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爱情观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本科开题报告是写毕业论文的第一个任务.其作用是阐述论文选题依据,以及讲述初步构思的实验思路。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聊斋志异》价值浅谈

课题内容(包括课题的现实意义、目前该领域国内外发展趋势、研究的重点及拟突破的难点等)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小说，电视或电影都选用了《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如《画皮》、《婴宁》、《倩女幽魂》等，为广大民众所津津乐道。正是由于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借助了现代的电视电影等媒介的传播，再一次把《聊斋志异》推向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本课题的研究意在通过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一文言小说的思想文化价值取向和艺术手法方面的分析，向读者浅显的阐述《聊斋志异》的价值。

二、研究的内容及可行性分析

本人研究的是《聊斋志异》思想价值取向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方面取得的超越性成就。通过调查研究，《聊斋志异》不仅在国内流传甚广，而且在十八世纪中期就开始向国外流传，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力巨大，是迄今为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翻译成外文语种最多的一部小说。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取得的成就是其他古典小说无法比拟的。从这些成就中，可以对这部小说的价值进行研究。

三、论题的研究方法：

1.通过查阅文献等途径，进一步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

2.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了解人们对《聊斋志异》的熟悉程度及为什么喜爱这部作品，作出分析。

四.论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措施和建议：

近30年来，很多学者对《聊斋志异》价值的研究，无论是从它的思想价值方面，还是小说理论价值方面及其传播价值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的成就。本次课题研究的关键是要打破人们对《聊斋志异》的传统认识，只认为它纯粹是一部“鬼书”，满篇的鬼故事，要引导读者从《聊斋志异》的思想文化价值取向和艺术手法创新方面去认识这部小说的真正含义。这也是我探究的主题，我希望自己能通过此次的探究学习能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功底。

五.论文的进度安排：

年3月围绕选题收集材料。

年4月撰写初稿。

年5月修改完成。

六、论文的写作提纲：

本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思想文化价值取向的超越：1、追求一种讲公理、讲公道的公平政治，揭露封建吏治的黑暗，统治者的无耻，讴歌人们的反抗精神。2、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强烈抨击这种制度的弊端就在于不注重实效，导致颠倒黑白。3、在爱情观上，热情赞扬争取婚姻自主的女子。4、《聊斋志异》中不时出现的哲理性警句，表达的理想、情感、哲理和实想。二、艺术手法的开拓创新：1、在人物描写上发生了质的飞跃，把小说的故事体发展为人物体。2、加强并发展了环境描写。3、刻画人物开始注重个性和细节的描述，出现了传神的心理描写.4、《聊斋志异》的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日常生活素材“化平淡为神奇”的处理技巧。

七、主要参考文献：

[1] 黄祖民. 《聊斋志异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版

[2] 施国 海童 《蒲松龄》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

[3] 罗宗强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4]游国恩. 《 中国古代文学史(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四、指导教师意见：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唐代友情诗赏析》

写作意图：

友情诗，是建构在离别、怀念、追悼情境下的抒情言志之作。唐代，达到国家规模的空前统一，从贞观到开元，“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文人的共同风尚，“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建功报国成为文人的政治理想，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使许多文人墨客成为挚友，如李白与杜甫、韩愈与孟郊等。传统的友情诗在盛唐特有的时代文化中，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蔚为壮观，并涌现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友情诗显透盛唐人广阔的心灵境界，不论在内容、技巧与风格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开拓与创新，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这一中华文化史上的瑰宝值得我们去研究。

本论文的前沿观点：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在一切艺术里，诗的艺术占着最高的等级。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上下五千年,连绵不断留下了灿若星河的诗歌。在诗史发展中，唐诗为一代文学之标志，进入我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唐代诗坛以百花齐放、美不胜收的繁荣局面享誉千古。诗人辈出，巨星丽天;作品浩瀚，内涵丰富;风格多样，形式齐备;技巧成熟，流派纷呈;名篇佳句，传颂不衰。唐诗以高度成就和独特魅力，成为中华文明史上足堪自豪的瑰宝。

中国现代杰出诗人闻一多先生曾说：“一般人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诗。”而当你置身于唐代诗歌的海洋时，你就更知道了什么叫做陶然忘返。这是一个美仑美奂的世界，这是一个心声奏鸣的神殿。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东方缪斯们翩翩起舞;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远古吹来的醉人熏风……

