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行使学位授予权论文

【高校能否作为行政主体？】能。

【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能。

【有相关司法解释吗？】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有真实案例吗？】有。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1）行提字第1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甘露。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北京大学教授。

委托代理人湛中卓，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暨南大学。

法定代表人胡军，该校校长。

委托代理人李伯桥，该校教师。

委托代理人陆宇星，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甘露因诉被申请人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709号行政判决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行监字第6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生效判决可能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以（2010）行监字第1023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甘露的委托代理人湛中乐、湛中卓，暨南大学的委托代理人李伯桥、陆宇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709号终审判决认定以下事实：甘露原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2005年间，甘露在参加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科目的撰写课程论文考试时，提交了《关于“来着”的历时发展》的考试论文，任课老师发现其提供的考试论文是从互联网上抄袭，遂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要求重写论文。甘露第二次向任课老师提供的考试论文《浅议东北方言动词“造”》，又被任课老师发现与发表于《江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东北方言动词“造”的语法及语义特征》一文雷同。2006年3月8日，暨南大学作出暨学[2006] 7号《关于给予硕士研究生甘露开除学籍处理的决定》，给予甘露开除学籍的处分。甘露不服，向广东省教育厅提出申诉，广东省教育厅于2006年5月16日作出粤教法[2006] 7号《学生申诉决定书》，认为暨南大学对甘露作出处分的程序违反《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影响甘露的陈述权、申诉权及听证权的行使，不符合《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责令暨南大学对甘露的违纪行为重新作出处理。暨南大学收到广东省教育厅的决定书后，于2006年6月1日将调查谈话通知单送达给甘露母亲赵小曼，并于当天就甘露违纪事件进行调查。2006年6月2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向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建议给予甘露开除学籍的处分。6月6日，暨南大学研究生部向学校领导提交有关给予硕士研究生甘露开除学籍处理报告，建议对甘露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6月7日，暨南大学将违纪处理告知书送达给甘露母亲赵小曼，并制作了告知笔录。2006年6月13日，赵小曼将陈述、申辩材料交暨南大学。暨南大学也对甘露陈述申辩作了记录。2006年6月15日，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给予甘露开除学籍的处分，并将给予甘露开除学籍处分的意见提交校长办公会议进行讨论。6月19日，暨南大学召开2006年第16次校长办公会议，会议决定同意给予甘露开除学籍的处分，并制作了暨学[2006] 33号《关于给予硕士研究生甘露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以下简称开除学籍决定），对甘露作出开除学籍处分。6月21日，暨南大学将处分决定送达给赵小曼。6月23日，暨南大学又通过特快专递EMS将开除学籍决定寄送给甘露。2007年6月11日，甘露以暨南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及处罚太重为由，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暨南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决定并承担案件诉讼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2007)天法行初字第62号行政判决维持了开除学籍决定。甘露不服提起上诉。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暨南大学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第六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或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及时向学生公布。《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五)项、原《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本案中，甘露两次抄袭他人论文作为自己的考试论文，其行为属于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在任课老师已经指出其错误行为后，甘露仍然再次抄袭欺老师，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不严谨的。暨南大学认为甘露违规行为属情节严重，主要证据充分，甘露认为其行为属考试作弊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在学校处理过程中甘露书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委托母亲接受了暨南大学的调查、进行了申辩，暨南大学处理程序并未影响甘露行使法定权利，甘露认为开除学籍决定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在适用法律方面，暨南大学根据法律授权制定了本校的学生管理规定，并依照该规定对甘露作出开除学籍决定，并无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指出的是，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已对开除学籍情形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暨南大学在开除学籍决定中没有引用该规定不妥，但该瑕疵不足以影响开除学籍决定的合法性。综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07)天法行初字第62号行政判决维持暨南大学的开除学籍决定正确。因此，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甘露上诉，维持原判。

后甘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以(2010)粤高法行监字第6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驳回其再审申请。

