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相关的论文参考文献

端砚即用广东省肇庆七星岩石料制作成的砚台。正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之一的砚是端砚。端砚在古代常作给皇帝的供品，产地肇庆古代叫端州，来自端州的砚台，以地名称--端砚。端字没有特殊意义，只是地名而已。

产于端州，所以叫端砚。古称肇庆一带为端州府。

肇庆古称端州，其出产的砚台称为端砚。端砚自初唐问世以来，一直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并得到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珍爱。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端砚在中国文房四宝中所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它对传播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明有陆公庐峰者，于京城待用。尝于市遇一佳砚，议价未定。既还邸，使门人往，以一金易归。门人持砚归，公讶其不类。门人坚称其是。公曰：“向观砚有鸲鹆眼，今何无之？”答曰：“吾嫌其微凸，路值石工，幸有余银，令磨而平之。”公甚惋惜。盖此砚佳处即在鸲鹆眼也。编辑本段译文

明朝有一位叫陆庐峰的人，在京城等待朝廷任用。他曾经在集市上遇到一块上好的砚台，价格有争议没有定。到了邸府后，让仆人前往，用二十两银子把砚台买回来。仆人拿着砚台回来了，陆庐峰觉得它不像原来的砚台而感到惊讶。仆人坚持说就是这个砚台。陆庐峰说：“先前的砚台有个‘八哥眼’，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仆人回答说：“我嫌弃它有一点凸，路上正好遇见石工，幸亏有剩余的银两，叫他打磨一下使它平整了。”陆庐峰十分惋惜。这个砚台的价值就在于这个八哥眼。

有篇文言文将某个人很爱砚台，又很有节制，只收藏几块普通的砚台就知足。

这篇古文的题目是《砚室记》，作者是明代的陆树声。原文如下：余性寡嗜好，自为史官，蓄一端砚。

及官南雍，得一砚，歙石也。已前后得石，属工理之，凡得砚者十，曰：“蓄此足矣，越十吾无取焉。”

因自号十砚主人。椟藏之，题曰砚室。

间一出之，置几上，兀傲相对。客有规余好之癖者，余曰：“癖此不犹愈于癖他好乎？”异日，客有具辨眼者，视之，举非佳品也。

余曰地：“客知余癖砚矣，宁庸以佳品为癖乎？且昔之论砚者多矣，自欧阳永叔蔡君谟洪景伯推龙尾良者出端石上，而苏子瞻至列以牛后，乃复为罗文作传，岂物无定论，其轻重一出士人之喙耶？双安知余所蓄之果佳乎否乎也？如使余嗜而取必于佳，则珍玩殊品，世不有万于砚者乎？夫珍玩殊品，非有力者不能致，而往往规夺所好于他人，故不以移余之嗜。独余材薄无文，知嗜矣，不能为之重。

他日，璋子学书，出其一授焉，曰：“俟汝能书，吾将举全室畀之。”有问者曰：“此余家青毡也，惟勿以籝金例之。”

《砚眼》全文和译文

明有陆公庐峰，于京城待用。尝于市遇一佳砚，议价未定。既还邸，使门人往，一金易归。门人持砚归，公讶其不类。门人坚称其是。公曰：“前观砚有鸲鹆眼，今何无之？”答曰：“吾嫌其微凸，陆遇石工，幸有余银，令磨而平之。”公大惋惜。

明朝有一位陆公庐峰，在京城等待朝廷任用。曾经在市集上遇到一块上好的砚台，价格有争议没有定。已经到了官办的旅馆了，差使仆人前往，用一两银子把砚台买回来。仆人拿着砚台回来了，陆庐峰对它不像原来的砚台感到惊讶。仆人说是这个砚台。陆庐峰说：“先前者砚台有八哥眼，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仆人回答说：“我嫌它有一点凸，路上遇见石工，幸亏有剩余的银两，叫他打磨使他平整。”陆庐峰大为惋惜。

原文

明有陆公庐峰者，于京城待用。尝于市遇一佳砚，议价未定。既还邸，使门人往，以一金易归。门人持砚归，公讶其不类。门人坚证其是。公曰：“向观砚有鸲鹆眼，今何无之？”答曰：“吾嫌其微凸，路遇石工，幸有余银，令磨而平之。”公大惋惜。盖此砚佳于鸲鹆眼也。

译文

明朝有一位叫陆庐峰的人，在京城等待朝廷任用。他曾经在集市上遇到一块上好的砚台，价格有争议没有定。到了邸府后，让仆人前往，用一两银把砚台买回来。仆人拿着砚台回来了，陆庐峰觉得它不像原来的砚台而感到惊讶。仆人坚持说就是这个砚台。陆庐峰说：“先前的砚台有个‘八哥眼’，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仆人回答说：“我嫌弃它有一点凸，路上遇见石工，幸亏有剩余的银两，叫他打磨一下使它平整了。”陆庐峰大为惋惜。

明有陆公庐峰者，于京城待用。

尝于市遇一佳砚，议价未定。既还邸，使bai门人往，以一金易归。

门人持砚归，公讶其不类。门人坚称其是。

公曰：“du向观砚有鸲鹆眼，今何无之？”答曰：“吾嫌其微凸，路值石工，幸有余银，令磨而平之。”公甚惋惜。

盖此砚佳处即在鸲鹆眼也。编辑本段译文 明朝有一位叫陆庐峰的人，在京城等待朝廷任用。

他曾经在集市上遇到zhi一块上好的砚台，价格有争议没dao有定。到了邸府后，让仆人前往，用二十两银子把砚台买回来。

仆人拿着砚台回来了，陆庐峰觉得它不像原来的砚台而感到惊讶。仆人坚持说就是这个砚台。

陆庐峰说：“先前的砚台有个‘八哥眼’，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仆人回答说：“我嫌弃它有内一点凸，路上正好遇见石工，幸亏有剩余的银两容，叫他打磨一下使它平整了。”陆庐峰十分惋惜。

