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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支持经营体系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不能完全采用纯商业保险的运作方式，在整个保险业迅速上升的同时农业保险严重滞后，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文章从政府、保险公司、农民和保险市场四个角度讨论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是农业灾害较重的国家。例如2002年全国农业受灾面积达47119千hm2，成灾面积达27319千hm2。自然灾害已经严重威胁农业生产，也损害了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一旦遭受自然灾害或发生意外事故，仅靠单家单户的力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目前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单户农民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生产规模小，分布分散，对各种风险的抵御能力低下。但目前的状况，一方面，农业保险作为有效的风险转移管理办法，能够很好为农民的生产经营提供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保险具有潜在的发展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不高，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单户的小规模生产使得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农民收入很难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少使得农民对相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洋兴叹，旺盛的需求在目前各种矛盾的冲突下却得不到满足，并导致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供给的不断萎缩，我国的农业保险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途因”左”倾思想的误导，1985年被迫停办，1982年重新开始尝试。20多年来，农业保险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险种逐步增加，保险面不断扩大，保费收人大幅增长，显示了农业保险在抗灾救险、稳定经济中的补偿作用。然而在1996年以后，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化，加上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传统的集体农业经营模式，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因为该业务亏损而逐渐淡出该领域，全国的农业保险大范围减少，保险业务发展陷入萎缩状态，见表1。资料显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情况一路下滑，无利可图，保险公司因为迫于政府的强制只能艰难支撑，牺牲农业保险的经营规模也就成了保险公司缓解亏损压力的唯一办法。此外，我国已经加入WTO，当前的农业保险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他产业都有保险保障，而农业方面只有一些临时的救济或捐助，并无很好的保证。我国的农业保险没有形成规模，与农业发展新阶段和WTO框架下的要求很不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令人担忧。问题与原因分析1．保险公司有效供给不足(1)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缺位。1982年我国农业保险恢复之初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保险的亏损由国家通过免征部分税收扶持才能艰难维持生存。1996年各保险公司向商业化改造，农业保险业务也由此转向商业化经营。商业化经营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业保险业务则因为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经营本身风险过高(见表2)。从表2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保险净赔付率非常高，平均高达87．4％，再加上经营成本，保险公司基本是在亏损经营，由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逐渐减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和2004年3月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基本未予涉及。(2)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上存在一些技术障碍。主要表现：①费率厘定难。费率的厘定是以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风险损失为基础的，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这方面的长期准确可靠的统计资料，给费率的厘定造成了困难。②责任确定难。保险经营的原则之一是风险的一致性，而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作物种类、灾害种类等都不相同，保险责任很难从技术上确定。③亏损理赔难。由于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是有生命的动植物，且在不断的变化中，很难准确预计该产品的未来市场价值和损失程度。(3)保险范围小，保险品种少。农业保险涉及农业的整个过程，包括农作物收割后储藏、加工并将农作物运输到最终市场，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财产即房屋、机器、设备和工具、加工厂等，以及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保险。而目前中国的农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农作物保险和养殖业保险，由于我国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商业保险公司为降低损失已经取消经营风险较大的保险品种，保险品种已由最多时的6O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O个。目前主要有农产品险、家禽综合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烤烟保险等。2．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1)农民的保险意识薄弱。我国的农民因为长期受到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影响，加上文化素质水平不高，比较注重眼前的既得利益，而对事情的发展缺乏全盘的考虑，风险大的投保不起，风险小的认为没必要投保。同时金融保险业在农村渗透不深，如2002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8011．1亿元，其中金融保险业只占5．3亿元，农村社会对金融保险意识淡薄，对保险更是觉得可有可无，听天由命。(2)经济承受能力有限。我国农险费率较高，一些地区的农险费率高达9％1O％，而我国农民年收入原本就很低，各种开销又必不可少，剩下的可支配收入微乎其微，农民想保交不起钱。从下表的数据便可看出我国农民的可支配收入限制了他们对保险的购买。3．政府政策倾斜力度不够鉴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保险。各国政府把农业保险视为农村救济、农业贷款、农产品价格保护等政策的一部分，来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包括政府出资建立初始资本、准备金、负担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的同时，还给予保费补贴，日本政府补贴水稻保费的50％"60％，麦类保费的50％~70％；法国对农业保费补贴为5O％8O％；韩国是5O％；瑞典是66％；美国补贴53％；菲律宾补贴56％~80％。(数据来源：王小平《对农业保险几个问题的认识》)另外还对农作物一切险的经营实行免税政策；凡在全国推行农业保险的国家，都是由政府或政府扶持的商业公司、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更是从2O世纪3O年代就开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验，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低费率、高补贴的政策。而在我国，由于国家财力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一直在8％附近徘徊，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严重不足，政府对农业保险除免交营业税外，同其他商业保险一样，无任何财政补贴和配套的政策予以支持。4．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不健全国外农业保险经营除了有政府的经济支持，还有完整的经营体系；而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缺乏专业保险公司介入，资本结构单一，使得经营策略和具体业务受到局限。农业保险业务再保险更是一片空白，使保险公司的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和补偿。在这种不完整的经营体系下农业保险很难有发展的空间。5．