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以描写友情为主要内容的唐代友情诗，可能不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但它却充分展示出人性的美好，人世间情谊的可贵。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宋.顾乐：“唐人多送别妙作。”(《万首唐人绝句选》)这些描写友情的诗中有真情，即诗人与朋友分别时的叮咛，身处异地时绵绵的思念，还有永远失去友人之后的酸楚。这些言愁悲别，慰人慰己的友情诗，结合友情给人带来的感情波澜和心灵震荡，以其淳朴的真情美而打动人心。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等方法来收集资料。

本论文的观点创新和介绍：

本论文拟从两大方面进行论述：

根据诗的思想内容，唐代友情诗大体上可分为送别、怀远、追悼三类。 诗人们在抒发心中这些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

文献综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民族。崇尚友道、珍惜友情，是我们优秀的民族精神之一。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儒学大圣人孔子，在其经典著作《论语》第一篇《学而》篇的第一条便这样说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把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看做是人生十分快乐的事，这集中体现了对友道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友情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友情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友情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唐人送别诗色彩缤纷，情深意长，成绩显著，意象使用的个性化是主要因素之一.，不同的诗人，受理想愿望、个性气质、情感类型、审美趣味等主体品质因素的影响，其诗歌在取向方面不尽相同。观照唐人友情诗中诗人取象与意象营造方面的特征，对于探寻诗人熔铸在意象中的深层意识，挖掘诗歌作品的文化内蕴，评价诗歌的美学风格，均不无裨益。