甘露向我院申请再审称：其作为暨南大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在修读学位课程现代汉语语法专题时，先后两次上交的课程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属实。但该课程考试形式是以撰写课程论文方式进行的开卷考试，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违反了考试纪律，应按违反考试纪律的规定给予处分。但这种抄袭行为并不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项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 第五十三条第（五）项规定所称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违纪行为。暨南大学适用《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 第五十三条第（五）项规定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分程序不合法，且处分明显偏重。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并撤销开除学籍决定，责令暨南大学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直接将开除学籍决定变更为其他适当的处分，同时赔偿因诉讼多年而支出的交通住宿等直接支出费用89601元和因丧失学习机会造成的间接损失及精神赔偿100000元。

暨南大学答辩称：学期课程论文作为研究生修读课程的考试形式之一，也是研究生在学习期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研究生理应严格认真对待。甘露连续两次的抄袭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丧失了作为一名学生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应按照《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进行处理。即便如申请人所述，其行为属于考试作弊行为，而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仍然可以给予申请人开除学籍处分。因此，开除学籍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并驳回甘露在原一、二审期间未曾提出的赔偿请求。

本院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在复查期间和提审后，曾先后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但暨南大学坚持不自行撤销开除学籍决定，而甘露则坚持在暨南大学不自行撤销开除学籍决定情况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或者赔偿，因而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庭审后，甘露再次向本院书面说明，因已经失去5年最好的光阴，其已不愿意回到学校修完学业。

本院认为，高等学校学生应当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并遵守高等学校依法制定的校纪校规。学生在考试或者撰写论文过程中存在的抄袭行为应当受到处理，高等学校也有权依法给予相应的处分。但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遵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特别是在对违纪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受教育权的处分时，应当坚持处分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做到育人为本、罚当其责，并使违纪学生得到公平对待。违纪学生针对高等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利的处分决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并可参考高等学校不违反上位法且已经正式公布的校纪校规。

《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五)项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暨南大学的上述规定系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制定，因此不能违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应条文的立法本意。《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列举了七种可以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处分的情形，其中第（四）项和第(五)项分别列举了因考试违纪可以开除学籍和因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可以开除学生学籍的情形，并对相应的违纪情节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五）项所称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系指高等学校学生在毕业论文、学位论文或者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著作，以及所承担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中，存在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情形。所谓“情节严重”，系指剽窃、抄袭行为具有非法使用他人研究成果数量多、在全部成果中所占的地位重要、比例大，手段恶劣，或者社会影响大、对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形。甘露作为在校研究生提交课程论文，属于课程考核的一种形式,即使其中存在抄袭行为，也不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援引《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五）项和《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二审法院判决维持，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开除学籍决定已生效并已实际执行，甘露已离校多年且目前已无意返校继续学习，撤销开除学籍决定已无实际意义，但该开除学籍决定的违法性仍应予以确认。甘露在本院再审期间提出的其在原审期间未提出的赔偿请求，本院依法不予审查。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709号行政判决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07)天法行初字第62号行政判决；

二、确认暨南大学暨学[2006]33号《关于给予硕士研究生甘露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违法。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0元，由被申请人暨南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郭修江

审  判  员：段小京

代理审判员：耿宝建

二О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徐  超

学术规范，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学术规范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学术规范的法学思考

[摘要]大学内部学术失范的根源在于学术权力的滥用，具体体现为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欠缺、学术权力的公共性缺失、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文章立足法学视角，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为基点，探析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并为学术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提供制度设计，即学术权力应遵循程序正义原则，恪守学术性特质以及健全学术权力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学术权力 学术规范 学术责任

[作者简介]夏民(1967- )，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江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教育法学。(江苏 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法治思考”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SJD82000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187-02

大学中的学术失范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其性质、原因及其解决路径的分析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颇有见地。本文试图从法学的视角，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为基点，探析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并为学术权力的规范化行使提供制度设计。

