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名人研究的意义论文

古代名人对传统历史文化所起作用论文

一、文艺创作，泽被后世

许多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在嘉兴期间吟诵题赋、挥毫泼墨，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和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为嘉兴文化谱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他们与本土人士的切磋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嘉兴文风的兴盛，使得嘉兴的文学艺术创作充满了勃勃生机。南宋时期随父南渡海盐的干宝，河南新蔡人，其所著的《搜神记》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书中关于由拳陷为湖的传说，留下了远古嘉兴海盐一带海浸的宝贵信息[5]1814。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刘禹锡，河南洛阳人，早年寓居嘉兴，其诗“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钓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记述了其童年时代在嘉兴的生活。宋濂，浙江浦江人，明初一代文宗，早年曾隐居嘉兴濮院梅花泾上，所写的《濮川八景诗》描绘了当时濮院镇的八处风景名胜：福善翠冷、翔云高眺、荷塘晚风、西院缠霞、妆楼旭照、梅泾花舞、幽湖月满、化坛枫冷。宋濂的八景诗一出，不仅使得嘉兴濮院美景名声在外，还引发了众多名流唱和作诗，推动了镇上的诗词创作[6]2222。明末清初鄞县籍诗人张嘉昺，居海宁硖石时与周珽、郭滩等十九人结萍社，时相唱和，极一时之盛。清代的董潮本是江苏武进人，后移居海盐，工于诗作，为“嘉禾八子”之一。陈秀民、德诚、申蕙、朱之纯等人寓居嘉兴期间，皆有吟咏传世，他们的诗作被清朝沈季友、胡昌基收录于《檇李诗系》，成为了嘉兴诗词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在书法绘画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客籍名人汇聚嘉兴，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原籍河南开封的宋人王升善书法，宋徽宗时有“草圣”之称，南渡后寓居崇德羔羊；宋人释子温原籍华亭，迁居桐乡石人泾，善作水墨葡萄，世称“温葡萄”；清代吴震生原籍安徽歙县，善画山水，工篆书，移居海宁时与嘉兴文人查嗣塛、陈元龙诸耆老友好，相互吟咏唱酬。在这些客籍名流的影响下，历史上嘉兴书法绘画名家众多，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且各种艺术流派绵延至今。

二、收藏丰富，惠及当人

一些客籍藏书家如鲍廷博、宋咸熙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收罗典籍、校刻古书，在保存与弘扬地方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鲍廷博祖籍安徽歙县，后定居桐乡县青镇杨树湾，喜购藏秘籍，购书近自嘉兴、吴兴，远至大江南北。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鲍廷博博览群书，对古籍真伪、版本优劣及收藏钞刊之经历知之尤详；他刊刻了《销夏记》、《名医类案》等书刊行世，其校雠之精审，极受时人称道。宋咸熙家富藏图书，有书楼为“思茗斋”。他深感于“藏书家每得秘籍，不轻易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不借阅而被鼠伤虫蚀”，因此他所藏图书，广借给他人，供寒家子弟就读,他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很多藏书家的积极拥护[8]247。宋宁宗时任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使、家居于嘉兴城南金陀坊的岳珂，藏书甚富，著作等身，是南宋著名的藏书家兼出版家；清代的藏书家陆筠，本贯吴江，后居嘉兴，富藏书，校勘精审；原籍安徽休宁而迁居桐乡的汪森，与兄文桂、弟文柏合称“汪氏三子”，有裘抒楼以藏典籍，常与黄宗羲、朱彝尊诸大家游，并建碧巢书屋以迎同好。这些客籍藏书家的收藏与交游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嘉兴地区书籍的流通与文化的传承。

三、治病救人，传承医学

嘉兴医药卫生事业历史悠久，中医中药源远流长，各朝各代不乏名医世医。其中客籍嘉兴的名医们妙手仁心，拯救了许多身患疾病的嘉兴百姓，被时人所称颂；他们还大力培养医学人才，积极撰写医学著作，为嘉兴的后世子孙留下了珍贵的医学财富。汴京人严子成宋咸淳年间随父来秀州卖药，定居嘉兴后继承家学，精研医道，以“药师”鸣于市，曾因治愈赵孟頫顽疾而获赠其所绘《杏林图》与孙思邈像。祖籍河南的戈朝荣医术精明，创“纯阳阴虚”之独特见解，开创了浙江平湖的戈氏儿科。

