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