一、学术权威与学术失范

大学是知识之府，大学的基本职能可以概括为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在大学，个体之间拥有的知识并不等同，某位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内学术造诣深、学术水平高、学术影响大，成为其他学者心目中受尊敬、受崇拜的人物，就会被称为学术权威。学术权威的影响力既非出自于行政组织中的地位，也非沿袭传统的家族权力，而是以学术人员自身的学术修养、学术成就、学术魅力等因素为基础的个人威信和威望。通常没有保障其作用发挥的制度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定影响对象。学术权威一旦与校长、院长、处长等大学中的行政地位相结合，就会使其影响力明显增强，既出于个人的权威，又源于组织的因素。

学术权威是大学名望的象征。世界范围内大学的声誉与排名，往往取决于其具有的享誉海内外的学术权威的质量与数量。恰如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齐先生所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学术权威作为大学中学术和学科的带头人，对大学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学术权威能立足学科发展的前沿，洞察学科发展的脉络，引领学科发展的走向，推陈学科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学术权威作为大学中左右学术权力的重要因素，在众多学术人员汇集的学术组织中，能平衡学术人员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促进学术组织内部形成合理的梯级人员结构，保持学术组织的和谐稳定。因此，大学应该善待学术权威。但学术权威本身特殊的地位容易引发封闭、偏执和保守的倾向，甚至出现学术权威挤占学术资源、垄断学术话语体系、限制学术研究空间等不良现象。对此，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曾明确提出批评：“科学创新最大的障碍往往来自于某些具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同时有自己成熟的研究框架，所以有时会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后者可能被看作是对他们学术地位和权威的挑战。”事实上，作为传统学术圣地的大学，目前在学术研究计划、经费申请、研究行为、研究评审和研究报告等学术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背离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现象，尽管不能完全归责于学术权威，但与学术权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

二、学术失范的权力因素

1.大学学术权力的程序合法性欠缺。这里提及的学术权力程序合法性主要指从权力产生的基础和行使方式来看，学术权力是否遵循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大学内部相关的自治性规范文件所规定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其合法性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学术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学术组织成员组成欠缺合法性。大学中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行使着教授治学的职能，决定着教师职称的评定、学生学位的授予、教学科研成果奖项的推荐等重要学术事项。但学术组织成员的组成不是由教师或教师代表选举产生，而是由大学中的党政部门指定产生。这样产生的学术组织很难真正代表教师群体的意愿，学术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受到置疑。二是从学术权力行使的角度分析，学术权力未能遵循透明、公平、回避等程序要求。由于学术组织的成员指定产生，缺乏选举所要求的准入与更换机制，人员更迭比较缓慢，学术组织成为遍布“熟人”的机构，彼此之间容易形成利益链，进行利益的勾兑与交换，透明、公平、回避等程序要求则往往成为摆设。以学术管理中的项目遴选为例，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是，有许多环节的匿名评审与回避原则被规避，评审专家对于自己工作单位的申报者、或与自身关系密切的申报者并没有做到回避原则，直接导致了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

2.大学学术权力公共性的弱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性”包含了权利与义务的均等性原则，即“特定文化传统中成员所共享某种利益，并继而一同承担对应义务的性质”。学术权力植根于学术，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所以，就应然的意义而言，学术权力是学术共同体的公共权力，应当公平地赋予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以体现权力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彰显学术自由和平等的理念。遗憾的是，这种理论逻辑并没有转化为实践行为。在学术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学术权力的主体通常是某个社会体制中的成员，其日常行为主要与该体制发生联系，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维护自我利益的行为倾向，继而或潜在或明确地将这种行为趋向带到学术事务管理与资源分配中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学术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这方面显著的例证是西方大学讲座制度的变迁。讲座教授制度曾为近代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教授权力的膨胀，该制度消极的一面，如垄断研究资源、压制新生力量等不断浮现。到19世纪末，西方大学讲座制已变得僵化，讲座制的教授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对其研究领域内新兴专业采取打压措施，不允许其成立新的研究所或开设独立的讲座，严重阻碍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为了捍卫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讲座制逐步瓦解，转向系科制。 3.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权力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既然学术组织及其成员被授予一定的权力，就应当对相应的权力行使的结果负责。责任机制缺位学术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行使的无序与无度。美国著名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就曾对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缺乏监督机制、责任机制有着深刻的认知，他在《学术责任》一书中提到：“回顾历史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方面，即使科学家们对某些学术不端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他们宁愿保持缄默，也不将此类行为公之于众。另一方面，某些专门委员会或小组在调查具体事件时行为也比较浮夸草率，在制度执行中也没有遵循严格的程序。”在肯尼迪看来，学术失范问题的处理机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无奈，根源在于责任机制的缺位。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缺位，大学内部弥漫着对学术权力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使得大学中最重要的学术组织――学术委员会，被戏称为“学术居委会”。“大学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应该捍卫学术研究的尊严，但在当下高校权力框架下，学术委员会经常出现失语的现象，无法具备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发挥其效力，更像是‘学术居委会’。”

