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记忆都如沉睡的河底,一旦被现实世界的船桨搅动,往事便像水草一样活泛起来。偶然得知个旧市政协将组稿编撰《个旧文艺》专题文史资料,追忆这份杂志的念头很快在我心里生长出来。鉴于《个旧文艺》杂志对我的影响深远,我确信自己的书橱里有它的位置。尽管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在汗流浃背中翻箱倒柜也不见其踪,但我没有放弃寻找。最终,在精品书柜里找到了这本纸张早已泛黄的杂志。我愧疚于对这本杂志的轻慢,沉重地轻轻拂去书本上的微尘,封面上描绘着傣族姑娘的水粉画已在悠远的时光中显得暗淡和斑驳,扉页上尽管有水渍的遗痕,但还能清晰地看见:《个旧文艺》(双月刊)、1983年11月(第六期)、总第三十一期的标识。将时间拉回1992年8月。当时,我在驻建水某部服役,在政治部宣传科担任新闻报道员。虽然在领导眼里我是一个很有文字基础的可塑之才,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调进机关大半年我也没有一个“豆腐块”文章见报。见我压力很大,科长将我派往一个边远的基层连队体验生活。这个连队,地处潮湿阴霾的封闭山沟不说,距离最近的村寨还有20多公里山路。拿连队战士的话说,这里除了蚊子是母的,其他全是公的。有被发配的意味,我感到空前的郁闷,抱着混日子的想法准备在连队熬到年底退伍。连长和指导员可不这么看,他们坚信是政治部领导在刻意锤炼和雕琢我,尽可能地为我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创造条件。两位领导给了我让战友们艳羡不已的待遇:可以不参加训练、可以采访连队任何人、可以在熄灯号以后读书写作。不写作可以,因为当时我就没那能力,没有书看的日子却使我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指导员看出了我的心事,在军营里到处为我寻找书籍,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皱皱巴巴的《个旧文艺》。这本杂志,就是文前所言的那本杂志。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这本杂志贯注了我如饥似渴的虔诚,我几乎一字不漏地通读了全书,对端木蕻良、彭荆风、苏策、张昆华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甚至通读了多遍。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杂志的开篇、时任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将军的回忆录《兵贵神速》。白天采访,晚上读书,这是我在孤寂山沟里的惬意日子。经常食用同样的菜肴会乏味,但饶有兴致地重复读同一本书丝毫不觉得枯燥。客观地讲,《个旧文艺》算不上一本纯文学刊物,它的题材宽泛到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回忆录、新闻、美术等领域,但这种阔杂,却满足了我当时的渴求。我不敢预料自己将来是否会成为一个作家,但我确信自己将从此成为一名虔诚而且执着的文学创作者。受作家存文学短篇小说《锁在山里的故事》启示,我效仿他的写作手法,根据连队优秀士兵毛以明的事迹写出了散文《山恋》后,完成了体验生活的使命。回到机关,我迫不及待将稿件拿给美女干事曾嘉修改,并建议投递《个旧文艺》杂志。在《个旧文艺》发表过文学作品的曾干事却表情凝重地说:“《个旧文艺》早在两年前就停刊了。可惜啊,多好的杂志!”忐忑中,我将此稿邮寄给了北京某部的报纸。出乎意料的是,散文《山恋》不但在副刊头条见报,还获得了报社文学作品年度一等奖。这是我文学之路的处女作,如果没有《个旧文艺》冥冥中的指引,我不一定会与文学结缘,更不可能因为写作改变命运,被组织破格提拔为一名共和国军官。也因为《个旧文艺》,我与彭荆风、张昆华、张永权、存文学等著名作家成了忘年交,与驻地建水县的作家张绍碧、王若杰等人成了文友。从宣传科前辈对《个旧文艺》的溢美之词中可以感受到部队与《个旧文艺》杂志间的友谊。据原宣传科科长章旭讲,由于《个旧文艺》深受官兵喜爱,部队将杂志订阅到了机关科室和基层连队。为了培养文学骨干,部队不但每次开办文学创作培训班都要邀请杂志社的作家到部队授课,还经常派遣有文学写作潜质的官兵到杂志社学习。特别是部队几次组织的文学作品改稿班,都是杂志社帮忙请来了彭荆风、晓雪等著名作家到部队授课。部队涌现的李宏、卢传智、陶秉礼、满长杰、赵道顺、罗力生等蜚声军内外的作家,都离不开《个旧文艺》杂志的扶掖,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无一例外地被《个旧文艺》刊载过。创刊于1960年的《个旧文艺》,是云南省继《边疆文学》之后创办的第二家面向全国发行的文艺刊物,即便风生水起,也在出刊6期之后遭遇停刊。1979年11月复刊后,因为有沈从文、丁玲、杨沫、茹志鹃、王安忆等文学大师的加持,大有办成全国名刊之势。风云难测,在累计出刊67期的1990年,命运多舛的《个旧文艺》却在人们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再次停刊,消失于全国公开发行文艺刊物的序列。自然的生命时间万物皆有,无非长短而已。一本杂志的生命,不外乎阳台上一盆花木的荣枯。追索杂志停办的原因已毫无意义,郁于人们心里的痛感也慢慢消隐于时光的隧道。但我相信,《个旧文艺》留给作家和读者的美好记忆,将永远存留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