行,试想二十多万秦兵夹在四十万诸侯联军中入秦,一旦生变,又如何得了。于是杀是当时的一个出路。而对项羽来说,即是日后的死路。因为秦以暴政治天下,项羽继之以暴,当然是没有前途的。只是这个差使历史地落在他的手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有办法,现在看来也只有一条。即,入关以后,项羽便激流勇退,让楚怀王出面收拾残局,或情况还可为。但项羽又岂肯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主持天下事务的权力。他只有失败这一条路好走了。今天我们看楚汉战争,总以为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实际上,整个汉代都认为项羽的各项才能均在刘邦之上。而且公认刘邦是百战百败而有天下。如果项羽只是一个简单的勇士,怎么可能取得如此战绩。有一个情况可能一直不被人重视,即,整个楚汉战争,始终是刘邦盯住项羽,如果项羽那么不济,就让韩信或曹参跟他干就是了。当时的情况或者是,只有刘邦的才气才能和项羽抗衡,他人都不行。而韩信的出场,只是在项羽气数已尽的情况下打落水狗而已,并非真的能吃定项羽。如果韩信真能在军事上超过项羽,那么楚汉战争的历史又简单的多,只要让韩信出面在荥阳一线击溃项羽,所谓擒贼先擒王,项羽一灭,其余诸侯自当不在话下。但没有这个选择。古人身在其中,其利害关系当比我等后人明白。只好让当时稍逊于项羽的刘邦亲自出马,抵住项羽,哪怕是接二连三地丢盔卸甲也不换人。本来就没人可换嘛。所以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所谓奋其私智,当是指其才智在常人之上。如果项羽真如我们今天认识的那么简单,智力低下,又怎么能在汉军群雄的联合攻击下支撑三四年。汉人扬雄有言: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而项羽则是明显的独智,故其失败了。扬雄的认识,就是整个汉代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才智不敌的情况下,刘邦仍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代表了时代潮流的胜利。项羽的政治水平可能不像我们现在共认的那样低,但其因年轻,也犯了相当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向来不为人重视,即,在钜鹿击败秦军后没有抓紧时间进兵,以致让刘邦先行入关。须知,项羽胜秦于钜鹿时,刘邦还没有正式开始击秦。刘的部队还在砀郡一带,而且人数很少,估计不过万人,还是在夺取了魏国的一部分军队之后才达到这个数字的。刘邦正式击秦的时间是秦二世三年三月后,即项羽胜秦的三个月之后。如果项羽及时进兵,很可能会在刘邦之前入关。那样一来,所有的主动权都在项羽手里,也用不着再干夺刘支配关中权力的一幕了。是什么原因使项羽这员勇将如此麻木,现在已不可考。会有这样一种可能,项羽在与秦决战于钜鹿之后,实力也受到很大消耗,他要等增援部队比如番君吴芮部之类。在取得了诸侯上将军之后,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要摆平,也是耗时间的事。这样就失去了最佳时机。项羽的年轻还使他犯了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即,项梁战死之后,秦将章邯并没有继续对楚腹地进攻,而是掉头击赵。项羽与刘邦慌慌张张地从北面退回到彭城一带重新集结。其实项羽与刘邦对秦将章邯的以往战绩是全胜,他和刘邦所部又是楚国之精锐,完全用不着惊惶失措,完全可以在章邯北进的时候给予狠狠一击。章邯击败项梁,估计也要有损失,刘、项此时出兵拦击,极可能大胜秦军,从而一举奠定胜局。但项羽及刘邦都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个决策是两人作的,所以刘、项二人均犯了大错。如果不出错,那么,楚国的指挥权就不会落到楚怀王手中,项羽日后也就不会因杀害楚怀王而背上政治黑锅。这一错误,为项羽日后的生涯埋下了覆灭的祸根。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强人所难。因为日后不论是项羽,还是刘邦,他们的作战都令秦人吃足了苦头,而这种能力是他们退守彭城时就已经具备的了。司马迁在项羽、高祖本纪中都说楚怀王恐,而徙都彭城,这是冤枉了楚怀王。因为彭城较之于其原先所都之盱台离战场更近。倒是《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写了项羽及刘邦恐而退兵。这才是历史的真实。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个老外说过的话,具体名字就记不太清了,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听到这句话有好久了,最近却突然想就这个问题写点东西。上面的话如果说的通俗一些就是说我平常对于某个事情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去做了,我们经常这样想所以也经常这样去做,这种行为多了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是不容易改变的,就如某老太太每天到点都跑楼下买份北京晚报一样,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会看,有人问她,她说习惯了,每天到哪个点就下楼转转,顺手就买份晚报回家,天天都这样,要哪天没下楼没买报就会不舒服,这种习惯久了后就成了一种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在中国从来都是成者王败者寇,成功的让后世景仰,世人称道,而失败者则会万夫所指被世人所不霄,但项羽却是一个例外,项羽最后败在了刘邦的手下,自刎在乌江边上,虽然他败了,但项羽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将军,一个让人望其项背的大英雄,刘邦虽然胜了,但我们更多的听到人们在骂刘邦夸项羽。有人说是刘邦打败了项羽,有人说是韩信打败了项羽,但我认为是项羽自己打败了自己,在那个年代,除了他自己,没人可以打败项羽。项羽小时候学文但不感兴转而习武,他叔叔对他说武习的在好不过是敌一人敌十人,要敌万人就得习兵法,项羽听后很感兴趣,转而苦读兵书,同时也习文练武,那时候有一句话叫:楚人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即便是楚人只有三户了,最后也一定会灭掉秦国的,项羽从小志向远大,他暗暗立志要推翻暴秦。曾有个故事,说是项羽年少的时候看到秦王带一帮人浩浩荡荡在江中游玩,秦王被众人护拥好不气派,项羽看到了就对身边的人说:“彼可取而代也”,令旁人大惊失色,他叔叔在边上看到了,知道项羽非常人也,志存高远他日必成大器。项羽精通兵法,力能举鼎,文武双全,同时具有先天的领导力和不凡气度,他懂得带兵最重要的是要立军威,项羽一向言必行,行必果,他武力过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同时能征善战,机智多谋,带兵打战同样所向无敌,仿佛出世就是与众不同的大人物大英雄。项羽除了上述特征外,最重要是他非常的自信、坚强,果敢,威猛,这样无比的自信,使他很少相信别人,他只相信自己,他个人能在万敌之中进退自如,百万雄兵指挥起来同样应对自如得心应手。同样他也刚愎自用,性情暴戾,因为他的能力之优秀他常常目中无人,口出狂言,一般人在他眼里都是凡夫俗子,极少有人能让他敬佩。