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