三、学术权力的规范行使

1.学术权力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程序正义理念下的法律制度，坚信实体正义是无懈可击的，并且只是程序正义结果的衍生物或副产品。程序正义维护的是程序规则的权威，程序公平体现的是任何人没有超越程序规则的特权。学术权力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学术组织成员的产生要体现民主原则，即要将学术组织成员选拔的时间、地点、规则和条件公开，选举产生，防止组织或个人指派，杜绝暗箱操作，以消解权力相对人对学术组织权力正当性的质疑。学术权力运作要遵循严格的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旨在消除权力运行过程中利益关联人造成的不利影响，依此原则，在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与权力相对人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学术组织成员应自行或强行退出，以公正权力行使的公正性。保障权力相对人的相应权利，现代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管理对象不是单纯的行为客体，也不是简单的受动者，为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需要程序的双向互动，将管理对象纳入权力行使过程中，使其通晓权力行使的状况。完善相对人申诉及对话制度，对话渠道的畅通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重要因素。当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学术决议时，应及时告知其该决定的理由，听取其意见并告知其享有的法定权利救济渠道。

2.学术权力要恪守学术性特质。学术权力恪守学术性特质的根本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行使的主体只能是学者，而不能是行政官员。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基于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不是源于行政职务和职级。二是学术权力作用的范围只能是学术事务，而不能是对其有重大利益诱惑的非学术事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大学权力的两种不同取向，两者在取得方式、性质、地位、作用范围、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不可混同。三是学术权力作用的目的是保障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既要完善保护学术自由的外在制度，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规范，反对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又要培育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彰显学术独立精神，提升学术道德水准，严惩学术失范行为，营造宽容学术氛围。

3.健全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认识到学术责任的重要性，曾就加强学风建设问题提出了“八个提倡、八个反对”，其中有“提倡学术批评、学术责任，反对一团和气、恶语伤人”的提法。实际上，将大学学术权力放置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不难发现，大学自身所具备的历史责任感，大学不能再简单地以学术自由为借口逃避责任。“既然现代大学在科学创新和学术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我们认为，责任感是大学固有的内涵，大学不应回避该问题，它应该对实验开发中的研究成果承担一切责任。”健全的权力责任机制是大学存续、持久并担负起社会责任的重要保证。为了将学术权力的责任机制落到实处，建立学术纠纷解决机制不可或缺。要审视现行的司法解决机制，法官长于案件事实认定和诉讼程序的掌控，但对于超越自己专业知识之外的学术判断则束手无策。因此，司法介入学术纠纷的法律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完善学术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途径在于设立学术纠纷仲裁制度。“仲裁制度源于公民之间的私法领域，并最终延伸至与权力相关的公法领域，它同时具备公法与私法的双重特点。这一特质与学术纠纷兼具公私特征是耦合的，也是仲裁制度得以介入学术纠纷领域的情感基础。”学术纠纷仲裁制度通过设立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庭来裁决纠纷。仲裁委员会在具体裁决案件时，由争议当事双方从仲裁委员会设立的专家库里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庭根据案件事实，在公开、回避、自愿、充分辩论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和科学原理作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公正裁决。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J].读书，2004(1).