最大的错误不是鸿门之上没杀掉刘邦,而是对于韩信的轻视,韩信本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韩信熟读兵书,有谋略有胆识对军事之事了如指掌,能忍他人跨下之辱就是为了不负身平所学,为了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在项羽帐下时虽是小兵一个,但每每都能未卜先知,对项羽的作战思路了如指掌,后来在钟离昧推荐到项羽亲帐下,让项羽授他一个好职位,可是项羽偏偏对自己过份自信,目中无人,他虽然知道韩信有谋有略对作战之事更是有独到之处,但他看不起这个曾经的胯下小人,他没能用他,这是项羽最失败的地方,虽然英雄一世,但没能逃过世俗的境界,以有色眼睛来对待韩信,他认为韩信这样的人如果也当了将军那将对他项羽的不敬,会给他项羽丢人。项羽的失败一、缺乏谋略和视野,不具备政治家读 司马迁《史记》得知: 项羽,是一位英雄。天生神力,"吴中子弟皆惮之"。其志向博大高远。他很讲信义,只因允诺了项伯"善遇"刘邦的进言,他不顾亚父"示之者三",于鸿门宴上放走了罗网中的刘邦。当兵败乌江时,他拒绝登上乌江亭长的救生船,面对身后的丛林干戈,他笑对死亡,气概何其豪迈。英雄项羽最终自刎死掉了......耳畔怆然响起悲歌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折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至死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为时运不济。然而,真的只是时运不济使然吗?有人说: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谋士范增之言,以至放"虎"归山,招致最后的失败。这一失败看出项羽是一个在政治上看不清方向认不清真假的人,又在险境中不能急中生智,化险为易的人,怎么能领导众人走向成功呢?二、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1、目光短浅、自满自得 足勇少智、缺乏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细读史书可知,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只宜做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却不具备一种帝王的胸怀。他真正的失误不在于杀没杀刘邦,而是误在自身不能克服的性格弱点上,就算他于鸿门宴上杀了刘邦,以后也一样会败于张邦、王邦、李邦。2、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且看一下《史记》中的几个小片断:新安。章邯率部归降。项羽不是对降兵善加督导,化为己用,反因害怕降卒不服而"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丰鸿门。闻刘邦欲关中称王,项羽大怒,欲以四十万大军击压刘邦十万军。刘邦恐,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卑曲称臣,高颂项王。项羽显然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意,遂听从项伯言而"善遇"刘邦。这就有了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而"项王默然不应"的千古遗憾。入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令"秦人大失望"。既灭秦。有人劝说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此时却心怀东归意,说:"人富贵了不回归故乡,就如同穿着好衣服在夜里行走一样,谁能知道呢?"劝者见项羽目光如此短浅,不由意冷心灰,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大怒,"烹说者"。汉二年冬。因封侯不当,田荣起兵反叛。项羽平叛后,"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这样的例子不必一一列举下去。项羽的性格弱点贯穿了一生的始终,他似乎并无意加以改变,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英雄来说,是他的致命伤。他的成长过程,只是一部勇猛成长史,却忽略了对更高层次人格的追求和塑造。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不过是一名强悍的勇士而已。你看下面的吧,对项羽为什么放刘邦分析的很有独到之处项羽。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正因为项羽性格复杂如此,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便产生了一些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更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如高中语文部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就给予许多的否定词语:不善用人,不听臣言,骄傲自大,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放虎归山,导致楚汉战争的失败等等。上海高中语文教材H版所选《鸿门宴和涪关宴》一文,更是通过项羽释刘邦与刘备释刘璋的对比,轻易地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作了否定评价:“当时,楚霸王项羽不听从范增的劝告,在宴会上轻易地放走了刘邦,最后落了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也作此论。郭兴良、周建忠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就有这样的字眼:“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我眼中的项羽》“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豪气干云的诗句,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为西楚霸王项羽所唱的一首颂歌。但无论这诗句包含了多少对项羽的崇拜和敬仰,历史却终于将这一代枭雄、一方霸主定位为一位悲剧英雄。然而,这决不是我眼中的项羽,而理由主要有两个: 首先,不可否认,项羽最终走上了死亡的不归路,但正如李清照诗中所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他一生叱咤风云,不曾受过半点屈辱,也从不委曲求全;即使是死亡,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若生不能成为“人杰”,那么不如成为“鬼雄”。永远只做人上人,又有什么不好呢?何悲之有? 其次,他的自高自大并非毫无理由,他仅凭自己的实力闯天下,能以勇猛善战,显赫一时,并在击败秦军,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最终成为一代枭雄,雄踞一方。