农业保险缺少法律支持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和法律的支持，制定了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尤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保险立法的重视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其政府制定专门的法律对开展农业保险的目的、性质、办法等作了规定。美国和日本早在1938年就制定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1994年制定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而我国只在适用于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中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并且《保险法》还规定保险公司只能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不利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开展。对策研究1．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是政策性很强的险种，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按市场运作厘定费率农民买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鉴于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作用，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首先是财政资金支持，即按照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政策”，用财政资金补贴农业保险业务费率或直接补贴经营主体；其次是税收支持，如免除经营种植业、养殖业的经营主体和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三是给予一定的金融和费用支持，增加农业贷款，放宽农民贷款的条件等。需注意的是，政府补贴要量力而行，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对几种关系到国民生计的主要农作物提供一定的支持，使其优先形成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待时机成熟后循序渐进、逐步推进。2．构建合理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1)建立国家政策扶持的主体多元化的商业保险经营模式。根据各国经营农业保险的经验，农险的开展是要由财政支持的，当前国内多数人认为的主要经营模式一是政府扶持，商业性保险公司代理农险政策性业务；二是政策性保险公司；三是互助保险经营机构。鉴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中，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由政府补贴。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性大，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经营应立足于市场化经营，辅以国家政策扶持的主体多元化的商业保险经营模式。以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为主，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对象采用适合本地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对不同的地区和保险责任采取在社会范围内筹集农业保险基金实施农业灾害的预防和救助。(2)建立分散农业风险的再保险体系。再保险是保险人将承担自己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西方国家在推行农业保险业务时都利用行政手段建立多层次的再保险体系，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并且都对在保险费标准、管理费用、经营亏损进行全部或部分补贴。而我国的农业保险缺乏再保险的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是改变我国农业保险窘况的重要举措。因为农业再保险不仅是对农险业务的支持，更是使农业保险走向良性循环的制度安排。农业再保险通过扩大原保险人的承包能力、保障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增加原保险人的可运用资金等方面，对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可由国家出资建立农业再保险公司，与原保险人的再保险业务遵从商业规则，国家对再保险业务给予一定的补贴，以鼓励其对农业再保险的承保。3．提高农村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1)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要针对农民保险意识淡薄的实际，采取农民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向农民宣传农业保险的意义和作用，让他们了解农业保险、认识农业保险、购买农业保险、宣传农业保险，建立起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亲和感、信任感，使农民真正积极主动地参加农业保险。(2)科学制定保险费率，加快提高保险经营技术。在试点的基础上摸索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费率以及保费补贴测算方法，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费率。此外，要加快提高包括监测技术、精算技术、理赔技术在内的各项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3)增加农民纯收入。增加农民纯收入是提高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由于农业生产成本高，各种消费支出多，农民的剩余可支配收入显得很少，这必然影响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所以，目前必须为农民开辟增收的道路，如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进一步减少农业方面的税收，降低农业贷款利率等，从而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积极性。(4)合理确定保险险种。尽管农业风险高，但不是所有的农业险都需要政策性的经营，对多风险农作物，例如大米、小麦、水稻等给予政策性补贴。而一般的保险产品如冰雹灾害保 险、洪水险等可采用商业性经营。同时农险险种还要适合当地实际情况，我国是农村区域经济，比如，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优质早稻种植占全国面积的78％，东北三省的优质玉米和大豆分别占41％、63％，中原区是牛羊肉产业带，”三北”是奶业产业带等(《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经营险种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4．健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应认真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从法律上明确政府、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政策和财政上予以支持，建立起确保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村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涵盖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会计核算制度、精算制度、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财政补贴标准及计算方法、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与我国农业保险政策扶持相适应的方面，并且要在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加以充实完善。5．引进具有农业保险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保险公司国外有很多保险公司具有丰富的农险经营经验。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在我国保险公司缩小农业保险业务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我国农险市场的巨大潜力，并通过努力已经获得了在中国组建财产险分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准许证。因此，我们要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这有利于我们接触掌握国外比较成功的行业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经营道路，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今,开办农业保险且形成一定规模的仅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保费前10年增长迅速,后10年收入骤降,大致呈现倒“U”型曲线。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一)恢复试办期(1982年～1990年) 1982年,本着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国家和农民分忧的指导思想,人保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曾开办多项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农业保险按照“恢复平衡、略有节余、以备大灾之年”的经营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整个80年代,我国农业保险取得很大发展。