写作计划：

1、2007年9月2日至9月12 日 查阅有关文献，收集资料

2、2007年9月13日至9月15日 拟订论文题目

3、2007年9月16日至9月26日 撰写论文写作提纲

4、2007年 9月27日至10月30 日 撰写论文初稿

5、2007年11月1日至11月18 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

6、2007年11月19日至12月30 日 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

前准备

7、毕业论文答辩

参考文献：

《唐诗三百首》[清]孙洙 编选 山西古籍出版社

《唐诗十三论》吴湘洲 著 学苑出版社

《唐诗审美十论》刘洁 著 民族出版社

《唐代送别诗一向营造的个性化》李英 著 北方论丛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二》

《试论唐代送别诗》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年05期

《唐代送别诗刍议》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04期

蔡静波《中华活页文选》 中华书局

《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二）从生活实际和真情实感出发反映现实。这个问题当然主要是就《国风》和其他优秀作品而言。创作的出发点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原则和特点密切相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是东汉的何休，他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但是，作出较为深刻而系统论述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由先秦时代至齐梁，在文体上由诗而辞赋，由散文而骈文；在文风上由要约而淫滥，由质朴而华靡，这引起了他对创作出发点的思考，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他将二者作了对比论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认为“三百篇”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志思”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既有真情实感和充实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而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这里，刘勰实际巳经触及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方面。由于“三百篇”是“为情造文”，所以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即使是十分单纯的诗歌，如《周南·芣苢》这样一首采摘车前子的劳动歌，也自有其难以企及的绝妙诗意。王夫之说它“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话》卷一）所谓“自然生其气象”，方玉润有过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诗经原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喜怒哀乐皆发自内心，如实写来，而不斤斤于外在形式的华美，赋予“三百篇”以淳朴自然的美质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正是《诗经》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三）抒情的方式和特点。“三百篇”中，特别是《国风》中多抒情诗，因此，其抒情特点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两点：（1）主客观相结合，情与义相统一。抒情诗主要是通过抒发主观情怀来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从而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映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一般说来，“三百篇”不作抽象的抒情，而常常是在对客观物象的描述中，在情与义的统一中，比较自然地完成抒情的过程，从容地达到抒情的目的。杨慎《升庵集·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杨慎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三百篇”“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含蓄”之处，道出了寓主观情怀于客观描写之中，这确实是“三百篇”重要的抒情特点。明清之际贺贻孙《水居田遗书·文集》所谓“‘三百篇’惟不言理，故理至焉”，说得也是这个特点。关于情义关系和情景关系，刘熙载《艺概》说得更加清楚，他引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下，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他不但指出了《诗经》寓义于情、寓情于景的抒情特点，而且指出了这种抒情方式比抽象抒情的优长。（2）诗中直接议论，斥责邪恶。“三百篇”在指斥奸佞当道、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时，有时直接议论，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愚，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夫，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诗人面对邪恶势力，愤怒之情不可抑制，自然流注笔端，形成了直接议论、指斥的抒情特点，这是不同于前边所说的将主观感情寓于客观描写的另一种抒情方式。王夫之对这种抒情方式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无所畏惧，无所规避，其“光昭之志”可与日月同行。王氏之说不受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表现出杰出的见地和胆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四）关于形象塑造和艺术描写。关于“三百篇”的形象塑造，前人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形象完整统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他还认为《郑风·将仲子》等诗皆浑然整体，“意藏篇中”。《诗经》虽分章而咏，但绝不是各章彼此孤立，自为起结，更不是形象破碎割裂，词语堆砌，而是气脉贯通，浑然成章，意转处韵联，韵转处意属，塑造出难以句摘的完整形象；其次是形象塑造的角度灵活多变。王夫之认为《小雅·出车》是征人自叙之词，“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姜斋诗话》卷一）所谓“影中取影”即设想对方而出现的画面，全是想象之词。方玉润《诗经原始》注意到《周南·卷耳》也具有这一特点：“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思想其劳苦之状，末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这种写法角度新颖，便于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着笔，达到曲尽人情的目的。另外，“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姜斋诗话》卷一）在形象塑造上也是别具新意，同为“三百篇”之创格。关于《诗经》艺术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前人早已注意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张戒《岁寒堂诗话》：“‘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这些都总结出《诗经》描写形象具体、生动鲜明，抓住特征，传神写照的特点。（五）关于《诗经》的句式和结构。最早论及《诗经》的句式和结构的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后成伯玙《毛诗指说》等也有论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周南·麟之趾》篇）、‘江有犯’（《召南·江有犯》篇）之类，五言如‘维以不永怀’（《周南·卷耳》篇）、‘谁谓雀无角’（《召南·行露》篇）之类，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周南·卷耳》篇）、‘政事一埤益我’（《邶风·北门》篇）之类，七言如‘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篇）、‘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篇）之类，八言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魏风·伐檀》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篇）之类，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豳风·七月》篇）、‘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大雅·洞酌》篇）之类，则皆间见杂出，不以成章，况成篇乎？