[2]陈韶峰.试论学术评审中的委员会决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3(5).

[3]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J].社会学研究，1997(4).

[4](美)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魏英杰.患有软骨病的“学术居委会”[N]，中国青年报，2005-12-26.

[6]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李昌祖.高校学术纠纷的司法有限介入[J].教育评论，2008(4).

学术规范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并未对“学风”、“学术规范”等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学术研究一旦失范,可能会导致学术腐败。如果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危害性没有清醒认识,便会对学术自身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学风 学术规范 学术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①以社会科学界、人文科学界为主,包括自然科学界在内诸多学科的学者广泛参与,对学术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有关学术规范的讨论

最早对学风问题、学术规范讨论进行梳理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先生。1998年《中国书评》复刊号发表了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一文,第一次提出学术规范讨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也正是这篇《备忘录》,基于当时种种学术失范现象的描述,对什么是学术规范化,要不要规范化和如何规范化等问题,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2000年9月,《学术界》杂志第5期发表了井建斌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九十年代学界新的关注热点》一文,该文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补充了1999~2000年学术规范讨论的材料和作者通过采访所获得的一些材料”。②2002年2月28日,杨玉圣主办的“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胡杨的《建树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自然辩证法通讯〉“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讨论综述》一文,该文对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进行了现象总结,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树学术规范、打击学术腐败的具体措施,并对《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开展的持续一年多的大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2002年4月16日,“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及其启示》一文。与前面三篇文章客观地介绍各方观点、描述学术失范现象,并加以适当点评所不同的是,周祥森对学术规范讨论究竟肇始于何时、学术规范讨论的深层背景究竟是什么、如何界定学术规范等有关学术规范讨论的实质性、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分析,并明确提出:“这场历时十余年并仍在发展着的学术大讨论,是新旧中西冲突和大变革时期学术范式转换的必然产物,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学人关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本土化、国际化努力的有益探索”。③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讨论分析较为透彻、考证较为确凿、总结较为全面。与此同时,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杂志社或编辑部还与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组织召开了关于学风问题、学术规范的研讨会,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建设的宏观角度来研讨学风和学术规范问题,从而推动了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讨论的不断深入。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学风问题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在整个学术界虽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却普遍得以开展的同时,由于学风不正、违反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学术腐败事件却在近年内屡被批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学术规范”相关概念及其解读

学风。就个体而言,学风是学习者主观的精神因素在学习和探究过程中的内在和外在的综合表现。它既反映了学习者学习素养的高低、学习意志的强弱和学习志向的远近,又反映了学习者在选择研究方法、构建思维模式中的某种倾向,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预示着学习者学习探究活动的成败。就某个正常的学术领域或某个正常的学术共同体而言,学风是沟通交流的桥梁、团结协作的纽带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动力。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应有身正为范的崇高师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研究精神、明确合理的治学方法,否则不仅做不好学问、做不好学者、做不好教师,还要误人子弟。因此,学风问题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是涉及科学精神、治学态度、教书育人,事关教育成败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高校学风建设。

学术规范。邓正来认为:“所谓规范化问题,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如何建立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和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学规范化的学术建设应当包括科研和管理两个方面。在科研方面,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涉及到:操作层面,要有研究者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知识层面,要有基本的、大致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和概念系统;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在科研管理方面,课题论证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发表论文要有正规的审稿制度,成果评价要有科学标准等等。⑤在众多的讨论文章中,以上这两种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学术规范涉及的具体范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学术规范的界定既应当包括理念和价值的层面,也应当包括程序和操作的层面。因此,所谓学术规范,可以认为是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并为学术共同体中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学术价值观念和学术行为模式,具体包括学术道德规范、学术研究规范、学术管理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五个方面。这样的界定避免了对学术规范琐碎的现象性描述,将学术规范具体化在不同的学术研究阶段,同时便于对学术失范现象加以明确的分类。