试办几十个农业保险险种。1988年保费收入达到亿元人民币。 (二)高峰期(1990年～1994年) 人保公司从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1994年,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财政兜底,因此对农业保险成本和盈利考虑较少,根据各地需要开办了不少农业险种。到1993年,农业保险险种总数近百个,保费收入达亿元,农业保险发展达历史最高峰。然而,与巨额保费相伴的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当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为116％,亏损率为56％。不过与1986年高达136％的赔付率相比,还不算最高的年份。 (三)持续萎缩期(1994年～2003年) 1994年以后,中央财政要求人保公司全面向商业保险公司并轨,并对人保公司实行以上缴利税为主要目标的新的财务核算体制,一切与经济效益挂钩。此时人保公司开始考虑调整农业保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赔付率随即下降;但与此同时,农业保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太平洋、平安及后起的各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办理农业保险。1982年～2002年底,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83亿元,赔款支出亿元,平均赔付率近85％,再加上经营管理费用,使农业保险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这一期间,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险种由最多时的近百个下降至不足30个。人保自改制后农业保险业务已逐步停办,中华联合财险则勉强维持。2003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仅为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占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占总保费收入的％,农业保险深度低于％,农业保险的密度不足1元。 (四)改革期(2004年至今) 2003年6月,法国安盟保险公司获准在成都组建财险分公司,这是首家进人中国的外资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3月国内第1家专业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成立。与国内原有农业保险业务运作的重大差异是,安信保险将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经营。公司除经营传统的种、养殖业保险,还经营涉农财险和责任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等,实行“以险养险”,一旦遇到巨灾,公司通过再保险仍无法承担时,政府通过特殊救灾政策给予扶持。此后,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垦区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相继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预示着新一轮农业保险经营体制改革业已启动。 2004年,保监会共在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积极推动商业保险公司自办、为政府代办和与政府联办农险业务。大多数试点都有不同形式的政府支持背景,但很不完善。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亿元,比2003年减少％。 应当肯定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23年间,为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对农民进行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启蒙教育,在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形式、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毋庸置疑的是:农业保险业务的持续萎缩与当前国家农业政策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处境堪忧。一边是农民急需保险保障,另一边是保险公司不愿提供,农业保险发展极不充分,已不能满足农村和广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与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极不相称。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困难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0％,农业总产值占GDP的20％左右,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保险的加速萎缩,突现了农业风险管理水平与日益严重的农业风险损失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造成农业保险业务逐年萎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有效需求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农民生活质量与支付能力逐步提高,同时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打击也愈严重。尽管不少农民有投保愿望,但总体看来有效需求不足。 首先,农民经济收入普遍偏低,而一些地方农作物险种费率高达9％～10％,对目前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保费偏高和缴费困难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大部分农民投保意识不强,较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观念。对面临的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甚至还有人将保费与乱收费、乱摊派相联系,认为买保险会加重经济负担。 再次,农业保险险种单一。保险公司对其规模控制较严,条款内容陈旧,操作困难,赔偿偏低,造成农业保险业务门槛较高。广大农民难以据自身需要选择适当险种,陷入无处投保的尴尬境地。 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范围过窄,规模较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的要求,这就为农业保险供给的不稳定埋下伏笔。 (二)有效供给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首先,高风险和高赔付率是近年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的首要原因。农业是弱势产业,既包括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也包括市场信息不对称、供求不平衡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包括由于个体或团体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行为造成农业损失的社会风险。风险发生频率高、范围广、损失惨重、致使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其次,农业保险险种开发缺乏技术基础。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不均衡,对农业保险缺乏损失统计数据和厘定费率的精算基础,导致险种结构调整滞后,各类风险难以分散。 再次,农业保险的政策性、非盈利性同商业保险公司追求经营利润的目标相背离。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在我国,长期以来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基本上按商业化的模式运营。尚未享受政策性补贴,经营亏损由经营主体自行消化,致使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承担风险很大的农业保险责任。其他追求“利润增长型”经营战略的保险公司更是无暇顾及农业保险业务。 (三)政策支持乏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首先,政府重视不够。现阶段,我国主要采取“政府财政补贴+社会捐助”的方式为农业提供经济保障,尚未将农业保险纳入农业风险救助机制的范畴。 其次,少有对农业保险的政策倾斜。在我国,农业保险除免征营业税外,其他方面同商业保险一样。对这项涉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业务,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财政补贴的长期缺位已严重制约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发展。在国外,不少国家都将农业保险视为农村救济、农业信贷、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福利等政策的一部分,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和法律支持。比如美国从1995起,政府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险的19家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险保费的31％补贴。