是诗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覆磋叹咏歌之趣者居多。”[1]这里不只是谈了“三百篇”的句式特点，而且涉及到诗章结构的特点，是重章迭唱的复沓结构。（六）关于《诗经》的韵律。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开始研究《诗经》的用韵，而首先发现《诗经》用韵之法的是清代顾炎武，他的《诗本音》即通过“三百篇”之章句，求古韵之分合。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有研究。孔广森《诗声分例》列《诗经》有偶韵例、奇韵例、偶句从奇韵例等二十七例。此外，古人早已注意到双声叠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有余音回旋之美，这也是《诗经》韵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集》和《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中对此有集中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诗经》在艺术风格、诗歌形象、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方面的一些特点。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艺术技巧、艺术方法等艺术形式范畴自身，而未能将它们与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特点、诗人的思想立场、作品内容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结合或联系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和综合的分析，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作为艺术成就研究，这些诗话式的随笔和断想，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严格的系统性和概括性。“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变化。现将“五四”以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特点总结如下：“五四”以后至今，《诗经》艺术成就研究，有些是历史上所没有触及的，属于新的发掘和开拓；有些是在历史成果基础上的继续，属于研究的提高和加深。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多论者在分析《诗经》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现实的本质的时候，都能密切联系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联系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僧感情，说明《诗经》真实地反映生活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原因。“古代劳动人民虽然还处在生产力发展较低的历史阶段，但由于他们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就逐渐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善恶，发现事物的特征，并且通过口头语言和歌舞场景表现出来。”[2]这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和前提，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其题材都会具有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性。《诗经》中的叙事史诗和情诗、叙事诗正是这样。但是它们“并非全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对其素材经过不同程度的选择、剪裁、集中和概括的，因而也都具有典型性”。[3]所以，《国风》中的抒情诗尽管很短小，但是由于从生活本身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总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事物和生活场景的描述，突出生活或人物的某一侧面和特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抒写作者的感情和认识，体现了题材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这些诗歌“不失为概括抒写的好诗”。[4]（二）《诗经》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观点。到目前为止，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主要集中在研究它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例如由很多诗歌所咏唱的美女、美男子都具有“硕大”、“硕”的特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古时代人们审美趣味的历史具体性。《诗经》所赞美的猎人都是勇敢慓悍、敢于同猛兽搏斗的英雄，他们具有无限的力量和战胜大自然的信心，充满了昂扬乐观的情怀。如果说《诗经》对人的外形美的咏唱实际是歌颂了“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马克思语）的美的话，那么，它热烈咏唱猎人、歌颂粗犷、刚劲的运动的美，则是“向我们展示了上古人们对生活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地与自然搏斗的毅力”。[5]这种审美趣味产生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奴隶制社会，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又如《周南·关雎》歌泳的“窈窕淑女”，外形美而不轻佻，内心美而不严峻，“曲折说明了诗中的男主人公在物色对象时所坚持的美学标准是全面的”，他对待爱情，“既不矫情，也不违理，因而保全了一种健全的人格”。[6]而这“正是那一时期的民情世态在文学艺术中的真实反映”。[7]《诗经》的美学理想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把握作品的审美特征可把艺术分析引向广阔的前景，有助于问题的深化和升华，有些论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由于《诗经》的美学探讨起步较晚，直到目前还仅仅处于摸索阶段，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尚未展开，所以更有赖于学者们的加倍努力，去填补这项空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课题。（三）活灵活现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塑造诗歌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成功是《诗经》的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之一。学者们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同是写弃妇，《卫风·氓》主人公悲愤决绝，《邶风·谷风》主人公则哀怨痴情，同是写男女相思，《唐风·葛生》的主人公经受着生死隔绝的苦痛，孤苦凄惨，具有浓重的悲剧气氛，而《邶风·静女》的主人公虽然经受着时间的折磨，焦急烦躁，但却充满了期待的幸福与喜悦，笼罩着喜剧的色彩。各有其鲜明的人物特征。至于《周南·芣苢》的热烈流转，《魏风·十亩之间》的悠闲从容，《豳风·七月》朴素自然的叙述，《小雅·无羊》形色俱备的铺阵，都是非常个性化的。在对诗歌艺术形象的分析方面，栾勋的《试论（关雎>》[8]一文是颇具特色的。他认为这首诗写君子对淑女的倾慕，先写君子对淑女的美好印象，次写他的执意追求，再写长夜难眠的相思心理和“辗转反侧”的动作，表现相思之苦已达顶点。“如果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写下去，文情势必难于生发。于是回波逆折，于低沉中忽起高昂之调，荡开去写他的美好的愿望……妙在这一切写得真实可信，绝非为文而造情。我们在一片文情起伏变幻之中，亲切地感受到了男主人公既有热烈的情感又有清醒的理智，而且是一个充满美好愿望的乐观主义者。当着他的情感与理智发生冲突时，理性制约了情感，而在极度痛苦中激发起来的美好愿望有力地反映了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一切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坚强性格。”文中的论断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抓住主人公心理的曲折变化和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努力去把握诗歌形象的具体性质和特点，都是应当肯定的。