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遥想柳青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浅谈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对立论文

关键词：

叙事，对立，城乡，文化，空间

简介：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

内容：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学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个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1]路遥.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路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乔以钢，李彦文.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新才子佳人”模式[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4]陈娇华.城乡互视中的“奇观”[J].广西社会科学，2013（6）.

[1]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J].文学评论，1991（04）：88-96.

[2][3]陈晓辉.叙事空间抑或空间叙事[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56-159.

[4]魏家文.从路遥的小说创作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5）：24-27.

[5]安本·实（著），刘静（译）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小说评论，1999（1）： 91-96.

[6][9][10][11][12]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137，109，127，208.

[7][14]迟令刚.立足于现代文明的乡土守望[D].浙江大学，2013：28，35.

[8]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A].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79.

[13]张克.乡土哲学的价值偏爱及其现代性焦虑[J].理论与创作，2004（02）： 75-79.

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论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

作者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人。1936年在西安主编《学生呼声》，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著；1938年赴延安，任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米脂县基层乡政府文书；1949年后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52年赴长安县乡村插队务农，后作长安县县委书记。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创业史》 《铜墙铁壁》（一九五七年纪事），短篇小说《地雷》《待车》，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等。 《创业史》，1960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内容概要 《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 作品内容：反映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指出了在当时农村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另一边是富农姚士杰、中农郭世富、村长郭振山之间的是梁三老汉。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创作过程 柳青在《创业史》中第一句话就说：“我这是在写小说吗？不是。我是在写历史。我想要写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时的生活感受” 。因此这部小说所具有浓郁的陕西风情，以及作家深刻的思想立意能够深刻打动读者。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 据说他当时的级别是9级，是非常高的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柳青的《创业史》当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据说稿费就是十万元，柳青把这些钱全部捐献给了农村，为农村买化肥、农业机具，安装电线等，总之，他是一个彻底忘我的文学家。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一贫如洗。当时，“文革”前，中青社出版的三红一史在中国文坛上可以说是独占鳌头，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柳青的小说不仅在读者当中赢得了好评，而且在文学界也是一片叫好声。《创业史》所创造的梁生宝、徐改霞、梁三老汉等艺术形象成为文学界议论的对象。 柳青写《创业史》其实也是受到“文革”前所谓三面红旗的影响，尽管他对农民和农村倾注了大量真诚的感情，但是，他也无法摆脱当时社会主流理论上对社会进程的某种解释，梁生宝这个人物当时也是存在争议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人物被作者拔高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是恰如其分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局限，谁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自己去独立发展。其实，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要作家历史观念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恰恰是文学研究必须要接触的内容。长安的常宁宫。那里有孔窑洞，据说这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真实地址所在。《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式巨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著作解读 《创业史》通过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小村落蛤蟆滩的生活演变，广阔地概括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社会矛盾冲突，着重表现了在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小说一开始在“题叙”中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这部历史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典型概括。“题叙”意在表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要真正致富，即使拚尽毕生的精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会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然而“创业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小说的正文围绕着粱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遇到的复杂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体现为三股力量：一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个农村坚持个体经济的代表人物，凭借个人优厚的经济力量，用自己的“榜样”去吸引个体农民，公开跟农业集体化对抗；二是反动富农姚士杰，这个狠毒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的背后，施展阴谋诡计破坏互助组；三是党内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郭振山，他是土改后的新中农，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暗中抵制合作化运动。这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作者表现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向上，却无意中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取得了节节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这样确立小说的矛盾支架，显然是遵循着当时所普遍确认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矛盾的认识，即：与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斗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斗争。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矛盾的本质化认识，化成了艺术构思。但可贵的是，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没有把这些斗争简单化、表面化。首先，它大胆地揭示了这些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在作家笔下，即使贫农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坚定地同梁生宝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高增福、冯有万；也有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时代革命潮流的人。梁三老汉长时间对互助组持怀疑的态度，王二直杠至死也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他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也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种阻力。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农村各个阶级、阶层、家庭、邻里以及党组织内部各种思想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思想性格冲突，有的表现在行动上，有的表现在思想上，也有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变化上。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铺展这幅历史画卷时，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跟土改运动不同，土地改革可以用政治强制手段，剥夺地主的生产资料，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主要和大量反映在人民内部。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和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观念的束缚，只能靠教育的方法。因此，小说没有去写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没有制造轰轰烈烈的斗争大场面，而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买稻种”、“新法育秧”、“进山割竹”等一系列“生活故事”，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在农村社会生产方式面临着历史性变动时，我们只有积极地发展生产，创造一种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优越的生产方式才能吸引农民自觉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创业史》通过真实展示生活的具有魅力的艺术手段所揭示的这个深刻的思想，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使它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更能经住历史的检验。