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经营农业保险风险大、成本高、赢利性低,仅靠商业保险公司苦心经营是难以壮大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的,必须对农业保险进行改革。 三、发展农业保险的建议 尽管目前农业保险新一轮试点正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却依赖于一系列政策环境、制度基础和经济社会条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必须加以明确和解决,以便农业保险健康顺利发展。 (一)抓紧农业保险立法,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法律保障 我国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长期缺位。现行的《保险法》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我国保险立法不可一蹴而就,可由保监会先制定《农业保险试行条例》,保护、扶持、规范目前为数不多的农业保险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再颁布全国性的《农业保险法》,并结合实际不断修改与完善。 (二)建立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体系,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保障 传统农业保险(种、养殖业保险)属政策性业务,自身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益却十分明显。我国应建立财政支持型的农业保险制度。利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和其他技术支持发展农业保险。 (三)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组织保障 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极大,要发展农业保险,须走经营主体多元化的道路。据国际经验,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纯商业化经营容易市场失灵。因此现阶段,应在政府主导下,鼓励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必须发展多种组织形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也突出政府在制度变迁诱导和财政有限支持方面的作用。开展农业保险应以地方政府为依托,依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选择经营主体形式。首先,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保险业务,实行独立核算,地方政府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将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分离,成立政策性的地方乃至全国农业保险公司。其次,在经营农业保险基础好的地方设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例如上海安信)。 再次,选择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在合作制的基础上,探索相互保险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最后,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等具有先进经营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和合资保险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商业保险公司在介入农业保险业务时要明确定位。即商业保险公司只能经营商业性农业保险业务,企图在商业性框架下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会重蹈原人保公司经营农险的覆辙。

浅议农业保险模式选择与农村金融稳健发展一、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剖析频频发生的农业自然灾害，在带来巨大的灾害损失的同时，也引发了业内外人士对农业保险问题的反思:在商业保险发达的今天，为何农业保险仍然处于真空?其一，发展缓慢，救灾复产作用未有效发挥。农业生产经营的高风险，不仅是农业风险的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农业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目前，我国农业受灾的比例每年大约在40%以上，比一般发达国家高出10%至20%。农业的高风险，也意味着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使得保险公司缺乏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动力，农业保险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农业保险的缺位，农业自然灾害后救灾复产的资金基本来源于政府及社会捐献。农业保险对平抑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村防灾防损能力及灾后恢复能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浙江省为例，由于地处沿海，农业自然灾害在全国风险区划中属于最高之列，保险财产因台风洪水造成的损失率是上海的46－59倍。仅2005年，全省就有万公顷农作物、万公顷水产遭受台风袭击受灾，万头大牲畜死亡。由于近年来该省每年保费收入只有一两百万元，形成了农民、保险公司“两不愿保”的局面，因此这些损失几乎没有得到商业保险补偿。其二，机制缺失，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对农业、农民、农村企业均具有通过风险支持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但是，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目前却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让农村金融独自承担“三农”信贷支持的风险和收益。如果农业保险介入，通过与银行机构打造风险利益共同体，则可以使其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吴兴区东林镇为例，全镇龟鳖养殖量最高时超过2000万只，养殖农户数1200多户，已从传统的粮产区变为龟鳖养殖大镇，走出一条特色水产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但2003年开始龟鳖市场行情“突变”，一夜之间造成70%以上的养殖户亏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龟鳖养殖业贷款逾期贷款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凸现。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通过调减温室龟鳖养殖量、调整养殖品种、建立龟鳖专业合作社等措施，该镇龟鳖养殖业已走出大面积亏损的困境，农户贷款基本上能够正常周转。虽然市场风险基本得到化解，但假若龟鳖行情未能如期转好，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00多万元龟鳖养殖业贷款潜在风险将是巨大的。如果有农业保险分担风险，将使农业贷款的风险大大降低，从而增加农村金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其三，立法滞后，导致政策扶持落实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至今没有出台。目前，国外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国家都对农业保险进行专门立法，界定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我国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农业保险也就无法可依。由于立法滞后，国家提出对农业保险的扶持都是宏观层面的，往往因缺少具体支持政策而落不到实处，这也是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保险的营业税之外，对农业保险没有其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没有直接的保费补贴。由于缺乏政府扶持，受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所限，如果保险公司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制定保险费率，农民买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二、发展农业保险需要创新思路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承担支农重任的银行机构也处在这一风险之下。如果农业保险这个屏障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银行机构潜在风险都是巨大的，这将影响“三农” 的信贷投入，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笔者以为，在农业保险问题上，需要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加快发展。模式一：政策性保险，市场化经营。农业保险有其特性，它针对弱质产业和支付能力弱的群体，属于准公共产品。而农业又属于基础产业，农业保险对整个和谐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农业保险应实行政策性保险。但政府直接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容易产生垄断，效率低下。