（四）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手法。关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他们的意见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通过丰富的联想，加以艺术夸张，开拓意境，强化感情，使诗歌形象鲜明突出，增强艺术魅力。如《王风·采葛》、《卫风·河广》等。（2）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以虚拟或推测的方法，以虚代实来虚构情节。如《周南·卷耳》、《魏风·陟姑》等。运用这种表现手法的诗歌多具有构思巧妙、意境阔大的特点，因而更显得内涵蕴藉、深微，给人以真切的艺术感受。（3）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以及细节刻划来塑造诗歌形象，抒发主观情怀。如《郑风·女曰鸡鸣》、《邶风·静女》、《陈风·泽陂》等。（4）将主观情怀与客观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构成典型意境，以环境景物衬托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如《王风·君子于役》、《秦风·蒹葭》等。（5）对人物不作正面的勾画和描绘，而迂回回到侧面，集中从美的效果方面来渲染和暗示其特征，这样可以以最经济的笔墨表现尽量丰富的内容。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等。由于运用了这些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很多诗篇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精炼生动，细致委婉地表现分复杂微妙的感情。（五）《诗经》的结构艺术：复沓和“重章互足”。关于《诗经》的复沓结构《毛传》和《集传》已有朦胧认识，这从它们的说诗可以看出。不过，它们都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论断。最早正式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五四”以后的“古史辨”派。他们考察了《诗经》的结构特点，正式提出了“重沓”、“重奏复沓”、“复叠”的概念。但在具体认识上彼此有很大分歧：顾颉刚认为复沓“不是歌谣的本相”，[9]完全是音乐的关系，各章的意思相同，只是换了几个字。魏建功和钟敬文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复沓各章有意义的不同，如程度的深浅和次序的进退。[10]复沓各章在意义上有什么关系，“重章互足”说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研究的是钱钟书和黄焯。这个概念由黄焯首先提出。所谓“重章互足”是指把一个完整的意思分置于复沓的各章之中；读诗时须将各章相互参照而为补足，使意义复归完整。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情况：将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分置于各章中，如《周南·芣苢》；将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分置于各章中，如《齐风·卢令》，将同一事物的整体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葛藟》；将事物的原因、结果或条件、推论分置于各章中，如《召南·行露》；将协韵同义词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黍离》；将事物的必然关联分置于各章中，如《小雅·鹤鸣》。这种方法有以下作用：“从篇章上讲，它可以使结构紧凑匀称，复沓回环；从词语的运用上讲，它表现为用词的灵活丰富，多姿摇曳，从语法上讲，它能使句式变化多样，错落有致；从修辞上讲，它既受音律所限，又能使韵味自出，它既省略了某些成分，但又能造成句子成分的相互包容。”[12]自“重章互足”说提出之后，其名称虽未见普遍采用，但其内容已被广泛接受。此说道出《诗经》结构艺术一个重要特点，已成不刊之论。（六）《诗经》的语言特点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特别是《国风》的语言是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乐官的加工锤炼而成的规范化的文学语言。所以它既有民间语言的朴素、明快，又有“雅言”的典丽、严整。它准确、鲜明、生动，丰富多彩，表现力强。据统计，仅是表现手的动作的字就有五十多个，各类名词和形容词就更是不可胜数了。形象的描绘和传神的写照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抽象的事物如感觉等也能通过比喻性的词语予以形象的表述。当时通行单音词，但是《诗经》却提炼出很多双音词和四字词组（很多发展成后来的成语）。这些词语词义明确，彼此界限清楚，富于艺术表现力，早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比较活跃的组成部分。《诗经》用韵也比较自由，用韵与否随内容的需要而变化，韵位有三种不同情况：“停头”、“停身”和“停尾”。加上灵活多变的语气词的运用，使“三百篇”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律和谐悦耳，优美自然，高低变化，舒缓自如，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值得注意：（一）一般说来，对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不作孤立静止的考察和研究，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历史背景、诗人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内容进行辩证的分析，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局限性。如论证《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能从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寻找主观原因；论证《诗经》的审美特征能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予以说明，结合内容研究《诗经》句式的特点；注意《诗经》的语言对汉民族语言发展的作用等。（二）既注意研究细微之处，更注意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建国后的研究注重从整体上作宏观的考察，克服传统研究之不足。如从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阐明诗歌形象的塑造和诗歌意境的构成及动态描写、以虚代实在诗歌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又如“重章互足”的发现也具有普遍性，运用它可以解决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探索《诗经》艺术特点的统一性。《诗经》的取材、描写、比兴方法和艺术概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人从这方面予以阐明并与浪漫主义方法相对比，加深和开拓了研究的深广程度。（四）开展了比较研究和美学欣赏的分析。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不但将《诗经》中的某些篇章相互比较，而且将它们与后代诗歌以致小说、戏曲、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如将《周南·汉广》、《秦风·蒹葭》与古罗马桓吉尔的诗歌、德国古代民歌以及但丁的《神曲》相比较，显其精微之义，有助于人们认识《诗经》的特点。对于《诗经》某些篇章的美学赏析也已经开始，这是人们试图从微观上把握《诗经》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作的尝试性努力。注释：[1]“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诸句断句欠妥，分别似应断为：“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37页。[3]蔡守湘等《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武汉大学学报》1981、1）。[4]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54页。[5]修森等《<诗经>对人体美的描写》（《江汉论坛》82、6）。[6][7]栾勋《试论<关雎>——<诗经>美学思想札记》（《美学评林》第一辑）。[8]《美学评林》第一辑。[9]见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10]分别见魏建功《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杳》和钟敬文《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11]分别见钱钟书《管锥编·笔诗正义》和黄焯《诗义重章互足说》（《武汉大学学报》1959、6）和《诗说》一书的有关部分。[12]曹文安等《说<诗经>“重章互足”法》（《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2）。