四、弘扬佛教，献身佛法

嘉兴是江南佛教流传最早的地区之一，嘉兴历史上名僧众多，其中的客籍僧人对嘉兴地区佛教的弘扬与延继功不可没。在客籍僧人与本土佛教人士的努力下，嘉兴佛教事业不断发展，并在清代进入繁盛，达到了“崇饰塔庙，峥嵘烟雨，不啻洛阳伽蓝”的程度[5]1963。在众多客籍寺僧中，重建楞严寺、主持刻印《嘉兴藏》的紫柏大师真可最为著名。真可俗姓沈，江苏吴江人。明万历七年（1579），真可从嵩山少林寺至平湖，后至嘉兴，时楞严寺为工部尚书吴鹏侵占，围入吴氏野乐园。十三年（1585），真可依靠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及陆光祖等重建楞严寺，争回寺址，发起铸冶大铜佛，共融铜2万斤，楞严寺重新成为规模宏大的浙江名寺。针对当时大藏经为折叠式、卷帙重且多、不易流通的现状，真可发起改为方册线装本；开始创刻于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以化成寺为贮板所，嘉兴楞严寺则为流通所。这部大藏经世称《嘉兴藏》，在我国版刻史和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化学术价值，嘉兴也因此在佛教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侯官（今福州市）人。进士出身，嘉庆十九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湖北、河南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道光时奉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禁烟事。后被遣戍伊犁，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诗句。此后皇帝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他抱病起程，途中死于广东普宁行馆，终年66岁。 为民办实事 林则徐虽居高位，但清廉自好，勤于职守，循法秉公，被老百姓誉为“林青天”。在任江苏廉防使时，他在大堂上书写一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事事为民着想，对于漕运、盐法、水利、农业、制币、吏治、救灾等关系民生的大事，无不予以关注。 禁烟不禁商 在广东期间，林则徐大举禁烟，并于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英美商人的二百多万斤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他对外商采取了恩威并重、分化瓦解的策略，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对正当贸易一律加以保护和鼓励。 开眼看世界 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打破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肯于了解外国情况，吸收新事物。他一面积极备战，增设西洋大炮，一面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他还是第一个了解国际法，运用国际法与英国人作斗争的中国人。

爱迪生，其实你可以百度一下

拿破仑可以吗？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林冲身上，似乎有《三国》中三个人物的影子：相貌如张飞，身手如赵云，一开始忍辱求全的性格象刘备。 说到林冲有像张飞的地方，有人也许会感到突兀，觉得《水浒》中那个谨细而能忍辱的禁军教头，和《三国》中性如烈火、暴躁鲁莽的猛张飞实在挨不上，要说李逵像张飞还差不多。但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的绰号是什么，是“豹子头”，第七回中他一出场，就说他的相貌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和《三国》中所写的张飞相貌“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完全相同，就连兵器，也和张飞一样，是与其相似的冷月枪，此外第四十八回林冲出马擒捉扈三娘时，书中也有诗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这些都说明，《水浒传》的写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想把林冲写成“水浒版”的张飞，甚至还可以推断，在我们今天已见不到的《水浒》成书前早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里，说不定林冲真就是个张飞型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林冲的名字，绰号就已经是“豹子头”，但没有他的独立故事），但到《水浒》成书时，已经有了个猛张飞型的黑李逵要写（在晚期水浒题材的元杂剧如《李逵负荆》里，李逵形象已与《水浒传》中的十分接近），于是，就重新写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人生故事，并在故事里寄托了一些有别于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草莽人物故事的深沉情怀。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亡命山林之旅的，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中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一开头便先后讲述了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王进和林冲－－的颇为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禁军教头，都武艺高强、无辜善良，都是很理想的国家良将，却先后被高俅这象他自己一脚踢起的气毬般轻飘飘直升到高位的无赖小人横加迫害，一个被害得远走异乡，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得上演一出风雪山神庙血腥复仇，然后蹿入草泽。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就是通过拿他们与奸邪无赖高俅反复对比，传达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的政治格局的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奈与愤懑。早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千百年来，在诗歌、戏曲、小说里，它不知被反复传写了多少次。因为千百年来屈原放逐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岳飞风波亭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水浒》中王进被逼逐的故事、林冲被迫害的故事和宋江最后被毒杀的故事，千百年来也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 这种“浮云蔽白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常被古人用来喻奸邪主政）的格局其实是专制时代永恒的问题。《水浒》通过讲述林冲故事抒发的正是对这浮云蔽白日的深广的忧愤，有了这种忧愤，并把它作为后来众好汉暴烈的反抗的背景和前奏，就使《水浒》这部“强人颂”提升了一层品格。因此，可以说水浒世界里风雪山神庙、林冲夜奔等故事的意味，和鲁智深、武松等草莽豪杰的传奇故事是迥乎不同的，它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及快意恩仇之外别抒怀抱，在水浒世界里独奏了一曲怨郁而又慷慨的悲壮之音。 另外，从更普适的意义来说，水浒世界里的林冲故事，还传达出中国人－－尤其是有才干而善良的中国人那种深重的压抑人生的滋味。 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到了沧州牢城营，因拿银子稍慢，就被差拨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风雪大地，遗下一幅血红雪白的惨烈森冷的图景，而后，踏上了夜奔梁山的不归路。

两面论从历史人物的贡献，功过，缺点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