学术腐败。学术研究中不遵守规范,产生“失范”行为,并超越了某种界限,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即可能进一步堕落为当前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重点揭露和批判的“学术腐败”。笔者认为,所谓学术腐败,是指违反了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形成,并为绝大多数教科研人员认可的学术道德准则、学术价值观念和学术研究规范,采取一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堕落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导致当前高校学术腐败行为日益为社会所严重关注的原因,是由于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场所、是探究学问的地方,大学教师学风不正引发的学术失范现象甚至学术腐败行为不仅有可能使我们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落空,学术研究丧失最宝贵的原创性,还有可能击穿社会的道德底线、导致全社会的道德“雪崩”。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或许不会马上得以表现,但却并非没有可能。

学术为何需要规范

学术腐败尤其是高校学术腐败不仅亵渎了学术尊严,玷污了学界圣洁,腐蚀了大学教师队伍,违背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阻碍了学术发展创新和人才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影响到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落实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对学术发展的严重妨碍。学术活动作为知识的传承、研习、探索和应用活动,需要对于客观真理的热诚追求和忠实服膺。学术的发展,离不开那种奠立在客观性、诚实性和无私利性基础之上的高尚的学术道德,离不开追求原创性的强烈的创新动机。政治求公、经济求利、学术求真。学术共同体是一个以“求真”作为自己主导价值的共同体,其运作秩序主要是靠学者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来维持。

对于社会进步的阻碍。在每一时代,站在探求知识和真理前沿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师的精神气质,总是起着引领时代思想的作用。特别是近代,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人文思想开始具有了它的现代形态。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以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把中国的人文思想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文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转型期发轫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由于此,知识分子才得以被称为社会的精英和时代的精神脊梁。如果这些人腐败堕落,将严重阻碍社会的整体发展。

潜移默化而又极其顽固的渗透性、蔓延性和扩散性。有人曾对中国的职业声望进行过调查,选择了当时(1998年)社会上最有代表性的14种职业,对国内7所有代表性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城市的被调查人均将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排在职业声望排行榜的第一、二位。⑥这充分说明整个社会对知识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信任和期望。如果连为人师表的大学教师也难以抵御社会腐败的侵袭,那么,何以通过教育去教化社会?要避免或拯救学术腐败所可能或已经导致的学术发展危机、社会精神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抵制和反对学术腐败的任务,无论这是未雨绸缪也好,还是亡羊补牢也罢。(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副教授)

注释

①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③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大变革时期的学术规范讨论及其启示”,http://www.省略,2002年4月16日。

④邓正来:“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1995年第2期。

⑤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⑥夏学銮:《转型期的中国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要看具体案由。如果民事法律关系淡然不是行政范畴。通常其行政职能为学位的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高校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单位，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行使授予学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的职权。因此不管权力的行使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是事业单位组织，只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千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所规定六种除外情形，都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旦其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性质，并处分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或影响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实现了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就应当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北京大学女博士于艳茹因涉嫌论文抄袭被母校撤销博士学位一事尚未尘埃落定。

6月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决定程序违法，亦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撤销之前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同时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认为这一诉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于艳茹案”是我国首个因涉嫌论文抄袭导致博士学位被撤销的行政诉讼案件，记者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终审判决后，记者曾辗转联系上了于艳茹，但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一审：北大撤销学位程序违法，不支持恢复学位诉求

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2013年7月5日，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并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她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2013年1月，在读博期间，她将撰写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以下简称《运动》）向《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投稿。

同年5月，临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她提交了答辩申请书及科研统计表，《运动》被她作为科研成果列入答辩申请书，注明“《国际新闻界》于2013年3月18日接收，待发”。

当时，连同《运动》提交的还有她已发表在核心期刊的4篇论文及其他3篇未发表的论文。

2013年7月23日，在于艳茹拿到博士学位，毕业18天后，《国际新闻界》才刊登了《运动》一文。

时隔一年多后的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称，于艳茹在《运动》中大段翻译原作者的论文，直接采用原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