感受古典的爱情美内容摘要：如今的语文教学中已无法回避“爱情”这个词语，如果能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去领悟，去发现这一玫瑰色的最美的乐章，对学生形成健康的爱情观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是有益的。关键词：古诗 爱情 探讨 情感体验近日，听了大众工业学校韦琴老师的一堂内容丰富，教法新颖的探索课。韦老师在讲授过程中大胆挑战爱情这个敏感的话题，通过让学生自由探讨有关的爱情诗歌，引导他们面对不同的感情和爱恋，如何去领悟真爱。这也是在学习古代诗词中关于爱情篇章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语文二期课改，我们应投入不一样的元素呢？由此我从本篇《迢迢牵牛星》谈起。“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经典的爱情诗。读来令人感慨不已，虽然它是个神话故事，可是那何尝不是世间的百态人生呢？那浅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可是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却不能骑着牛儿来往。咫尺之间，却无法倾诉衷肠，只能无言凝望。唯一可做的只能用一年来守望一日的相聚。若是无法相见是因为隔了万水千山，那么这种悲伤总还有个理由来消释，但是明明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边，这种无奈才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牛郎与织女惟有把爱深埋在心底，用无尽的泪水诉说着天上的悲情。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 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在牛郎与织女的眼中，那浅浅的天河，却要用两人的一生去渡过了。世间还有这样的苍凉么？我们一直感动着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二人虽然历经重重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也正是这样的坚贞感动了王母，打破了神仙和凡人不能相爱的定论，争取到一年一次的相聚。谁能说这样的爱情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呢？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为追求自由的婚姻而双双殉情，他们的死是对世俗礼仪的抗争，更是对忠贞爱情的捍卫。爱情是生活的多层面反映，对一首诗歌的别样理解，也是让学生不拘泥于爱情本身，而是从中透视社会，更全面的了解自身的心理素质，更深刻的理解爱情的价值的一种非常有益的探讨。翻开开启我国现实主义之先河的《诗经》，其首篇便是一曲爱情咏叹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些诗句极细腻地展示了青年男子追求爱情的心理和为了得到爱情的淳朴可爱的行为。汉乐府《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和，乃敢与君绝！”青年女子对爱情的誓言为天地所动容。唐时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表达了青年恋人之间至上的爱情境界，不用言语却可以自由沟通。 宋时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相思之苦。当然透过秦观的《鹊桥仙》，可以看出这位士大夫全新的爱情观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一反常人都渴求的耳鬓厮磨，长相厮守的心态。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有诠释不同的爱情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讲述了积极的人生追求。可见，诗人们用他们特殊的方式表达不同的爱情观和对情感不同的理解。爱情真是人间的一个难以破解的谜：有的人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的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的人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翻阅爱情经卷，品味爱情百味，就连以豪放坦荡著称的苏东坡居士也有首《江城子》，写尽了伉俪之间生死不渝的人间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每次品读东坡追忆亡妻的这首词，总是肝肠寸断，潸然泪下。十年后的某夜忽然梦到妻子正在小轩窗前梳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可是只能幽明相隔，“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后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李清照是南宋女词人，她的许多诗词秀丽中而略带几分悲凉，泪水漫溢词头诗尾，《武陵春》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夜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诈艋舟，载不走许多愁。”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避乱江南而死，到如今，时光流逝，景物依旧，可是亲人早已不在，忆往日夫妻恩爱，想日后孤单凄凉，欲哭无泪，欲语无言，如此心情，怎么不发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慨呢？尽管作者想寄情双溪春水，以解惆怅，但那满腹忧愁，区区一叶扁舟，怎么能装得下？李清照的伤心泪不同于多情女的相思泪，多情女泪洒为情人，待到相遇之日，还可化悲为喜，了却相思之苦。而李清照是为亡夫流泪，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可能再见到丈夫，这番泪水，人世间的相思泪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可见，引导学生品读诗歌中的爱情篇章，使学生徜徉在情感的历程中，留下一次难忘的爱情体验，并从中到一次人文主义的熏陶，也为解读更复杂的人生打下基础。爱情是人间最美妙的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主旋律，离开了爱情，许多文学作品就会黯然失色。对爱情题材的诗歌注意引导学生品读，带领他们了解不同时代的作品所揭示的爱的真谛。因此，在解读爱情题材的作品时，我们透过情感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接受更深刻的人文主义教育，最终形成健康的人格。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肩负着塑造人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创设一种民主的教学氛围，去引导学生探讨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和社会问题。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并使之最终发展健康个性，拥有健康心理，形成健康人格。