他在战场上睁目叱敌,使敌将“目不敢视、手不能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史记*项羽本纪》);他大败汉军,追逼得刘邦三番五次抛弃儿女而逃窜……而这一切,都足以成为他骄傲的资本,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一味批判他的性格弱点呢? 项羽也许的确莽撞了些,刚愎了些,但在我眼中,他只是一个坦率、单纯、刚强、自信的青年。项羽自杀时,刘邦已经是五十六岁了,于是那个素朴的的青年败了,而老于世故的刘邦取得了天下——历史犹如一枚硬币,正面是帝王,反面是贼寇,属于项羽的那枚硬币,在落地的瞬间被命运的手指不经意的拨弄,于是翻了个身,于是刘邦成为了汉高祖,项羽却只留下了一首《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轩昂, 灭强秦兮在疆场。 时不利兮乌江上, 乌骓鸣兮空悲伤 注: 按史,项羽至垓下,与汉战不胜,入於壁,汉兵围之数重。韩信使军中皆作楚歌之声,项羽夜闻,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夜起饮帐中,悲歌忼慨,欲与虞姬相别。自为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虞姬和之。因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而虞姬因取剑自刎。於是羽乘骏马,麾下壮士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平明,汉军觉而追之,於是重瞳无光,兵散势去,至於乌江毕矣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1.西汉后期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扬雄口吃,不善言谈,而以文章名世。汉成帝时,经同乡杨庄的引荐,应召入宫为给事黄门郎。王莽篡权后,校书天禄阁,官至大夫。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谓之“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扬雄在散文方面也可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2.扬雄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 西汉学者、辞赋家。字子云。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辞赋外,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扬雄在《法言》中还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书为典范。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 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 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 因此,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 ,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 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有杨墨塞路 ,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 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他的语言学的代表作——《方言》,也正是模仿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写成的。《尔雅》和《方言》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尔雅》除了诠释“古今异言”之外,还搜集了大量的“方俗殊语”;而《方言》也同样是诠释“别国方言”和“绝代语释”。不过,这两部书编辑体例虽然各异,但它们都是按照词义不同来归类的。其不同点主要有二:第一,《尔雅》的内容主要是“古今异言/以今言释古言;而《方言》的内容则主要是以通语释方言。这两部书若能互相配合使用,那就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方言》是扬雄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说,扬雄治《方言》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凡九千字”,共十五卷。我们所能见到的今本《方言》是晋代郭璞的注本,只有十三卷。‘’至于字数,据清代学者戴震的统计却有11900百多字,比应劭所见的本子多出了将近三千字,可见这些字均为郭氏以前的学者所增。扬雄死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方言》当在此年脱稿,由此可以想见,扬雄也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编完全书就离开了人世。《方言》所记载的方言殊语所属的区域极为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甚至连朝鲜北部的方言也均有所搜集。“它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真可谓“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罗常培:《方言校笺及通检•序》)我看罗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方言》的释词体例大致与《尔雅》相似,它虽然没有象《尔雅》那样明确地标明门类,但也基本上采用分类编次法。比如第八卷是诠释与动物有关的词:虎、獾、鸡、猪等等。第九卷是诠释与器物有关的词:戟、矛、箭、剑、盾等等。第十一卷也基本上诠释与虫豸有关的词:蜻蛉、蝗螂、蚍蜉、蟒等等。其方式是:先举出一个词语来,然后说明“某地谓之某”,或“某地某地之间谓之某”。比如卷十一释“蝉”的一条说: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其大者谓之�,或谓之蝒马;其小者谓之麦蚻,有文者谓之蜻蜻,……大而黑者谓之(音栈),黑而赤者谓之霓……。这不仅把蝉的异地异名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把蝉因大小、颜色不同,其称呼也各异的情况,讲得明明白白。比如我们读孟郊的《征蜀联句》:“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蚻(Zhá札)。”这个“蚻”字一查《方言》就解决了,是指小的蝉而言。这就比《尔雅》那种只用一个词来解释几个乃至于几十个同义词要精密而准确得多。就《方言》记载的内容看,也还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冲破了区域限制制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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