因此，要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经验和现有资源，采用由政府补贴方式，将农业保险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实现政府、保险公司、银行机构和农民“四赢”。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于2006年3月1日在杭州成立，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平安等十家成员公司共同签署了共保体章程，标志着业内期待已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浙江开始破题。由于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遵循“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在试点阶段实行5倍封顶方案，其中农业险累计赔付在保费2倍以内，由共保体全额承担；2至3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1：1承担；3至5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2：1承担，因此可以较好地化解单家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调动保险公司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模式二：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由商业保险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出资，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同时，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允许农业保险公司综合性经营，鼓励其在从事政策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农村地区商业性保险业务，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农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提高其开发农村保险产品特别是农作物保险产品的能力，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以2004年12月30日挂牌成立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借鉴了法国安盟“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的“大农险”模式，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根据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风险特点、农民保险需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种养业险、家财险、人身意外险等“一揽子”保险产品。2005年，该公司就实现保费5506万元，其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为1114万元，常规性保险业务保费4392万元，开办保险险种55个，使其在完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开发培育农村保险市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以商业化运营方式开办各类涉农保险业务的农业保险公司，进而实现较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模式三：相互制保险，自己保自己。相互制保险公司是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保险组织形式。与股份制公司相比，相互制保险公司在组织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模式、经营目标和分配机制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会员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一是相互保险形式适用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二是相互保险成本较低，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人群寻求保险保障提供了机会；三是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具有双重性，因此公司可以灵活调整保险费率，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利差损、费差损等问题。目前，相互制保险成为国外保险市场的主流形式之一，公司数量和市场份额比重都占到全球2/5左右。在我国，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在原黑龙江农垦总局风险互助体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并于2005年1月11日正式开业，填补了我国尚无相互制保险公司的空白。由于相互农险公司较少需要政府资金上的支持，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利用这种形式发展农业保险被很多业内人士看好，渔业、全国总工会下属的中国职工互助保险等有望在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走得更远。模式四：银行办保险，尝试双赢路。鉴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与农业保险休戚相关的因素，结合“十一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建议认真研究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开展设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试点。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设立农业保险公司，一是符合其作为全省（市、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的角色，有利于发挥人才优势和交叉销售优势，符合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有效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实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风险有其特殊性，它往往由小而大，由此及彼，一旦发生风险，作为信贷支持主体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影响最大，而农业保险公司的设立，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负面影响和损失降至最低，有效提高信贷风险防范能力；三是以省（市、区）为单位设立农业保险公司，可以推进农业保险的地方性行政法规立法试点工作，从本地实际出发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的、性质与定位、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条款的制订以及对农业保险的监管等做出规定，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并借助税收杠杆的财政积累支持农业保险，有利于促进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落到实处。模式五：政府设基金，防巨灾风险。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在农业保险立法中对保险费的分担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法律规定政府补贴保费的30％，加拿大法律规定政府补贴50％。同时，通过提供再保险或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形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如美国和日本，政府为农业保险，包括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提供高额补贴；在德国和法国，农业保险运作方式虽然市场化，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仍有政府基金作坚强后盾。在我国，由于没有巨灾支持保护体系，巨灾损失完全由保险公司独立承担，大量风险集中于经营主体自身，使得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承保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建议抓紧建立中央和省（市、区）两级政府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来源可以是多渠道的，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从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的年度经营盈余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以及赈灾捐款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等等。同时，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去营业税的同时，建议减免所得税，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拓农业保险业务。所减免的税收转入专项农业保险基金，用作应对农业大灾补偿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