《诗经》是我国五千年文化长河中伟大的作品《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采，对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譬如社会的不合理，民间普遍的疾苦，人民对于虐政的讽刺等等。其中婚恋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1/3。”古人为什么把爱情、婚姻当作头等大事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都倚靠夫妻来战胜灾害，希望家庭和睦。娶妻是头等大事，妻子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家庭的未来。早期的《诗经》中描写初恋的爱情诗，其风格简明而朴素，大都描写男女从爱慕一直到幽会以及互赠信物的故事。这时的感情是纯洁的，充满幻想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芒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睢》，它描绘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在河边采择药菜，引起了一个男子的深深爱慕。作者采用了比兴的手法：在清浅的河上，看到水鸟雌雄依偎，希望有佳偶。由水鸟兴起求淑女的愿望。所谓比兴，并非诗人直接采取的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乃是采取诗意化的情景，作为思乡感情的媒界，由此产生联想，与主题合拍，使之典型化。诗中设想男子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用琴瑟和她联系感情，用钟鼓使她快乐。体现了淳朴而又高尚的情操。另外一首《邶风·静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共三章，每章四句，用“直陈其事”的写法，描写一对青年约期幽会的生动情景。全篇都出自男子的口吻。描写了静女与情人相见并送情人以信物的爱情诗。第一章写小伙子赴约等待对方时的急切心情。第二章写情人相见后馈赠信物，以加深感情。第三写静女赠送嫩草和男青年内心的喜悦。《静女》诗虽短，但格调明朗欢快，静女的顽皮、活泼，男青年的忠厚淳朴，他对静女所持的炽热情感，在这首优美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首《秦风·蒹葭》也是一首男慕于女的情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日希。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这首诗与上两首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前两首诗中男女主人公感情是热情奔放的。而在这首却给我们呈现出一对多情、矜持的情人形象。“以手去接之，以身融之，”“惆怅距离”，营造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却又心往驰之的精神境界，令诗意境明丽清幽，具有朦胧美，弥漫着淡淡的怅惘。可设想伊人所在地方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另一边，一名男子“溯洄从之”，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去追寻，期待可以到达其身边。可是道路太长，三面环水，伊人宛在水中央，隔水相望，不能促膝谈心。从而产生了幻像，一幅水面美人图。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美人在思恋者幻觉中，好象披上了一层镜花水月的轻纱，又仿佛一亭亭玉立的新荷含苞欲放。面对这样一幅图，你别无他想，只为诗中那位多情而又矜持，执着坚贞的爱情观所感动，发出由衷的赞赏之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道：“在水之湄”，此一句已重扣“溯游从之”。于是，在前加一“宛”字，遂觉点睛入神之笔，可以说，此篇最得风人深致。结构上也很有特色，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道：“其实首章巳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从，佳者多有余音。”当然，古代的婚恋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在婚姻道德等方面），直接产生的流弊就是大量弃妇诗的出现。如《邺风·柏舟》，《邺风·日月》，《邺风·谷风》，《卫风·氓》，《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华》等篇都是《诗经》中的弃妇诗。我们来看一下《氓》这首诗：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危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口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一篇充满悲愤控诉的弃妇自白的叙事诗。诗的层次,全按事态发展的经过安排：始而定约，继而成婚，继而任劳，继而遭辱，既而见弃，继而归家，乃至兄弟取笑，终乃自悼。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同时，从中感觉到女子强烈而复杂的性格变化：从一开始“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一直到后面“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感情由温柔可爱到痛苦伤心到失望绝别……这是令人深思的婚姻悲剧。在远古时代，就有这种薄情负义的事，深刻地说明了妇女地位从古到今都是属于从属的位置。女主人公在现实面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氓的用情不专，因此她并没有一味沉溺于痛苦的深渊里，而是振作起来，凭自已的勇气生活下来。体现了她刚强坚韧的性格。由此来看，《氓》又展现了女性精神发展可喜的一面，具典型意义。总而言之，《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比起我们现代婚恋作品充斥着低俗的肉欲，总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在当今日趋庸常的生活里保持一颗不死的诗心是非常有必要的。