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的毕业论文

浅析现代标志中的文字创意摘要：文字不仅是标志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发挥人聪明才智的设计载体。文字在标志中的具体应用，不仅仅是作为视觉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具有深层含义的精神内涵，展示了这个时代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现代标志中的文字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标志主体赋予它的伟大使命。关键字：汉字 字母 数字 综合 书法 民族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文字从来没有象现在一样呈现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从丰富的商品到精彩的电视节目，以及街头缤纷夺目的广告……文字及其符号包围了我们，无处不在。文字不仅是标志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发挥人聪明才智的设计载体。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字体符号无疑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视觉感染力。通常所讲的文字设计，包括汉字型、字母型、数字型。字体作为人类传达思想的一种视觉符号，本身就包含有特定的造型意念。以文字构成的标志，文字既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又是具有视觉识别符号特征的符号系统。文字不仅表达概念，同时也通过视觉的方式传递信息，具备了传达语言概念和强化视觉识别的双重功能，因此普遍为设计者及其客户所看好。汉字型汉字经历了上下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化，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深广的宝藏。中国文字久远的历史，文字结构、虚实、承转的规律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自身的图案美，通过笔划、结构加以美化、变形、夸张、组织等就能创造出形式感强烈、个性鲜明独特的标志来。现举例分析：王国伦教授的92国际拍卖会标志源于汉字“拍”的字体形象，运用标准字体，只是将“白”字一撇重构处理，就传达了一锤定音的专业性形象。简洁明快，凝练概括。中国铁路的标志设计也是笔简意周，将“工人”二字作艺术处理，合而为一呈符号图形，几乎不需任何多余的赘饰，简明扼要描绘了火车头和铁轨端面的形象。王粤飞先生为香格里拉干红设计的标志，直接用汉字“香格里拉”构成，只用藏文形态加以处理，就传达了醒目的效果，既揭示了藏族文化内涵，同时又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汉字是表达思想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图画文字”，从一开始就有着形象的依据性和高度概括的标识性，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传统形式、地方风格、民族特征，大大地丰富着标志的表现形式，其特有的造型语言越来越多地在标志设计中有所体现。今天的汉字形式早已发展为一门形式独特，并可鉴赏把玩、陶冶性情的书法艺术。从字体上的草、隶、篆、行等，另有民间的云、水、如意纹等象形文字，都是我们进行创意的源泉，是其他任何文字无可比拟的优势，充分利用和开发，就能创造出民族性与时代感高度统一的标志。 字母型随着我国设计行业与国际化接轨的步伐加快，字母标志应用也日渐广泛，正大显身手施展着不可替代的魅力。英文26个字母作为设计师发挥创意的源头，其几何形的外部形态，变化多端，可塑性极强。运用到标志设计中，常常构思巧妙、造型独特。每个字母皆可单独设计成标志，利用字母内空间变化，笔划变异、装饰等手法，丰富其造型。尤其多字母组合更具有表现力和挑战性，通过各种技巧运用组成庞大气势，来表达预期的构思意图，比如局部视觉焦点，文字组合图形，重复韵律感等。韩家英先生为新大洲设计的标志，以企业英文名称首写字母“S”为设计要素，简洁富有变化，粗犷的“S”代表了新大洲的坚实基础和实干精神，与“S”相连的弧线，仿佛大鹏展翅，冲击力强烈，标明新大洲公司勇于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广东银城酒店的标志是由陈汉民教授设计的，取“S”为造型元素，涵盖了Satisfactory（满意），Silvery（银），Safe（安全）。整体又似连环的“S”,寓意国家、集体和个人全面发展，阴文 “H”则代表Hotel（酒店）之意。标志简约易懂且内涵丰富。 应用字母的标志创意，重点在字体的个性和编排设计上，形式创造要突破常规，依据字母各自的性格特征，对其进行相应的夸张美化，以独特的图形符号再现，增强其联想性特征，才会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审美感受。 数字型阿拉伯数字作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符号，可以超越各民族语系的障碍，正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型标志的应用，主要以阿拉伯数字为主，尤其是0－9这十个数字，简洁而易于变换，加以造型变化运用到标志设计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风格独特，形态变化无穷。操作中常要根据美术字的造型，辅以图形化的联想与发挥，去达到良好的视觉效应。 数字型标志尤其大量运用于企业周年喜庆和各种纪念活动等题材，为提升人们对标志记忆值发挥着重要功效。这方面的典范有：第九届全国美展的标志，以四个“9”字为创意主线，其概念取向为1999年的第九届，四个“9”同时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于1949年，四个“9”又组成一朵绽放的花蕾，象征“美”的盛宴。书法用笔来表现“美术”的特征，主题明显。著作权70周年活动，以汉字“著”为设计题材，将“土”和“日”结合，加入了数字“70”的元素，稍加变化，便使主题一目了然，简单明了，效果突出。 综合型 标志设计以形达意，以意造形，手法不拘一格。综合型是指文字、图形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有汉字与图形的组合，也有字母或数字，要适时选择合适的搭配。