这个砚台的价值就在于这个八哥眼。

《谢人墨》年代： 唐 作者： 齐己 珍重岁寒烟，携来路几千。

只应真典诰，消得苦磨研。正色浮端砚，精光动蜀笺。

因君强濡染，舍此即忘筌。 毕履和惠端砚余以大歙砚报之佐以一诗》 年代： 宋作者： 陈鉴之 履和惠端砚，玉质马肝色。

我有大砚卧蚕纹，元是新安龙尾石。持以答佳贶，聊尔见此心。

极知不是双南金，未足报君绿绮琴。我得履和砚，清润如履和。

天然粹德非琢磨，秋江印月平不波。君刚甫砚，朴钝若刚甫。

不能轻捷随人后，默默寒窗守愚鲁。端砚入手喜有余，展开古帖聊学书。

大砚知君不负渠，墨池飞出北溟鱼。 端砚1.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与甘肃洮砚、安徽歙砚、山西澄泥砚齐名。

2.端砚（duān yàn）出产于唐代初期端州（今广东肇庆）。 3.端砚的历史悠久，石质优良，雕刻精美。

端砚、歙砚和洮砚，素来有"三大石质名砚"之美誉。 4.端砚石出产在广东省肇庆市东部的烂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西起小湘峡，东至鼎湖山）的北岭山一带，尤以老坑、麻子坑和坑仔岩三地之砚石为最佳。

“与砚有关的学术论文、古诗词、文言文之类的文章”不少，这里仅就成语“磨穿铁砚”，简介铁砚。

磨穿铁砚 móchuān-tiěyàn

把铁铸的砚台都磨穿了。比喻读书用功，有恒心。

◎宋·陆游《寒夜读书》诗：“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抄那计年。”

◎坐破寒毡，磨穿铁砚。 ◎元·范子安《竹叶舟》第一折

◎动宾式；作谓语；含褒义。

铁砚是西汉时以铁铸造的一种金属砚台。

砚台是我国古代文房四宝—，即：纸、墨、笔、砚。砚台的主要作用是研墨，将墨锭研磨成墨汁。砚台还可以调剂毛笔的含墨量或调整毛笔的笔锋。砚台的材质有：石砚，瓦砚，铁砚，锡砚，玉砚，象牙砚，竹砚等。铁砚是其中一种。中国最有名的四大名砚为：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

铁铸的砚台，晋.王嘉 《拾遗记·晋时事》：“﹝ 晋武帝 ﹞即於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 于阗国 所出，献而铸为砚也。” 元 王实甫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 胡怀琛 《宝剑篇》：“曷去化铁砚，静默而宁康。”参见“ 磨穿铁砚 ”。

铁砚，金属砚之一种。西汉时始以铁铸砚，故称铁砚。《徐氏笔精》中载：“洪崖先生欲归河内，舍人刘守璋赠以扬雄铁砚。以铁为砚始自扬雄。”晋时仍有铁砚的制作，前秦王嘉《拾遗记》中载：“张华造《博物志》成，晋武帝赠青铁砚，此铁于阗国所贡，铸铁为砚也。”五代时青州铁砚名扬一时，其砚有柄可执，发墨颇佳。《新五代史·桑维翰传》中载：“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佗仕’卒以进士及第。”青州铁砚由是著名。后人遂引用铁砚一词，说明学习刻苦，志在必成的哲理。南宋陆游《寒夜读书》中载：“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抄那计年。”元范尔安《竹叶舟·楔子》中载：“坐破寒毡，磨穿铁砚。”

“与砚有关的学术论文、古诗词、文言文之类的文章”不少，这里仅就成语“磨穿铁砚”，简介铁砚。磨穿铁砚 móchuān-tiěyàn把铁铸的砚台都磨穿了。比喻读书用功，有恒心。◎宋·陆游《寒夜读书》诗：“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抄那计年。”◎坐破寒毡，磨穿铁砚。 ◎元·范子安《竹叶舟》第一折◎动宾式；作谓语；含褒义。铁砚是西汉时以铁铸造的一种金属砚台。砚台是我国古代文房四宝—，即：纸、墨、笔、砚。砚台的主要作用是研墨，将墨锭研磨成墨汁。砚台还可以调剂毛笔的含墨量或调整毛笔的笔锋。砚台的材质有：石砚，瓦砚，铁砚，锡砚，玉砚，象牙砚，竹砚等。铁砚是其中一种。中国最有名的四大名砚为：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铁铸的砚台，晋.王嘉 《拾遗记·晋时事》：“﹝ 晋武帝 ﹞即於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 于阗国 所出，献而铸为砚也。” 元 王实甫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 胡怀琛 《宝剑篇》：“曷去化铁砚，静默而宁康。”参见“ 磨穿铁砚 ”。铁砚，金属砚之一种。西汉时始以铁铸砚，故称铁砚。《徐氏笔精》中载：“洪崖先生欲归河内，舍人刘守璋赠以扬雄铁砚。以铁为砚始自扬雄。”晋时仍有铁砚的制作，前秦王嘉《拾遗记》中载：“张华造《博物志》成，晋武帝赠青铁砚，此铁于阗国所贡，铸铁为砚也。”五代时青州铁砚名扬一时，其砚有柄可执，发墨颇佳。《新五代史·桑维翰传》中载：“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佗仕’卒以进士及第。”青州铁砚由是著名。后人遂引用铁砚一词，说明学习刻苦，志在必成的哲理。南宋陆游《寒夜读书》中载：“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抄那计年。”元范尔安《竹叶舟·楔子》中载：“坐破寒毡，磨穿铁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