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人物形象 小说《创业史》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小时讨过饭，长大熬过长工，解放前在荒山野岭当过“地下农民”，跟继父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正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在革命的征途上退了坡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并没有把他写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面嫩口拙，爱情生活上更是缺少勇气和机智。但是，听党的话，热爱社会主义，富有牺牲精神，是他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小说抓住他的性格中这一最主要特点。着重描绘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实有力的行动。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这件事比郭世富楼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人们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粮食增产措施上来了。此一举使郭世富深为不安，他想：“没想到让他小子跑到咱前头去了！”“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显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行动，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重重波澜，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小说还通过“买稻种的路上”、“和增福夜谈”等章节“对梁生宝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展现了他的崇高的心灵美。他决心把自已的一切部献给党的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他认为“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作者创造这个农村新人形象，自然有其坚实的现实根基。尽管作者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有意对人物作了净化的处理，略去了这个年轻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象的可信性。但是，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于进取、坚忍不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注重求实的作风，确实曾经有力地吸引了许多读者。尤其是作者对陕西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精细把握，更有助于他使这一形象保持着感人的魅力。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最大的梦想是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所以，当社会生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革时，他一时是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这是他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因袭重担的农民的保守性所决定的，另一面，他又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被剥削过的痛苦的记忆”，“受压迫的心灵”，使他“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作者相当精彩地描写了这个矛盾着的双重性格，并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他先是反对互助组，接着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了怀疑，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儿子的道路是对的，站到了合作化运动的一边。梁三老汉这样的曾经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独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时思想性格的转变，及其心灵上经历的艰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示得如此完整、细腻、入木三分和震撼人心，确实令人惊叹，可以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 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他虽然精明强干，头脑灵活，但只顾个人私利，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使他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他明明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却装腔作势、强词夺理、指手划脚、咄咄逼人一派家长作风。小说通过他自己的言与行、他的言行与梁生宝的言行的生动对比，把他的这种思想性格揭示得十分深刻、鲜明。这个形象告诉人们：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找出路，就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的共产党员如下认真改造思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最终也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精明谨慎。他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搞的是“合法斗争”，姚士杰这个富农分子则跟新社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他表面“老实”、“积极”，内心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暗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 此外，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是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以相互不能取代的地位，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题材及结构 《创业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概括，从广处着眼，向深处突进，具有史诗的特点和规模。 在题材的处理上，小说把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作品描写的重心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题材本身的历史深刻性的挖掘上。《创业史》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种思想的斗争，艺术的触角既触及到了农村中那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伸进了蛤蟆滩草棚院里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角落；既展现了运动的滚滚向前的主流，也揭示了它的支流、暗流和逆流；既写了人们的政治立场，也写到了人们的思想动向和心理状态。无疑这是对生活的很有深度的反映。同时作家又以历史家的眼光开拓了题材的广度：一方面通过“题叙”以及人物生活史的介绍，把蛤蟆滩的现在同蛤蟆滩的过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郭世富黄堡镇卖粮、改霞进工厂等情节，把蛤蟆滩的斗争，跟当时全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起来。这样，蛤蟆滩的斗争就有了一个十分广阔的背景，读者能够从历史的联系中看到它的位置，从全局的联系中看到它的意义，历史的深度同广度达到了统一。 在人物的描写上，小说表现了宽阔的艺术视野。作家笔下的人物很多，几乎包括了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典型。这些众多人物把社会生活面铺展得很广。同时，作家又特别注意揭示各种人物的独特性格、独特命运形成的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使每个人都有一部生活史。通过对人物的这种有深度的描写，读者就能理解他们在现实斗争中何以如此表现，并且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如由于梁三老汉解放前有一段悲惨的创业史，土改后又产主取得四合院长者地位的梦想，那末他在合作化运动面前踟蹰不前，跟私有制观念决裂得那么艰难，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又如通过素芳极为特殊的悲剧命运，以及对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受着封建宗法家长制禁锢的描写，就有力地揭示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关系。在这里，人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就联系起来了，增加了作品的含量和厚度。 在结构的安排上，按照史诗规模的要求，《创业史》采取了多卷式的布局。第一部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题叙”与“结局”。“题叙”为行将开始的斗争提供了背景，“结局”在第一部与第二部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者叙述了生活的源头，后者显示了生活的去向，这就使第一部既是一个独立的艺术整体，又是历史长河中一个还要发展的生活阶段，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在严谨的结构安排上得到了落实。 《创业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有些章节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冗长，造成了情节的发展阻滞迟缓。但从整体来说，《创业史》不失为思想与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统一的巨著。

[1] 邱世华.Linux操作系统之奥秘.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2] 柳青.Linux应用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 社大鹏《Red hat Linux因特网服务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4] 林慧琛《Red hat Linux服务器配置与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 [5] 岳浩《Linux操作系统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 [6] 麻志毅.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7] 胡崧. HTML 从入门到精通[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8] 陈会安. JavaScript 基础与实例教程[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9] Michael kofler. MySQL 5权威指南[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10] 郑人杰，马素霞，麻志毅著. 软件工程.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11]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作者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人。1936年在西安主编《学生呼声》，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著；1938年赴延安，任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米脂县基层乡政府文书；1949年后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52年赴长安县乡村插队务农，后作长安县县委书记。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创业史》 《铜墙铁壁》（一九五七年纪事），短篇小说《地雷》《待车》，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等。 《创业史》，1960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