有一定相近的文字和图案的结合会更容易进入境界，利于随心所欲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综合应用是字和图的共存共生，兼顾两者形象，都要有识别性，是在似与不似之间追求标志设计的最高境界，也恰是其趣味之处。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任白慈善基金标志，以“任白”两字为切入点，这是源于粤剧大师任剑辉与白雪仙的纪念基金。“任”、“白”两字具有图形意蕴。另有演戏用的扇子，表示两层汉字：第一是扇子作为一种道具，可以借以象征戏曲；第二是“扇形”与“善心”谐音，两扇重叠代表任、白两个的共同心愿。标志以字与图的完美结合很好的渲染了主体思想。高中羽教授的北奇神茶标志，以汉字“北”为主要设计元素，并用西方的形象素材进行改造，使“北”字的身上长出天使的翅膀，形成字图合一的形象，贴切自然。 中国传统书法的应用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中最辉煌的冠冕，是中国的国粹，它的构成不过是几种简单的墨色线条，然而确是“造型之造型，抽象之抽象，动静之交汇，时空之凝聚，自我之至深至微的表现。”（李砚祖）。书法艺术是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得到启示，靠了单纯的线条架构，匠心结体而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绎出千变万化的视觉艺术形象，形成了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畅、草书飞动流转。从某种意义说，中国汉字的演化历史，就是中国人运用线形设计艺术的历史。在今天，这种线形设计已经走向全世界，成为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常常借鉴的艺术创造手法。靳埭强先生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位，他的许多标志作品，都有中国书法艺术的渗透，甚至把书法直接用于设计中。比如“丽晶酒家”，运用三个六角形的“日”字组成一个“晶”字造型，代表盛载佳肴的盘子，而盘中的美味则是用三笔墨色来表现的，同时又是“日”字的一横，揭示了酒店中式口味的经营特色。“一品廊”也是以毛笔书写的“一”字代表东方艺术，与英文首字母“A”结合，表现了画廊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还有熟知的“喜之郎”果冻，标志采用草书字体、走势及大小安排，整体表达一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中国申奥会徽等，无不体现着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源泉。傅抱石曾经说过：“中国艺术最基本的源泉是书法，对于书法若没有相当的认识与理解，那末，和中国一切的艺术可以说绝了姻缘。”中国书法艺术正是这样从古至今都在启发着、丰富着中国的艺术与设计，同时体现着老庄“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思想，成为艺术家和设计师久用不衰的法宝 。 中国民族艺术的渗透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彩陶纹饰、漆器、雕刻、民间绘画等，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龙凤纹、如意纹、合耳兔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反映了民族审美意识。倍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整体结构是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既体现了北京的“京”字，又是舞动的人，同时还蕴涵着中国结、五环的图形，体现了体育、奥运精神，使标志既有强烈的现代审美特征，又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借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来表现，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横与直的平行线，形与势互相结合，表达了服务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中国极为丰富的传统图形资源在它的发展和演变中，以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是设计师用之不竭的宝库。 另外还有花饰字体的浪漫优雅、飘逸灵动；变体字风格特异，视觉冲击力强等等。文字随着商业的发展，正在愈发展现出新的风采。近年现代印刷字体的出现，给字体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新的标志造型从简洁明了的现代派风格走向追求“自然、随意、繁复”的“后现代派”风格，更使文字的创意走向一个五彩缤纷的天地。文字源于生活，它的创意空间是极为广阔的，其在标志中的具体应用，不仅仅是作为视觉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具有深层含义的精神内涵，展示了这个时代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标志主体赋予它的伟大使命。

薛锋.周祖荣 书法艺术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期刊论文] -包装工程2005(6) 吴振韩.顾媛媛 浅析中国书法笔触对现代汉字标志设计的影响 [期刊论文]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贝莉 论汉字标识设计的象征性意象表现 [期刊论文] -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3(3) 论当代标志设计与传统图形艺术的互融 [1]《设计与工艺》《设计与工艺》编写组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标志设计中对汉字的运用》傅或《美术大观》2002年第3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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