随后，北京大学成立专家调查小组调查于艳茹涉嫌抄袭一事。2015年1月9日，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称其在校期间发表的《运动》存在严重抄袭。

北京大学称，依据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收回学位证书。

于艳茹不服，相继向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均未获支持。2015年7月，她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并判令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今年1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由北京大学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海淀法院认为，学位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未对撤销博士学位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撤销博士学位涉及相对人重大切身利益，是对取得博士学位人员获得的相应学术水平作出否定，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被诉撤销决定之前，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保障于艳茹享有相应的权利。

本案中，北京大学虽然在调查初期与于艳茹进行过一次约谈，但此次约谈系调查程序。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未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因此，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海淀法院还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中仅载明依据学位条例、《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未明确具体条款，故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

一审判决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称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一审判决后，北京大学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上诉。

二审：即便没有规定，也应保证程序公正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了北京市一中院的终审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北京大学在上诉中提出了三条理由：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在作出撤销学位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约谈属于调查程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于艳茹提及最终处理结果的问题；尽管撤销决定中没有列明具体法律条文，但这不表明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存在。

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针对第一个焦点，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

针对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已履行正当程序。

北京市一中院还认为，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相对人难以确定援引的具体法律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撤销决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终审判决生效后，北京大学通过官微表态，尊重法院的判决，依照相关程序处理，但也将继续严肃学术规范，对任何违反学术道德、抄袭剽窃的行为绝不姑息，切实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据了解，在诉讼过程中，于艳茹认为，她涉嫌抄袭的那篇论文不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只是一篇课外作品，不应该因此作为撤销她博士学位论文的依据。而北京大学方面则认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论文，只要论文存在抄袭，就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根据北大校规和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依法撤销其博士学位。

另外，双方对“在校期间发表”这个概念也有不同理解，于艳茹认为，《国际新闻界》发表其作品时，她已经从北大毕业了，所以，不属于在校期间发表。北大方面则认为，论文的创作、投稿、发表是一个过程，于艳茹涉嫌抄袭的论文在她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材料中，当时已经列入“待刊”一栏中，所以属于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资料图

专家：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处罚过重

“两审判决都回避了实体问题，没有就撤销学位是否具备条件及撤销学位本身是否违法作出确认，而是以程序违法撤销决定。实际上，在北京大学补正程序后，还可以继续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此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法研究中心曾经两次召开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

刘莘指出，从实体分析，北京大学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是不合理的。她说，虽然学术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这给了学校以撤销学位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但是在运用这项权力的时候，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应当对舞弊作伪行为进行区分。

“于艳茹申请学位的时候报了4篇发表4篇未发表的论文，被指抄袭的属于未发表的文章。北大申请博士论文答辩的条件是要有不少于两篇发表的论文，她不罗列4篇未发表的就已够申请博士学位。”刘莘说，被指抄袭的论文和于艳茹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关联，至于涉嫌抄袭，杂志社已公告说明，已给其在学术界带来不利影响。行政处罚法有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放之用于四海，过于严苛不符合人性，也缺乏合理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和撤销的条件应该是对应的，排除于艳茹被指抄袭的文章，她仍旧符合获得博士学位的标准，撤销学位是不合理的。

两次研讨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中的第五条规定均被学者提及。该条规定：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从该条规定来看，于艳茹的行为属于惩罚对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洪雷指出，尽管学位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学位条例制定本单位的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但至少应当与学位条例保持一致。

此外，李洪雷还指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第五条还规定要结合情节、后果和本人的态度进行处理，而对于艳茹的处理没有考虑这些情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则特别重视本案判决书中提及的正当程序原则，他认为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意义重大。他对判决书里说“于艳茹没有申辩陈述的机会”这个说法表示支持。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正当程序原则，这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过于草率，处罚过重。但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能否恢复，目前尚无官方消息。

继续等着，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